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

谭启龙

1993 年 12 月 26 日，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他老

人家虽然离开我们已经 17 年了，但他的教诲使我终生难忘；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与日月同辉，并将永远激励后人前进。在中国漫长的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这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全党的宝贵财富，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在，我们应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

现将我接触到的有关毛泽东同志深入调查研究的几件往事回忆整理出来，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怀念之情。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亲耳聆听他的教诲，是 1933 年夏天。当时，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主持召开八县贫农团代表会议，我在中央苏区马列学院高级班学习，因为入学前曾任湘赣省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家乡是永新县，便以永新县贫农代表的身份，荣幸地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时，苏区中央局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撤销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改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王明等人不懂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不调查，不研究，根本否认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推行了一系列极“左”路线。他们在土地革命中采取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将地主“扫地出门”，遣送白区，或从肉体上消灭，以及不适当地削弱和打击富农的错误做法，还严重地侵犯中农利益，迫使苏区一些地主上山为匪，或跑到白区成为反革命骨干分子，严重地扰乱社会秩序，并且增加了富农对革命的不满，影响了中农的革命积极性。为了纠正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召开了这次会议。

我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聚精会神地听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的报告。他身着褪了色的灰布制服，清瘦的脸庞，有力的手势，显得神采奕奕。他的报告说理透彻，分析精辟，深入浅出，生动具体。作报告时还不时地使用各县方言和群众语言，听起来通俗易懂，显得格外亲切。他的报告，强调了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系统他讲述了如何在农村划分阶级，完整地提出了党在农村的政策：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主张限制富农经济，但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对地主阶级进行消灭，但对地主本人则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分得一份土地从事耕作，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他一再强调联合中农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中农的向背，关系到土地革命的成败，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要团结他们向地主作斗争。这样，就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恶霸地主。

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为了解各县情况，还亲自作调查，主持召开了几个小型座谈会。他坐在小方凳上，同各县贫农代表亲切交谈，问长问短。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使大家感到非常温暖，毫无拘束。他向我们小组作调查时，首先向我询问了永新县人口及土地分配情况，然后微笑着问我：“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作了回答。他又问我：“你家住在永新县什么地

方？在家时干什么？”我说：“家在永新县象形乡黄塘村。三岁时父亲死了。十岁时母亲被国民党民团打死了。姐夫将我抚养了一年，后因生活困难，把我送到一个富农家放牛。十四岁参加革命。”毛泽东同志一边听，一边记笔记，并勉励我说：“放牛娃是雇农，雇农是农村的无产阶级呀”。这句话，像一股暖流，通遍我的全身，给了我巨大的鼓舞。

毛泽东同志在八县贫农团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和这一时期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著作，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为我党制定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解决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农村依靠准、团结谁、打击谁的根本问题，使党能够联合农村中占人口 90％的贫雇农和中农，集中力量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这条正确路线为我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参加八县贫农团代表会议不久，我便离开中央苏区到湘鄂赣苏区工作。

红军主力长征后，我在湘鄂赣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我转战于华东数省，十几年一直没有见到毛泽东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在浙江省委工作，1952 年春在杭州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他还能记得我的名字，并说我是“放牛娃”、“红小鬼”。从此以后，毛泽东同志经常到各省检查指导工作。我也常到北京开会，当面聆听他老人家教导的机会也就多了。毛泽东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视。他曾经说：你们在地方工作，要特别注重调查研究。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多次要求全党同志学会调查研究的方法，运用调查研究这个武器，分析问题，制定政策，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提供科学依据。他多次对我说：你要搞好工作，就要了解实情，既要听取各级领导同志的汇报，也要深入下去，虚心听取群众的呼声，掌握群众的脉博。要注意从四个渠道了解情况：一是从群众来信中了解情况；二是交敢于讲真话、实话的知心朋友；三是亲自到基层搞调查，不仅看好的，还要看差的；四是派身边工作人员专门下去搞调查，也可以利用他们回乡探亲的机会了解情况，首先了解他自己家里的生产生活情况，然后了解自己庄子里的生产生活情况，这些情况是真实的，可靠的。毛泽东同志不仅教导我们这样做，他自己也带头这样做。他每年都多次到全国各地视察，经常走的路线是：乘火车从北京出发，经津浦线南下杭州，然后从杭州经南昌去长沙，再顺京广线北上回北京。有时也走相反的路线。沿途多次停车，或者找当地负责人上车汇报工作，或者下车到各单位调查。我在浙江和山东省委工作期间，曾多次上车汇报工作，陪同他到基层视察，聆听他的教诲，受益匪浅。

记得五十年代初，我陪同毛泽东同志到浙江绍兴参观鲁迅故居时，他问我：以前来过这里吧？我说：来过，抗战时在这里打游击。他接着说：鲁迅有两句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你记得吗？对待敌人就要“横眉冷对”，对人民大众就要做“老黄牛”。我牢记他老人家的这一教导，把这两句话作为座右铭，后来在上海买了鲁迅手书对联的影印件，至今一直挂在我的家里。

之后，在绍兴东湖农场参观时，毛泽东同志同随行的罗瑞卿、陈伯达等人谈论《红楼梦》，问我：你读过这部书吗？我答：读过一遍。他接着说： “读过一遍没有资格参加议论，你最少要读五遍。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它里面有六条人命。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

山东省营南县厉家寨地处山区，自然条件很差。1955 年建立大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后，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展开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战胜了穷山恶水，改善了生产条件，农业连年获得丰收。我们调查总结了他们的事迹和经验。毛泽东同志到济南视察时，我们将这个典型向他作了汇报。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后来，国务院授予厉家寨大山农业社“英雄战胜了穷山恶水”的特等锦旗奖。从而为全国农业战线树立了一面旗帜，推动了当时全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8 年夏天，有些地方在普遍成立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并大社，但对大社用什么名称拿不准，这时，河南省出现了人民公社的雏形，有两个典型：一个是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即全国第一个挂人民公社牌于的乡），一个是琅那山人民公社。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同志参观后，认为这个组织形式很好，便要省里管农业的书记去参观。我当时任山东省委书记，也去参观。谭震林同志问我：“你们那里准备怎么搞？”我说：“我们没有经验，准备回去搞试点”。他说：“好嘛，按你们的意见搞吧！”回来后，我们选择办得比较好的历城县北园农业生产合作社作试点。8 月 9 日，毛泽东同志参观河南的人民公社后，乘火车来到山东，先在兖州和泰安分别会见了济宁地委和泰安地委的负责同志，然后到了济南。我和裴孟飞同志陪同毛泽东同志到北园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现省农科院）视察。在北园，当我汇报到“现在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同志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在场的记者立即发稿，将这个消息通过《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迅速传遍全国，我也写了《还是人民公社好》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在短短的时间里，全国普遍办起了人民公社。在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毛泽东同志参观了农田的棉花，同从事农业研究的同志亲切交谈。当农科所的负责人汇报到把农业科研机构下放，在黄县、掖县建立小麦试点，在高唐、临清县建立棉花试点，在蓬莱县建立花生试点时，他很赞成这个做法，强调科学研究要面向基层，要为基层服务。

1958 年 11 月上旬，毛泽东同志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开会

（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广泛地讨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上，对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尖锐批评。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送他审阅的《山东范县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的材料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要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人“前去看一看”。会后，他们到范县去了一趟。毛泽东同志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说：“加一个‘○’（即 20 年）也不行。”这对当时刮起的“共产风” 起到了遏制作用。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颁发后，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基础问题，在干部群众中都有议论。为听取群众的意见，1961 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在历城县仲宫公社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座谈会。会上，贫下中农代表问我们：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土地、耕畜、劳动力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则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所有权与分配权有矛盾，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基础应该放在头上（指人民公社）？还是腰上（指生产大队）？还是脚上（指生产队）？经过讨论，他们的意见是应该放在脚上。1961 年 8 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将反映群众这个意见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同志。他当时正在研讨其他问题，没有来得及看（在这次会议上，有的同志

也提到这个问题）。会议结束后，我向毛泽东同志请假，回到阔别近三十年的老家——江西省井冈山脚下的永新县。在家乡住了两天，我便驱车登上井冈山参观。这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中央有急事，立即回南昌，有飞机在等你。我立即打电话问汪东兴同志，他说：“主席有事找你，马上到南昌乘飞机来郑州。”我马上下山赶到南昌，乘上还等在那里的飞机，晚上 7 时赶到郑州。这时，毛泽东同志已去了邯郸。邯郸的飞机场太小，我们乘坐的飞机无法降落。我向中央办公厅请求改乘小型飞机去邯郸，中央办公厅没批准，并告诉我可以不去了。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到济南，要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同志，连夜赶到邯郸去听取毛泽东同志的指示。9 月 27 日毛泽东同志召开了小范围的邯郸座谈会，就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听取了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和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等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同志说：“看来还是放在脚上好。”29 日，毛泽东同志在写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中明确指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不应是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而应是生产队。这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重大调整，是对人民公社六十条的重大突破。

1961 年 3 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上对我们说，解放后十一年，我做了两次调查，一次是农业合作化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出一本书，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每篇材料都看，有些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另一次是十大关系。那是经过两个半月和 34 个部门的讨论，每天一个部或两天一个部，听他们汇报，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

《高潮》一书共收集各省、市、自治区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76 篇，其

中有山东的 10 篇。在这 10 篇中毛泽东同志加了按语的 4 篇。毛泽东同志对

《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写的长篇按语指出：“这个经验应该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帐，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帐员。”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批示，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派人来学习，这对提高农民文化水平起了积极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十大关系中的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时说过：在处理这种关系上，我们没有犯过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那种错误。他们片面地看重重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生活品不够，货币不稳定。毛泽东同志接着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农业和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他说：你究竟想发展重工业还是不想？或者想得厉害些，还是想得差一点？如果你是不想，那就打击轻工业，打击农业；你如果想得差一点，也可以对轻工业、农业少投一些资；你如果想得厉害，就要注意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使生活品更多些，积累就会更多些。所以，这是一个真想假想的问题。《论十大关系》辩证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农、轻、重之间的关系问题，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把农、轻、重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后来他又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这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制订，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观点

十分正确。

毛泽东同志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用别人的话来说明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各地学生上街。工厂停产，批判干部无限上纲上线，大批干部被打成走资派，给工农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针对这些情况，在 1966 年 8 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我在发言中提出“既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的意见。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全体会议上讲话，明确地提出了“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讲到这里，特地对我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说：小谭，这是你和江渭清同志的意见。看来毛泽东同志从简报中看到了我的意见。1966 年秋，青岛市发生了学生同工人的冲突事件。当时，我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政委，周恩来同志要我亲自去青岛解决问题。当时，我发现似乎有人在暗中策动崂山县农民进城“闹革命”，以使局势更加复杂化。我立即向毛主席、党中央发电报提出建议，力主中央不要让农民进城。农民应“回乡抓革命，促生产”。对此，毛泽东同志很快作了批复：谭启龙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并通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这样，有效地避免了因农民进城可能造成的更大冲击事件。这是毛泽东同志善于倾听别人意见的例证。

毛泽东同志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是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正在继续指引我们前进。历史的经验证明，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只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去做，我们的事业就会成功，违背这一原则就要受挫折，甚至失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续和作风，在政治、经济、思想和党的建设方面，及时地研究解决了一些紧迫问题，取得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明显成效，深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进一步得到了弘扬和光大。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业正在方兴未艾地向前发展，全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我们老同志已离开了第一线工作岗位，但值得欣慰的是：用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已成长起来，毛泽东思想正照耀着后人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