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 1975 年

铁瑛

1993 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回忆往昔，

毛主席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其中尤以 1975 年最难忘。

1975 年春节将到，浙江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的保密电话：毛泽东主席 2

月 8 日将从湖南乘专车抵达杭州。读完这一页薄薄的电话通知记录，肩头仿佛陡然搁上一副千斤重担，我心里沉甸甸的，坦率他说，是担忧大大超过了喜悦。尤其是来到毛主席专列即将停靠的昆山门车站站台上等候时，我不停看表，不时扭头向钱塘江大桥方向眺望，心绪不宁，焦虑万分。

这和我历次见毛主席的心情一点不同。

记得 1958 年夏天，我当时是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三次司法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前一天宣布：明天，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要接见全体会议代表。掌声似惊天动地的春雷，在会场里久久回响。

那一晚，我失去了往日的沉着和冷静，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眼角不时溢出幸福的泪花，兴奋地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参加革命二十一年了，我从参军当战士到当干部，从八路军到解放军，都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锁导和指挥下，亲身经历了我们的队伍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败了日本侵略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八百万的战斗历程。全国解放后，我担任过上海公安总队政委，又亲眼目睹担任市长的陈毅元帅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依靠全市人民，粉碎美蒋军事轰炸、经济封锁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阴谋活动，并能化腐朽为新生，根除了上海滩的流氓、妓女，促进了城市工商业发展。二十多年的革命经历，使我打心眼里热爱和尊敬毛主席和党、国家的各位领导人；希望不仅从书报杂志和电影上见到他们，还能在现实生活中一睹风采！记得读抗大时，曾经看朱德总司令打过篮球，听他上过党课，还听彭德怀副总司令讲过话。解放战争时期和进大上海后，负责过华东局陈老总、三野首长的警卫工作，熟悉他们爽朗的笑声和幽默、智慧、宽阔、平易的胸怀。1950 年到北京向苏联专家学习防空，听过周恩来总理抗美援朝的形势报告。后来在南京也听过刘少奇同志的报告，见过刘伯承和叶剑英同志。只有毛主席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过去只读过他的著作，电影里看过他的身影、听过他的讲话录音。当知道明天就能亲眼看见毛主席了，作为一名老战士，我怎么能不激动？！

接见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门前空地。那一天同时被接见的还有四个会议的代表五六百人，按会议分片，片片相连，组成一个椭园形的“人造梯田”。整个第一排的座位都是空的，大伙猜想。毛主席一准坐最当中，照相机在大转盘上转一圈，把五个会议的代表都拍上。所以大家相互提醒：眼睛睁大点， 盯着那中间的位子，千万不要失去千金难买的一瞬间。那种紧张和兴奋的心情，似乎用语言无法描绘。

1962 年，我去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做民主集中制的报告。毛主席的演讲从古到今，从中央到地方，列举大量事实说明：要实事求是，要民主集中，不能个人说了算。我记得非常清楚，毛主席用他浓重的湖南乡音说：个人说了算，迟早要霸王别姬！记得会议临近春节时，对开会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回去过春节后再回来开会，一是会议代表都留在北京过春节。大会征求意见时，毛主席凑近麦克风面向代表提了个建议：在北京

过春节吧，比你们那里还会热闹！一句话说到代表们心里去了，满场笑声掌声，气氛非常活跃！那种领袖和各级党政军干部自然、融洽、亲切、和睦的情景，让我久久回味，永世难忘！

谁能料到，自从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事情竟起了变化。从主观上说，我希望自己能够跟上，可客观实际决定了我始终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刁已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我总想不通：各级党委领导机关被冲垮，沿海边防部队也无法安心执勤上岗，工人不做工，农民不能安心种田，学生不读书，照此下去，中国还能强大吗？！我常常心对口，口对心他说：毛主席已是古稀之年，他老人家对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还能否了解全面？！1968 年国庆，我有生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想想自己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礼，心情是异常激动的。尤其是站在走道边， 望着毛主席从面前走过时，步履稳健，笑容满面，精神抖擞，并无老态，心里一阵宽慰和轻松。可是，看到周总理消瘦的脸庞上却没有一丝笑容，我的心不觉蒙上一层阴影。陈毅元帅身着便装，低着头走过来。他是我的老首长， 我习惯地立正行举手礼，并向他问好。陈老总站住了，向我点点头，用力握握我的手，从他眼神中我明白，他一定认出我了，可他没说一句话，没露一点笑意，步履匆匆地离开去，我心像针扎一样！陈老总可是位叱咤风云的帅才，如今被批为“二月逆流”黑干将，他不说话，是怕连累部下啊！说实话， 革命三十几年来，我从没像“文革”中这样犯糊涂：喜乎？忧乎？皆有；悲否？恨否？难分，真真实实是：剪不断，理还乱，心里只盼着早点结束“文化大革命”，早点结束无政府状态，让各项工作走上正轨，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脸上都能再展明朗的笑容，⋯⋯

1972 年 4 月，我被中央任命为浙江省委书记。“五一”那天走马上任后， 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狠抓工农业生产，浙江一度形势不错。可是，从 1974 年开展批林批孔以后，省委被冲击、分裂，全省派性斗争文一次泛滥，金华地区武斗频繁，且愈演愈烈，已不是一般的舞枪弄棍， 而是真枪实弹，步枪、机枪、手枪、手榴弹两派都有，每天乒乒乓乓，枪声爆炸声不断。1975 年 1 月份，我受省委委托去金华地区收缴武器，虽说经过艰苦的工作，收缴了三四百支枪，武斗也停了下来，可当我被召回杭州开会的第二天，金华地区又响起了枪声！我深感痛心和困惑：党的领导如此缺乏权威和软弱无力的状况，即使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也不曾有过！

这次毛主席从湖南到杭州来，金华是必经之地，省委向金华造反派下了死命令：2 月 8 日将有重要“外宾”专列途经金华，无论哪派有人开一枪， 都要拿派头头试问！然而，“文革”以来天下大乱，党中央的命令造反派尚且看对不对“口味”，往往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何况连续被冲击被批判的省委的指示？！万一⋯⋯

终于，喷云吐雾的火车头从远方驶来，那平时听到刺耳的汽笛声，今天却象一支优美动人的抒情曲，我禁不住笑着长长舒了口气。

谭启龙同志和我走进专列车箱里，原本坐在沙发上的毛主席，身体向前一倾，搁在沙发扶手上的双臂一用力，没要人搀扶自己站起身。从他利落的动作上看，很难想象面前是位八十二的老人。

毛主席先握住我的手问：“你们不是挨打了吗？”

我心里一阵惊讶：几天前才发生的事，毛主席也知道了？

不知为什么谭启龙同志没哼声。我便接口说：主要是我们工作没做好。

那是几天前，省委在杭州饭店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四届人大精神，造反派冲进会场，要把我们俩抓走，是警卫部队赶来才把人从造反派手中夺过来，但杭州饭店被造反派占领了，干部会议只能易地召开⋯⋯。是呀，在“造反有理”的氛围之中，干部除了作自我批评还有什么理可言？！

落坐后，恐怕因为熟悉谭启龙同志，毛主席面带微笑地先问我： “铁瑛同志，你是哪里人哪？” “河南人，南乐县的。”虽说是第一次与毛主席谈话，我心里并不紧张。“在哪里读书的？”

“在保定二师。” “哦，保定二师，那个学校，好学校。”毛主席明显带有赞赏的口吻。

“谈谈省里情况吧！”

于是，我们就汇报了省里的生产情况：批林批孔，批“唯生产力论”， 省里许多工厂停工，象杭州钢铁厂，1973 年时生产形势很好，还炼出特等钢， 批林批孔以后，造反派说：多生产几吨钢铁算什么！苏联钢多，不还是修正主义？农村也受武斗影响，江南鱼米乡，都吃北方省运来的地瓜干、玉米面⋯⋯

毛主席脸上表情凝重，他没插话，只是听着，思索着，有的地方点点头。前后谈了二十多分钟。直至我们再三请主席下车去宾馆休息，他老人家才停止询问。

毛主席毕竟已是八十老人，身材又魁梧，下火车已不太方便，由工作人员搀扶着，费了点劲，才下到站台上。汽车送毛主席穿过市区向西湖的南岸汪庄驰去。

毛主席住在汪庄一号楼，此次杭州之行，主要是医治眼睛，前后在杭州住了两个月零五天。省委分工我负责毛主席在杭州期间的警卫和安全，所以， 白天我去省委开会、工作、晚上住进汪庄六号楼。

春寒料峭，毛主席很少户外活动。这期间，他委派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伺同志，经常找我去汇报省里工作情况。

到底是如实汇报批林批孔运动遗留下来成堆问题的真实情况，还是追随当时的政治气候报喜不报忧？我没有犹豫，毅然选择了前者。尽管自 1974 年以来，我被大小会批斗了数十次。批我否定“文化大革命”，举逸民、请隐士，宣扬“唯生产力论”等等，纲越上越高，造反派甚至想把我划到林彪死党之列。那时我毕竟已是年近花甲：被批斗一年多，不知人瘦，只觉原先量体裁制的衣裤变得晃晃当当，可是，我从不愿昧着良心说假话，更不愿把责任推给下面。我当时心中有一个信念是从没动摇过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绝不会看轻中国黎民百姓的温饱冷暖！这倒不是林彪“大树特树”的“功劳”，而是我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的：

就说 1958 年夏天的那次接见，五个会议的五六百位代表，都急切地期待着毛主席接见的一瞬间，也只奢望一瞬间，毛主席多忙嘛！突然，掌声欢呼声骤起，毛主席在前，少奇同志、周总理、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谈笑风声地从怀仁堂内走下台阶，健步向我们走过来。

一个谁也没料想到的场面发生了：毛主席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走到第一个会议代表前面，面向大家鼓掌，然后，回身在这个会议代表的第一排空位上落座，拍照。然后，毛主席带头又走到第二个会议代表前面，鼓掌、落座、拍照。如此这般，毛主席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块五起五落，前后用

了四十分钟，分别与每个会议代表合影留念！等于说，每个代表都能与毛主席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欢聚四十分钟！

我兴奋极了，四十分钟里手拍红了也不觉得痛，那是为毛主席的不凡气度，为中央领导的团结一致，更是为党和国家的最高层领导身居高位却具有极强的群众观念而产生的激情！

还说 1962 年七千人大会，大年初一晚上，毛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和大会代表们一起联欢。毛主席登上主席台时，记者蜂涌而至，拍照的，录音的，像在主席前面砌起人墙。此时，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极强的群众观念，他不断挥手让记者离开，直至能让大家都看到后， 才离开主席台。1973 年中央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许多代表跑到主席台前看毛主席，工作人员扶主席离开，毛主席讲：他们不幸，我怎么能走。一直等到代表走完，主席才离去。此情此景实在感人！

细微之处见精神，我从没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赖！况且，1972 年 3 月 30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解决浙江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我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马龙同志，依据大量事实义愤填膺地揭发林彪及其死党的累累罪行后，周恩来总理面露微笑，握着我的手用力摇了摇，大声称赞说：“铁瑛同志，你真痛快！”然后又紧紧握了握马龙同志的手说：“马龙同志，你也痛快！”调任浙江省委书记后，我永远记住了总理的微笑和“痛快”的赞许，什

么时候都要坚持痛快地维护党的利益。

我把省里存在的，最令人担心的问题一一汇报了，最严重的是造反派在各地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甚至出现了本人尚且不是党员，却当介绍人发展了七、八名党员的荒唐事。提出如果在省里为所欲为的几个派头头不调开，如果“双突”的问题不解决，已被解放、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就无法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无法按四届人大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发展工农业生产，全省就无法安定团结，北粮南调的悲剧还要继续重演⋯⋯

我心里清楚，当时中央内部并不一致，我也知道，造反派头头是有人撑腰的，弄不好，我还可能被批判、被打倒，然而，个人的荣辱与国家人民的利益和前途相比较，毕竟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一桩。

很快，中办领导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我的评价，并作出了果断决定。那天我在场，中办领导同志拨通了王洪文办公室的电话，通知王洪文：毛主席批准浙江调动一个团，把造反派从杭州饭店赶出去。此一举，对杭州市起了稳定作用，无法无天的派头头的嚣张气焰受挫，渴望安定团结的广大市民群众无不拍手叫好。

4 月 13 日晚上，我们省委正开会，突然接到中办领导同志的电话：主席今晚要走，谭、铁两位书记快来！

我们急忙向警卫处要车（那时警卫制度甚严，只有警卫处的车才准进汪庄）。我们象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火，足足等了四十分钟汽车才到。我们赶到汪庄时，中办领导同志迎过来说：你们怎么才来，毛主席想跟你们再谈一谈，现在来不及了，赶快去吧。我们快步来到一号楼，毛主席已在工作人员搀扶下走进汽车，隔着玻璃窗，毛主席看见了我们，他神情安祥地向我们挥了挥手。

汽车开动了，走远了，我心里十分懊恼，也非常惋惜。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我与毛主席的最后一次会面，只是觉得因为汽车未能及时进汪庄，竟失去了一次聆听毛主席指示的机会，太遗憾了！但是，我又充满希望：我亲眼

所见，毛主席在杭州治病期间，通过中办领导同志，通过省委领导，通过其它各方面同志，了解了浙江大量情况，我相信，他老人家是会作出决策，使许多问题得以解决和明朗化。

此时，因周总理病重住院，邓小平同志己全面主持中央工作。毛主席回北京不久，中央便派纪登奎同志率领工作组来到浙江。纪登奎同志亲口对我说：这次带工作组来，小平同志亲自交代要为解决浙江派性问题、“双突” 问题制定出办法和措施。王洪文原来管华东的事情，纪登奎把他也拉来，本来王洪文不想来，（后来知道毛主席已批过“四人帮”）勉强来了，他也不正经参加会议，还要想去温州看看，因我们正开着会，他才未去成。

纪登奎同志还对我说：临行前，他去医院看望周总理，请示总理还有什么交代。周总理很动感情他说：浙江是鱼米之乡，可现在要吃北方省市支援的地瓜干、玉米面，我听说，运粮的火车厢上大字写着送给浙江懒汉吃！我这个当总理的，对不起浙江人民⋯⋯总理眼角闪着泪光，语调十分沉重，最后再三叮嘱：一定要制定出切实办法，解决好浙江问题。

我听了这些，心情非常激动，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心，有小平同志整顿的决心，这次浙江问题，大有希望得到解决或部分解决！

经过中央工作组的努力和浙江县以上干部的反复讨论和修改，在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解决浙江问题的中共中央 1975 年 16 号文件，井送毛主席圈阅后下发了。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浙江对各级机关、企业中“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一大批人进行了清理，不够党员标准的， 坚决劝退出党；不够干部条件的造反派头头，坚决调离领导岗位。从而纯洁了组织，打击了派性，扶植了正气，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各级领导。虽然当时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是，由于 1975 年贯彻中央 16 号文件时，浙江省委态度坚决，措施得力，比较有效地纯洁了组织，批判了“左”的思想和派性， 因此，在 1976 年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浙江没有大乱；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浙江揭批查的工作和迅速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都得以较为顺利地进行！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尽管毛主席晚年犯有错误，直至逝世不曾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他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一位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先驱，因而，1975 年才会亲自批准解决浙江问题的中央 16 号文件！

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党和人民的杰出领袖；1975 年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