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立和发展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 1935 年华北事变后，中日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为了及时动员全党在政治上作好战略转变，1935 年 12 月 27 月，毛主席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明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的主张，同时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 倾关门主义思想。1936 年夏红军东征结束后，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提出了三大任务：一是坚持陕北游击战争；二是红军西征，创造陕甘宁新苏区；三是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争取东北军一起抗日，是当时至关重要的一着，因此中央对于争取东北军是十分重视的。毛主席曾在一次讲话中， 精辟地分析了东北军当时内外处境，说东北军到处漂泊，寄人篱下，不甘亡国亡家，有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有可能同红军联合抗日，要积极争取。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同志任书记。根据地各地也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在靠近东北军的地方设立办事处，以动员力量接触东北军官兵和做争取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陕北省委也成立了安塞东北军工作委员会， 我任书记，委员有陈治中、张耀宇等，下设安塞、高桥川两个办事处，我兼任安塞办事处主任。在办事处的领导下，建文了安塞，高桥川两个市场，三天一集。我们准备了粮食、柴草、蔬菜、肉蛋和其他农副产品，吸引东北军官兵来采购，相机向他们做工作。做工作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散发宣传品， 让文工团演出文艺节目，同东北军官兵交朋友，还到他们的驻地、哨所谈话， 进行抗日宣传。总的内容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这些工作的广泛开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记得有个晚上，经过安排，我到延安城里东北军的一个团部同团长和团

副谈话。我向他们分析了当前形势，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他们表示赞成。但该团长却说：“你们共产党、红军那么艰苦还坚持干，可歌可泣，我们佩服，我赞成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是你们毛委员长（指毛主席）敬奉的都是外国人（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使人不可理解。” 我解释说：“马克思、列宁虽是外国人，但他们并不是外国的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是革命家，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对人类是很有贡献的。他们的学说是科学的，是人类最进步的思想，可以救国救民。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根本问题是看他们的学说和做法对中华民族有没有好处， 能否救国救民。你们是孙总理的信徒，他的三民主义，不也是从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学说中受到启发吗？”他们听了，觉得我讲得有道理，连连点头。为了不让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的人发现，他们在天亮前派人把我送回。

我们党在做争取东北军工作的同时，对杨虎城的西北军也做了大量争取工作。毛主席曾派汪锋携带他的亲笔信同杨虎城将军会谈。经过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多渠道、多层次地做争取工作，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认清了形势，了解了我党的政策，愿意联共抗日。1936 年 9 月 6 日，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首先基本形成。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顽固坚持打内战的蒋介石。党中央、毛主席为了争取以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方针：联合国民党左派， 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我党与张学良、杨虎城密切配合，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的形成，国内形势的转变，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对我党的政策作了调整：由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转变为减租减息，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公民权；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党部队的番号；陕甘宁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边区政府。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毛主席付出了巨大劳动。每一政策和措施的提出，他总是先在党内外作好思想政治工作，用深入浅出的比喻提高领导干部认识，然后抓典型， 抓样板，带动广大干部前进。

在这一革命的重大转折时期，毛主席高明的领导艺术表现得十分突出。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形成的时候，毛主席就及时告戒全党同志，一方面反对关门主义，争取千百万人民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又反对投降主义，坚持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卢沟桥事变前， 主要反对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开始抗战，主要反对投降主义， 抵制国民党用升官发财酒色逸乐对共产党的引诱。与此相反，王明 1937 年底从苏联回国，他由“左”倾机会主义者一变为右倾投降主义者，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国民党也趁机对我党和根据地进行渗透破坏。一些共产党员在这个转变时期把握不住正确的方向，经不起复杂斗争的考验，有的甚至脱离了革命。

在陕甘宁边区就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有些地主闹着收回土地房屋，国民党特务制造谣言，甚至进行暗杀，煽动土匪打家动舍，破坏捣乱，个别干部竟投向了国民党。我当时任陇东地委书记，在陇东地区的镇原县，就有三

个干部经不住国民党的拉拢利诱，跑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了。毛主席一方面及时写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文件，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边区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予以坚决打击；同时在党内批驳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提出在抗日的原则下保存党和阶级的独立性， 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针对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妄图蚕食我抗日根据地的阴谋，明确提出了自卫、胜利、休战的反磨擦斗争三原则；在斗争中，坚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陕甘宁边区的党和政府贯彻了毛主席的这一系列指示，既坚持了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又使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不断发展，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