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恢复生产和开展建设的艰巨任务

我们两人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后转入工业部门的。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会上所作的规划建国宏图的重要讲话中，对中国经济情况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他还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无数爱国仁人志士痛心疾首又无能解决，为此而抱恨终身的一个大问题，在人民取得政权已成定局之际，由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庄重地提了出来，这就到了必须解决而又完全能够解决的时候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被派到工业部门工作，自觉责任重大。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预见到这种新形势的必然到来，他针对当时有些干部不重视经济工作和不愿干经济工作的思想，明确地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我们的许多同志，必须准备从现在的学习或工作岗位上转到经济战线上去。我们下定决心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要象铆钉钉在钢板上那样，牢牢地钉在工业战线上。但是要钉住，就得钻进去，这谈何容易。当时我们在东北工业部。东北的工业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特别严重，百废待举。鞍山、本溪、抚顺等钢铁厂全部停产，高炉、电炉冻结。另一方面，我们接管工业的干部大都是来自军队和农村，对现代工业几乎一无所知。面对主观和客观上的双重困难，我们坚决按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抓住重点，先从鞍钢着手，恢复东北工业，学习工业管理也先从这里开始。为此，我们率领东北工业部处以上干部深入到鞍钢的工厂、矿山。从采矿、选矿、烧结、焦化、炼铁，到炼钢、轧钢等生产工序，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听，从头到尾，向内行学习，向专家技术人员（包括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中的专家以及尚留在鞍钢的几位日本技术人员）请教。那一段时间，我们上午实地观摩考察，下午听技术人员讲课。一边学习，一边了解情况，一边研究恢复生产的方案。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各钢铁企业恢复和建设发展迅速。鞍钢从 1948 年 2 月第二次解放到 1949 年 7 月就恢复了生产。毛泽东同志知道这个消息后，很高兴，即委派李富春同志代表党中

央到鞍钢亲送“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表示祝贺，与此同时，本溪、抚顺等钢铁厂也先后投入了生产。毛泽东同志极为重视鞍钢的恢复和改建。在他 1949 年 12 月出访莫斯科时，签订的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 50 个工程项目

（后来逐步增加到 156 项）中，鞍钢列于榜首。1949 年底，中央派李富春同志率老解放区技术干部 10 人组成中国代表团，与苏方经过充分协商，于 1950

年 3 月签订了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恢复和改建鞍钢技术援助议定书》，这是苏联斯大林时代对我国技术援助的第一个议定书。

1952 年开始，中国政府批准了东北工业部拟定的鞍钢建设计划任务书，

确定鞍钢的建设规模为年产钢 350 万吨。从此，鞍钢以建设七号高炉、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三大”工程为中心，进行了全面建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型钢铁建设项目。根据东北工业部的建议，1951 年 12 月 13 日李富春同志亲笔给周总理和毛泽东同志写报告，请求动员全国有关方面的力量帮助鞍钢建设“三大”工程。毛泽东同志于 17 日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在毛泽东同志的批示精神鼓舞下，全国各地派遣了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到鞍钢担任厂矿领导工作。据统计，从 1949 年到 1953 年，派

到鞍钢的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就有 500 余人，有力地加强了鞍钢生产建设的

领导。因此，鞍钢“三大”工程建设的进展极快，到 1953 年底，这“三大” 工程全部建成投产。鞍钢全体职工当时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向他报告这一喜讯。毛泽东同志亲笔回信：“你们 1953 年 12 月 21 日来信收到了。鞍钢无缝

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第七号高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 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向参加这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和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挥你们的智慧和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就。”这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毛泽东同志对鞍钢和整个钢铁战线广大职工的极大关怀和殷切的期望。 1950 年 2 月，毛泽东同志访苏回国途经沈阳时，得知鞍钢等东北钢铁企

业生产的钢材已经开始运到全国各地时，非常高兴，对身边的同志连声讲道： “鞍钢出了钢材，还要出人才。”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对我们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指示，那就是要我们不仅抓好当前的生产建设，更要把眼光放远大一些，在鞍钢和整个东北工业战线上，培养出一批新中国自己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造就出一批又红又专的干部，以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还是根据毛泽东同志一贯教导的精神，从实践中锻炼干部，总结经验，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办法是一个时期抓住一个主要矛盾，用抓中心工作的方法，集中力量加以解决。通过部署一项工作，解决一个问题，把工作推进一大步。而且要求我们自己和各级干部，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结经验。1951 年 1 月 5 日，东北工业部对各企业发出了“建立专题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每次总结报告只透彻他说明一个问题或一件工作。一月、一年或几年下来不断地积累经验，从而根本地提高工作质量，达到培养干部和造就人才的目的。我们当时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先后部署了献纳器材、恢复生产、创造生产新纪录和建立责任制等中心工作。毛泽东同志不仅极为关心东北工业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对我们的工作进程给予密切的关注。在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中，鞍钢炼钢厂创造了超过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水平的缩短每炉炼钢时间和炉底面积利用系数新纪录，全

厂职工于 1952 年 12 月 2 日写信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毛泽东同志当即于

12 月 14 日回信：“我很高兴地读了你们十二月二日的来信。祝贺你们在平炉炼钢生产上的最新成就。你们以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创造了超过资本主义各国水平的炼钢时间和炉底面积利用系数的新纪录。这不仅是你们的光荣，而且是我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 1953 年度炼好优质钢的新任务而奋斗！”一个时期抓住一项中心工作，而辅之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工作。这是毛泽东同志在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提出来的一项重要工作方法，也是促进工作、提高干部的一个有力的武器，也完全符合他所写的《矛盾论》的哲学思想。我们在领导东北工业的过程中，比较深刻地领会了它的重大作用。所以，当 1952 年下半年各大行政区撤销，我们两人调中央重工业部任职之后，立即组织力量对关内各企业的情况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查研究，分析情况，研究工作中的主要矛盾，确定了 1953 年要抓好计划管理、建立责任制和加强技术管理、

提高产品质量等三项中心工作。并于 1953 年初以重工业部党组名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报送了《关于目前工作检查及一九五三年中心工作的报告》和《关于一九五三年工作的指示》。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亲自批阅，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转这两个报告的要点，于 3 月 31 日发至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及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党组。他在批语中指出：“重工业部党组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些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的缺点在全国国营和地方国营工矿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有些单位可能还更为严重。重工业部经过具体的检查将这些毛病揭发、分析和批判以后，就使得他们有可能进一步动员全体干部、全体职工，来逐步地克服这些毛病，这种做法，就是一种最实际的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做法。”实践证明，这种工作方法对改进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和培养干部，效果确实比较显著。

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一方面强调我们在进城后必须紧紧抓住生产建设事业的恢复这个中心，同时提醒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注意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转入工业部门之后，感到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教育经济工作干部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腐防变。1952 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我们在斗争实践中对东北工业部系统少数干部中存在的贪污腐化现象和揭露出来的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并于 1952 年 2 月 1 日，向东北局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报告说，现有的材料表明，企业中不但掌管大批资财的部门有贪污腐化的老虎，不直接掌管资财的部门和个人，只要有一定权限职责，管理不严，有漏洞的也会有。并且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的方针措施。毛泽东同志看到我们的报告后，认为报告所述对全国具有普遍意义，在 2 月 10 日就作了重要批示： “各同志：王鹤寿同志等的打虎经验极有用，请你们仿行，并在党刊上发表。” 这个重要批示对于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坚持廉政建设，坚持反腐败斗争，一直是重要的鼓舞。

归结起来，我们转入工业部门之后，入门过“三关”。以恢复生产，开始建设为中心是一关；钻研业务，培养干部是一关；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腐防变又是一关。这“三关”，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引下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