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我们的学习”

1941 年，全党整风进入准备阶段。

5 月的延安，冰雪已经融化，黄土高原已是层层新绿。中旬，中央决定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毛主席发表演讲。

一天，中央办公厅送来了出席会议的通知。其他几位科长都接到了出席会议的通知，却没有给我。那时听说会上毛主席要做演讲，就想：一定要去听听，我便去找柯庆施：“柯部长，别人都有会议通知，我也想去参加会议， 不知是否可以？”柯庆施说：“按条件，你可以参加（当时规定，入党十年以上的科长以上干部均可参加）。这样吧，你写一个简历和申请，我给你送上去。”我按他的要求写好。柯庆施便把我的申请送给中央秘书长李富春同志。第二天，我便接到了会议通知。

5 月 19 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我聚精会神地聆听毛主席的讲话，生怕漏掉一个字。毛主席的演讲，一个特点是不念稿子。桌上放着两三页纸，有时也看一眼。他总是立着讲，时而在桌前走来走去，举起右手作手势，引起听者注意。他讲得深入浅出，妙语连珠，虽然湘音很浓，可我都听懂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最好的报告。会场上气氛热烈，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和会心地笑声。毛主席在他的讲演中着重阐明了马列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理，明确提出马列主义理论与革命

的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性的表现。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批评教条主义的两句话：“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那时我还不清楚毛主席批评的就是王明的教条主义，但回顾自己参加革命后的经历，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东北党组织执行“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做法的严重后果，确实感到毛主席的批评十分恰当和深刻。

当时，王明在延安兼着延安女大的校长，经常在女大讲课、做报告。延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干部都去听，有时甚至因为弄不到听课证而懊丧。我们统战部的科长一般都兼着女大各班级的指导员，是每课必听的。王明每次去女大讲课，都是骑马（当时延安有马代步的干部并不多），还跟着副官、秘书、勤务员、马夫等，非常排场。讲课时，副官把一大摞马、恩、列、斯的书放在讲台。上。他一会儿翻开这一本引用一段，一会儿又翻开另一本讲一节，滔滔不绝。加上他从莫斯科回来不久，当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更带着一种高深莫测的架势。因此，不少青年知识分子都被他唬住了， 觉得他很高明，懂马列，有学问。我对他张口闭口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条条， 也觉得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联系到所经历的党的地方工作和军事斗争的情况仔细回味他的报告、讲课，总觉得对不上号，似乎什么问题也没有讲出所以然来。

我早年在东北工作时，正值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党中央。那时贯彻“北方会议”精神，不考虑东北已经变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民族矛盾处在第一位的实际，仍要求东北和中央苏区一样的搞苏维埃政权，建立红军， 打土豪，分田地，脱离了群众，给革命造成了损失。我是有直接体会的，因此，当我听到毛主席的讲话，是那样联系实际，生动活动，脑筋大为开窍， 深感教条主义的危害。当时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听毛主席讲演中，给我印象最深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学习历史的论述。毛主席说，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号召要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我记得在莫斯科学习时，学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社会发展史等，但那时教员讲的大都是干巴巴的一些条条，讲的都是外国革命史，至于中国近代现代的革命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何等丰富的内容，那是不甚了了的。因此，我对于毛主席批评那种不懂自己历史、不重视自己历史的错误倾向，是心悦诚服的。

听过《改造我们的学习》讲演之后，又听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使我受益终身。这期间我还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

《实践论》这两篇光辉著作，越读越感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改造思想的最正确、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并且觉得学习这些著作不是读一两遍就能读懂和领会运用的，而要联系自己思想和工作实际去读，做为座右铭，工作中反复去读，才能逐步学会掌握运用。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要一辈子做到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