第三节 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

近代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 工业革命不仅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是技术上的一次革命；而且影响到人们经济地位的改变，是社会关系上的革命。

新兴的工厂使用机器生产。建厂房，买机器，需要大量资本。工厂大量生产商品，雇工人，买原料，又需大量投资。从这个意义说，近代工厂是资本的产物，资本家就是这样占有生产资料的。在工厂制度下，工人进行生产。他们受雇于资本家，凭出卖劳力而取得工资，没有资本，不占有生产资料， 是无产者。随着工业的发展，产业工人的人数急剧增加。他们处境相同，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相同，作为一个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主要的和对立的阶级。对立的根子在于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英国煤矿中的女工和童工（1842 年前）

在工厂制度下，生产上的分工比工场手工业时期更细致，更专门。工人们分别在生产过程中一个小环节上工作，生产一个小部件，或者仅在一个小部件上加工，因此只掌握那一部分技术，而且工作单调。工人们操纵机器， 却往往又是机器的附属物。资本家常常因此大量雇用童工、女工，排挤成年男工，加重剥削。工人在政治上不同于奴隶和农奴，人身是自由的，但是在经济上仍处在依附地位，资本家可以雇他，又可以使他失业，劳动权没有保障，而又仰仗着受雇来生活。

饥饿不饱的童工见图版(51)

工人的苦难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劳动的时间长，往往一日十多小时； 工资低，常常不能养家活口，在饥饿线上挣扎；工作条件差：厂房空气污浊， 人多拥挤，没有安全设备，经常发生伤亡事故；生活环境恶劣：大量的人聚集在贫民窟里，肮脏、拥挤、嘈杂，病疫流行，秩序混乱。

当然，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经过生活的磨练又成了一个勇于斗争的阶级，为了生存不能不进行斗争。起初，工人认为机器的使用是他们痛苦的根源。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初，工人常常捣毁机器。据传这是英国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卢德首先发动的。因此，捣毁机器的斗争被称为卢德运动。曼彻斯特、里兹等工业城市都发生过卢德运动，十九世纪初特别炽热。1812 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以死刑来威胁卢德运动的参加者，但是并不能把工人斗争的烈火扑灭下去。

法国罢工工人

在斗争的过程中，工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必要。为了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八世纪晚期就组织了工会。但是， 工会组织一开始就遭到反对。在英国，企业主运用他们对议会的影响，使议会通过法案，禁止所谓的“工人非法结社”。1800 年，议会通过的最后一个这类的法案，规定对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和改善工作条件而结社的人实行严格的监禁。法国的《列沙白里哀法》也禁止工人结社。由于工人坚持不懈，在英国，1824 年工人终于迫使议会废止了禁止工人组织工会的法案。此后，他们继续斗争，迫使统治阶级通过了许多改善工人境遇的“工厂立法”。

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制度给无产阶级造成的苦难作辩护。

例如英国一位教士出身的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把贫穷归咎于人口的增长。他在 1798 年出版的《人口论》一书里说，人口是按几何级数（1，2，4， 8，16，⋯）增长的，粮食是按算术级数（1，2，3，4，5，⋯）增长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虽有天灾人祸都不足以阻止人口的增长。马尔萨斯主要的目的，不在于强调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而在于企图说明人类的贫困是不可避免的。这无异说，无产阶级的贫困同资本主义制度无关。另一位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虽然同亚当·斯密一样坚持劳动价值论，阐明了交换价值规律，但是他也认为工人的贫困无可避免。在 1817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里，李嘉图说，劳动力也象其他商品一样，受供求法则的支配，多则便宜，少则昂贵。他认为人口象马尔萨斯预见地那样在增长，这意味着工资将不可避免地降低到工人仅足糊口的最低的水平。如果工资增加，工人将生更多的孩子；增加了劳动力的供应量，又会迫使工资再降低。这就是他所谓的“铁的工资法则”。有所谓的“铁的工资法则”，等于说无产阶级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结果也是徒劳的。

资产阶级尽管说教，无产阶级还是走自己的路，而且一天天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他们的斗争也将从自发的变为自觉的有组织的，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

工业资产阶级崛起 工业革命对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影响在于它把财富和力量赋予了企业主和工业家。1815 年左右，他们在英国、法国、尼德兰都不是很多，但是他们是资产阶级中的新兴一代，正在发展壮大取代资产阶级旧世家的地位。他们反对政府为农业利益而加于工商业上的限制，要求取消过时的法令，特别要求取得更多的参与政治的权利。结果产生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成为十九世纪中期欧洲要求改变现状的强大力量。这在三、四十年代的英国反映得十分明显。

英国议会

经过十七世纪的政治革命，英国成为资产阶级的立宪君主国家，但是远非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就议会说，它的产生和组成都不民主。议会的上院议员都是主教和世袭贵族，还有由国王任命的新贵。下院议员固然由选举产生， 但是他们并不是按选区人口比例由选民普遍选举产生的。在各郡，只有地主有选举权；在自治城镇，只有一小撮有产者有选举权。议席不按人口比例分配，按旧办法，每郡和每个自治城镇一律两个代表。由于剧烈的变迁，许多新兴的大工业城市出现了，如曼彻斯特、里兹、伯明翰等等，但是它们都还没有代表占有下院的议席。相反，一些选区早已荒凉，或者已经没有人烟， 或者已经消逝，但是原先据有它们的大贵族或者控制那些选区议席的贵族， 仍旧指派代表，占有下院的议席。这些选区被称“腐败城镇”或“腐败选区”。

十八世纪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开始以后，改革议会的呼声四起。对法战争结束以后，英国人民坚决要求实行议会的改革，工业资产阶级特别积极。辉格党赞成改革，托利党反对。托利党首脑威灵顿公爵认为现存制度只有“人的智慧”才能设计出来，勿须改革。他的顽固态度导致了他的内阁垮台。1830 年，辉格党人格累爵士组阁，他们答应提出议会改革法案。

1831 年，辉格党内阁提出的议会改革法案，在下议院被否决。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英国的习惯法，不是内阁辞职，就是由内阁提请英王解散议会， 举行大选。1831 年的大选，辉格党得胜。内阁的改革法案在下议院通过，但

是两次遭到上议院的否决。当时，实行议会改革是人心所向的事。上议院的行为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形势紧张，经常有暴动发生，英国处在内战边沿。首相格累请求国王加封倾向改革的人为勋爵，使他们进入上议院，以便改革法案能在上议院通过。几经斗争，议会改革法案终于在议会通过。①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 1832 年议会改革法案。根据这个法案，调整了选举权，各郡

的富有农民和城镇的有产者取得了选举权，成年男子的选举人数从 1830 年的

四十七万八千人增为 1832 年的八十一万四千人，在英国二千四百多万人口中仅占三十分之一。居民中的大多数包括城市工人、广大农业劳动者和妇女， 都被排斥在外。法案规定中普遍受到欢迎的是取消了五十多个“腐败选区”， 减少了许多选区的代表席位。空余下来的代表席位分配给新兴的城市和某些人口增加的郡。因此，这个法案在英国造成了重大的政治变化，其实质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上日益取得重要地位。而且，这次改革为以后英国的政治、社会的改革打开了大门。

由于工业革命，工业资产阶级成为拥有权势的阶级。他们在英国取得的地位，预示着其他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工业资产阶级的命运。

① 1832 年议会改革法案的产生过程，完整反映了英国议会和内阁之间的关系，当它们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正常程序来解决的。这些办法相沿到 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