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办报

6 月 7 日，即上次谈话半个月之后，毛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

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这里指的事情经过是这样：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 5 月 25 日民革中央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指出一些人提的意见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主张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由两方面共同来拆，并批评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钩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在这以后，卢郁文收到了匿名信，信中攻击他“为虎作怅”，辱骂他是“无耻之尤”，并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他。卢郁文在 6 月 6 日的座谈会上宣读了这封恫吓信，并表示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毛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毛主席谈到这里，话题一转，直接了当地对我说，今天找你来，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中央想调你去人民日报主持编辑工作，看你是不是愿意去。毛主席话题这么一转，我感到很突然。我事前毫不知情，就是乔木通知

我去主席处谈话时也没有透露半点信息。所以我当时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 “我毫无思想准备。”

毛主席看看我又看看乔木，接着就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他说到，两个月前他曾经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他说他批评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有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按：“马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家）。他在上海（按：毛主席在 3 月下半月离京，南下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视察）发现这个情况，感觉很不妙，就回北京来查此事。他先找胡乔木谈，第二天（4 月 10 日）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谈。毛主席说，他当时说得很严厉，说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猛击一掌，为的使他们惊醒过来。毛主席说，他当时列举几个例子证明他的看法。他指出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按：指 4 月 10 日的社论《继续放

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前几天的社论（按：指 4 月 6 日的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都没有提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回事。

毛主席对着胡乔木说，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乔木解释说，这件事情他也有责任。人民日报

在最高国务会议后订了宣传计划，也起草了几篇社论，但他感到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就耽误下来了。

在毛主席以上谈话过程中，我想了想我去人民日报不适当。这时我插话对毛主席说，我从 1941 年以后就一直从事新闻工作至今，离理论工作比较远，对学术、文艺很不熟悉，很难承担起人民日报这样多方面而又很繁重的宣传任务。

毛主席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批评我犯了党内一些负责同志“怕教授” 的通病，讲了一大段话。但他没有在当时就决定我去人民日报。他说，这件事情今天不作决定。要我回去再考虑考虑，十天以后再谈，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6 月 8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这样我和胡乔木就各自回家了。

还不到十天，6 月 13 日晚，毛主席的秘书电话通知我：主席要找我谈话，要我马上就去。当我到达毛主席的卧室时，胡乔木已经在座。

毛主席没等我坐好就开门见山地问我：这几天考虑得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人民日报？

我把那几天想到的理由说了一遍，再三强调我不适宜负责人民日报的编辑工作，希望中央在决定之前考虑我个人的意见。

谁知毛主席听了之后一面摇头，一面很干脆地说：没有什么要再考虑的了，中央决定你去人民日报，而且今晚就要去。你先以胡乔木的助手的身份去，帮他看大样，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签发。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中央再正式宣布任命你当总编辑，同时还继续担任新华社社长，把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统一起来。

毛主席接着又重提他 4 月 10 日同人民日报同志的谈话。毛主席说，他在那次长达四小时的谈话结束时，曾归纳了四点意见：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如 2 月间的最高国务会议和 3 月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其以后的发展，报纸的宣传要围绕这个当前最重要的政治来做。

二、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布置，要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并贯彻执行。2 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来不及整理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要点写文章、社论来宣传，在这方面，人民日报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得风气之先。现在这个讲话已作了多次修改，差不多了，只有几个地方还要斟酌一下，再过几天就可以发表。人民日报就要准备作系统的宣传。

三、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些，开会要讨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实质问题，可以争论。报纸的编排和文风，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工作，要团结好他们。理论版和文艺版要设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属半独立性质。

谈到这点意见时，毛主席讲了一段很长的话。他从领导的任务一是决策、一是用人讲起，评说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他称赞刘邦会用人。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据史记载，刘邦称帝之初，曾问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群臣应对不一。刘邦均不以为然。毛主席这时背诵《史记》中刘邦说的一段话：“夫运筹策帷

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毛主席接着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毛主席说，领导的任务不外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

毛主席还就我去人民日报工作的问题对我说，你说的理由也是实情，开始可能有困难，以后会好起来的。你先作为乔木同志的助手去试试看。今晚就同乔木一道去上班，拿这篇文章去。

这时，毛主席递给我一篇打字稿。我看是一篇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的文章，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样的署名很少用，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去年（1956 年 4 月和 12 月）先后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在我们起草时不是用这个题目，也不是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都是在差不多定稿时由毛主席提议修改并经政治局同意的。

毛主席接着说，上次批评人民日报时，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有辞掉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按：毛主席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早在 1956 年八大之前

就在中央内部提出过。1957 年 4 月 30 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商谈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又对他们讲到他想辞去国家主席。事后陈叔通和黄炎培联名写信给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力陈不赞成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毛主席把这封信批给中央政治局同志传阅，他在批语中说，他要从 1958 年起摆脱国家主席职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5 月 8 日，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陈、黄的信和毛主席的批语，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此事经党内充分酝酿，1958 年 12 月八届六中全会才作出决定。1959 年4 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改选刘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

毛主席最后严肃地对我说，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你去人民日报工作，会遇到不少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碰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毛主席扳着指头说这五不怕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毛主席说，有了这五不怕的思想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毛主席接着逐条作了解释，讲了很长的一大段话。

说完了以后，毛主席就要我当天晚上跟胡乔木去人民日报上班。我当晚去了，同乔木一道安排第二天（6 月 14 日）报纸的头版版面（因为有一篇社论，题目是《是不是立场问题》，还有一篇编辑部文章，就是毛主席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安排好之后，胡乔木叫我当晚不要上夜班了，等明天跟邓拓同志谈了再说。

实际上，我 6 月 15 日晚上才开始以乔木助手的身份去人民日报上班，任务是管新闻报道和版面的安排，看八个版的大样。我看了把意见告诉胡乔木，

由他决定如何改动并签字付印。社论、学术文章和文艺稿件，仍由邓拓同志负责。

月 28 日晚，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才正式决定我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仍兼任新华社社长；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第二天，胡乔木在人民日报编委会上宣布中央的决定。

月 3 日，邓小平同志在居仁堂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各部部主任以上负责干部讲话，正式宣布中央的决定，并勉励大家团结互助，通力合作，办好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