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十七世纪下半期和十八世纪的欧洲第一节 十八世纪的英国

经济概况 1688 年政变把荷兰的威廉三世和玛丽①推上了英国的王位， 同时确立了土地贵族和一部分资产阶级（大商人和金融资本家）的统治地位。

当时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首屈一指，但是就经济构成的比重说，还是一个农业国，五分之四的人口从事农业。小麦有输出，输出量不断增加，从 1697—1707 年的一百一十多万夸特增加到 1746—1765 年的九百五十多万夸特。输出的农产品中还有麦芽和大麦。

十八世纪，英国农村里排挤中小农户的过程变本加厉，国家政权助长大地产吞并自耕农的土地。议会通过的圈地法令越来越多，1717—1727 年为十五件，1728—1760 年为二百二十六件，1761—1796 年为一千四百八十二件， 1797—1820 年为一千七百二十七件。

根据这些法令被圈的土地达四百万英亩以上。这些被圈的土地不象从前那样用作牧场，而是作为大农场。大地主或以高额地租出租土地，或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场。他们有资本，能够雇用农业工人，使用改良的农业设备。他们对农业进行的资本主义改造，刺激了农业的进步。“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集聚等等”。①这时，开始实行了系统的谷类作物与根块植物的轮种法，制定了排水和施肥办法，采用新式的农业机器如条播机和改良犁。

在工业方面，十八世纪上半期仍在迅速发展。毛纺织工业在一些地区陷于停滞，而在另一些地区又有进展。总的说它是稳步前进的，输出是上升的， 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每年输出的呢绒的价值不大超过一百万镑，1764 年已增到四百万镑。1700 年，议会通过法令，禁止输入印度的棉织品，从此棉纺织工业以兰开夏为中心取得了长足进展。当时，工业商品的小型生产愈来愈多地被手工工场所代替。虽然手工工场还有分散的小工场，但它在毛、棉、丝等织造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至于集中的手工工场多从事制铁、造纸、玻璃制造等。集中的手工工场是手工劳动进一步分工和专业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种专业化把生产分成许多细致的、简单的操作，为机器的发明和推广作好了准备。而且手工工场训练了许多熟练工人，为以后产生的工厂制度创造了另一个必要的前提。加上其他条件，英国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发生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由手工工场阶段向工厂阶段过渡。英国经济起飞了，它进入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辉格党与内阁 1701 年，英国议会通过的王位继承法，排斥詹姆士二世的子系继承英国王位。它规定，由詹姆士二世的次女安继承威廉三世，如果安死而无子女继承，应由斯图亚特王朝的远亲德国的汉诺威选侯继位。1702 年安继承威廉三世为王。1714 年，乔治一世继安为王，这就是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开始。从 1714 年到 1783 年先后七十年，辉格党一直当政，没有间断， 也没有遭到致命的反对。

① 斯图亚特王朝詹姆士二世之女，威廉三世之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50 页。

汉诺威家族(1714 — 1837)

乔治一世(1714 — 1727)

乔治二世(1727 — 1760)

腓特烈 (死于 1751 年) 乔治三世(1760 — 1820)

乔治四世

(1820 — 1830)

威廉四世

(1730 — 1837)

爱德华

维多利亚

(1837 — 1901)

选举战：拉选票的场面

在驱逐詹姆士二世的政变中，辉格党起过积极作用；对威廉三世，它坚决支持。同辉格党对立的是托利党，因为它的成员有一部分支持詹姆士二世而削弱了力量。无论辉格党或托利党，都是高级贵族的掌上物。它们的区别在于：托利党以中等贵族即大乡绅为基础，牢牢地控制着地方上的权力。辉格党更接近于资产阶级和伦敦的银行家、大商人、大船主，从汉诺威王朝开始就牢固地掌握了国家政权。辉格党统治期间的最初代表人物是华尔波尔。罗伯特·华尔波尔（1676—1745 年）出生在诺福克郡的一个贵族地主家

里，在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接受了贵族教育。他继承的地产每年可以收入二千英镑。在女王安在位时代，他既接近女王，又接近权倾一时的马尔博罗公爵，在政治上飞黄腾达起来。从 1721 年到 1742 年，他一直是英国政府的首脑。华尔波尔象伦敦商人那样精于理财，又是一个十分重视现实的人。他尽量把赋税从商人和工场主身上转移到消费品上，以博取资产阶级的欢心；又为了不招乡绅们的敌视，大减土地的税率。经过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 加上 1689 年《权利法案》的具体规定，英王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议会的权力超过了国王的权力。而汉诺威王朝的头两个国王乔治一世和二世不熟悉英语和英国国情，又把某些王权转归辉格党首领。在这种权力转移的过程中，英国议会制度逐渐确立；就在华尔波尔当权时期，内阁制开始形成。

英国的内阁制综括地说须包括这几个因素：内阁必须在下议院里占有决定作用的多数，阁员须在议会中据有议席；一切阁员必须在大政方针上一致， 必须联合起来集体负责；内阁必须有一个首脑（即后来的首相），他有控制内阁决定的发言权，又必须是下议院多数党的首领。华尔波尔当权的时候， 这些因素正在萌芽，他竭力用干薪职位、营利事业、承办公物、授予爵号、施惠议员亲友等办法收买议员，牢牢地掌握着下议院的多数议席。1733 年， 他强迫反对他的财政改革方案的大臣辞职，这固然起于他想把持政权，不容阁员反对他的政策，但这一举却树立了一条重要原则，在关键问题上内阁必须意见一致。因此有的历史学家指出，演成内阁共同负责和首相为内阁和下议院首领之功，应归于华尔波尔。正式使用首相一词是以后的事，在英国政治制度演变史上，华尔波尔却是事实上的首相。内阁制的产生使英国立法机

关得以控制行政机关而又不使后者减少效率，在立法和行政之间找到了调节。

华尔波尔在下议院同议长谈话

在当政的辉格党中，华尔波尔代表资产阶级中较为保守而和平的一派。由于英国力量的增长，辉格党中代表资产阶级中侵略而好战的一派，势力抬头，在 1742 年把华尔波尔赶下了政治舞台。此后四十年，英国通过殖民战争， 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它虽然失掉了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却牢牢地握有加拿大和印度。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经济力量的加强，英国靠着剥削殖民地和较弱国家的经济从属关系，日益上升为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强国。

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 十八世纪的欧洲被称为理性时代或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家认为，人们应该用理性的眼光观察生活和社会。启蒙运动十七世纪在英国获得开端。在整个启蒙时代的最有代表性的那些思想，有许多是在英国这个被资产阶级革命松开的土壤中萌芽的。十八世纪自由思想的创始人就是英国的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1632—1704 年）是新兴资产阶级英国的著名思想家，是启蒙时代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发展了自然权利的理论，认为人类是生而自由和平等的，具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私有权。他否定君权神授的封建主义理论和专制主义理论，把人民政治主权的原则作为自己的国家学说的基础。他认为现代社会之前是自然状态，人们联合组成一个社会同盟，是由于自愿的契约而产生的。国家和政府的职责就是保障公民的自然权利。如果政府破坏社会契约，侵犯了人的自然权利——个人的自由和财产，那就是政府领导人“把他们自己置于同人民的交战状态中”，人民就有权推翻它而建立一个更好的政权。相信人性有善良的和理性的基础，认为任何社会的目的都是保护个人自由，这是洛克的自由思想的出发点。承认私有制是和自由、平等相等的人的自然权利，这又清楚地表明了洛克的政治理论的资产阶级的实质。洛克的政治学说对于欧美的社会思想，起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将会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献中具体看出来。

在启蒙运动的总轨道上，在英国产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它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苏格兰的教授亚当·斯密（1723—1790 年）。斯密把自由竞争看作仿佛是由自由本身所规定的秩序，相信随着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人民的幸福也要增长。他认为各个人的自由活动是达到共同福利的最好的捷径，因此反对国家对国内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即反对当时仍然盛行的“重商主义”。

所谓“重商主义”产生于新航路发现以后和西欧殖民者竞相争夺殖民地之时，一时在欧洲不胫而走。重商主义者主张由国家干预经济，比如由国家安排对外贸易，鼓励商品出口，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生产发展。他们认为进口少，出口多，就能把尽可能多的金银集中到本国。在商业资本占优势的时代，人们把金银的多少作为国家富庶和繁荣的尺度。金银多了不仅可以向企业投资，而且可以用来扩充海陆军，使国家更加富强起来。在英国，直到工业革命以前，重商主义一直是政府和资产阶级所奉行的学说。

1776 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名著《国富论》，提倡“自由竞争”或“放任政策”。他认为国家不必安排贸易和工业，因为这种干预是违反供求的“自然规律”的，而放任政策却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取得最大的利益。他还特别强

调，人们进行自由竞争为自己寻求财富就能使整个社会富庶起来；政府的职责在于保卫国家，维护社会安宁，而不是干预经济事务。亚当·斯密的巨大功绩在于进一步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他指出，国家的财富出于生产， 而生产主要靠工人和农民的劳动，一切财富的本源是劳动，增加国民财富的条件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他又指出，劳动者附加在原料上的价值须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工资付给了劳动者，又一部分作为利润由资本家占有了。这里面包含了剩余价值论的萌芽。

亚当·斯密(1723—1790)

亚当·斯密为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建立了完整的体系。他提倡的“自由竞争”或“放任政策”，反映了英国在当时世界上的经济优势，又为工业革命造了舆论。他的学说的科学部分日后又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所吸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