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前后

1962 年 4 月 19 日，是我离开毛主席之前，他老人家约我谈话的日子。这天下午不到三时，当我抱着女儿提前到达颐年堂时，服务人员说，毛

主席一个人早已坐在沙发上等我。一听这话，我急忙把孩子交给服务科的同志帮助照看，便急步穿过颐年堂的小过道，走到毛主席跟前，他老人家立即招呼我坐在他的左身旁。他老人家一边吸着香烟，一边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说：

“高智，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都很好，我很满意。现在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是愿意继续在我身边工作，还是离开？继续在我身边工作也可以，想离开到其他地方做什么工作也可以提出。谈谈你的意见。”接着他又恋恋不舍地说：

“你要是同意的话，是可以不走的。”

显然，从毛主席的内心来说，还是想让我继续留在他身边工作的，但他又很尊重我个人的意见，还是叫我作主。这越发使我激动。

在毛主席与我谈话之前，心想，在毛主席跟前工作，直接受他老人家的教诲，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工作多年从未出过差错，他老人家也未批评过自己一句话，反而多次受到表扬。虽然工作紧张，常顾不得管家务，还是感到十分幸福的，的确不舍得离开他老人家；但从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考虑，特别是想到几个老同志都走，也是毛主席关心大家的成长。所以，我听毛主席说罢以后，便谈了自己的心情：

“主席，说心里话，我不舍得离开您，愿意在您身边工作一辈子。可是，您又多次对我们说：一个人不能老浮在上面，经过去河南和江西，我更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所以，我愿意到下面去工作，锻炼。”

“啊！⋯⋯”毛主席依依惜别地点了点头，接着又问： “如果走的话，你想到哪里？” “到西安。我是陕西佳县人，回家乡。”

这也是我考虑的结果。原来也有同志向我建议说：如果走，也不要去陕西，留在北京，或在上海等毛主席经常去的地方，以后见毛主席方便。

但是，我深知毛主席是提倡干部到地方上去接近农民群众的。因此，我决定回陕西去，那里是我的家乡，生活比较习惯，了解情况也比较容易。我虽早年失去父母，可西安还有岳父母两位老人，回陕西照顾他们的生活也方

便得多，而且我也更爱我的家乡——陕西。

毛主席自 1948 年 3 月东渡黄河以后未到过西北，但对西北、对老区人民，对延安和陕北，却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听我说愿意到陕西，稍停一会儿就说：

“那好，你就到西安，回自己的家乡。”紧接着他又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讲：

“那么，你先走，打前站，我随后就来。”那神色，就好像陕北也是他的家乡一样。

是啊！毛主席在延安和陕北生活了十三个春秋，1947 年转战陕北时仅在佳县就住了将近三个月。这期间，他在梁家岔亲自指挥西北野战军，消灭了胡宗南的主力三十六师；在朱官寨亲自制定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领导全国军民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神泉堡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向全国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角。在佳县期间，毛主席还游览了县城、黄河、及香炉寺、白云山等名胜古迹，并为佳县县委亲笔题写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目中，陕北的山山岭岭、沟沟岔岔，早已是他的第二故乡了，而那些扎着羊肚子手中的庄稼汉，那些喜欢穿红挂绿的婆姨女子，也早已是他的“乡亲”了。他对陕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又怎能不特别思念呢！甚至对于一些乡土传闻，他都念念不忘，想了解个一清二楚。

有一次，我随毛主席外出去南方，在专列上他与专列服务人员和身边的几个同志聊天时，就曾向我这个佳县人问道：

“高智，为什么人家说：佳县人爱喝面汤？” “还不是因为穷嘛！”我回答说，“听老人们讲，在旧社会，佳县的受

苦人到外地去谋生，有的在路上连买碗面条吃的钱都没有，只好向人家讨碗面汤喝。可是，有一次，一个掌柜的硬是把面汤倒了也没给喝。这个讨面汤的佳县人就同他打了一架，群众也同情，才挣来了一碗面汤。从此，就流传开佳县人爱喝面汤的说法。知道这个故事的人，有的见佳县人吃完面条，就开玩笑地问：你喝不喝面汤？有的则是怕佳县人打他，所以总要问：你还要不要面汤喝？”

毛主席和大家听我这么一说，都哈哈大笑起来。这是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期间，见他老人家笑的声音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

毛主席更希望陕北人民能够尽快改变落后面貌，早日过上幸福生活。1959 年在江西庐山，一天，我随毛主席到水库去游泳，汽车行在盘山公路上时，他从车窗里望着那一座座色的峰峦，片片青松翠柏，便兴致勃勃地问我：

“高智，你看庐山这么多树好不好？” 我回答说：“好得很呀！”

“要是陕北的山上，也有这么多树就好了。自然条件也可以得到改变。那里多么需要植树造林啊！”毛主席一面沉思着，一面自言自语地又说，十年行不行？十年不行，二十年行不行？二十年不行，三十年行不行？”

“行！”我一面回答，一面便急忙拿起照像机，在车上朝着对面一座翠绿的山峰，拍了两张风景照，记下了他老人家此时此刻对陕北人民的深情厚意。

正由于毛主席的心中，深深地埋藏着对陕北人民的思念，那天毛主席与

我谈话，一听说我愿意回家乡，他就把他的“乡情”闸门打开了。在谈话中，他老人家格外显得有精神，感情浓重。他热情洋溢地对我说：

“你回到陕西，要把工业、农业、财贸、文教都搞搞。” “那当然好了。”我沉思了一下，又说“不过，到了西安，不知人家怎

么安排，得听当地组织的安排，不能由我自己”。毛主席点点头，又说：

“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你都要继续为我做点事情。”他略一停顿后，又十分关心地说：“还有，你走之前，订一个学习计划交给我。”

“是！”我一一答应着。

毛主席要继续为他做点事情，我理解的是，虽不在他身边工作了，仍应像到河南和江西那样，把下面的情况继续如实地向他老人家反映；让我走前订一个学习计划交给他，则是对我要不断进步，努力学习的关怀。

在离别前夕，我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依然对我如此信任和关心，两眼充满了热泪，除了连连点头作答，再也说不出多少话了！

毛主席看到这神情，眼睛也湿润了，变得沉默起来。良久，他又吸了一口香烟，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喊着我的名字说：

“高智，你要是走的话，也不要急着走，等你爱人生了孩子，住段时间再说。”

听到这样暖人心的话，我更是既感动又十分惊讶：我从来没有向他老人家说过我爱人快要生小孩的事情，他怎么知道的呢？

当时，我爱人的预产期是到了。但我想，如果在北京生孩子，我至少要耽搁两三个月的时间，而到了西安生孩子，我就能早日投入新的工作，利用工作之余，照顾家庭。这样，可以做到两不误。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毛主席后，他也再没说什么，就算默许了。毛主席下午还有其他活动，我看时针已指向三时四十分，便起身向他告别。

“你不要走！”毛主席又突然把我叫住说：“我和你一起照个像好不好？” “太好了。”我急忙高兴地回答。

1947 年转战陕北时，在靖边县小河村，我曾向叶子龙同志提请毛主席和我们机要科的同志照了一个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则从未想过提出单独与他老人家照像的事，平时见他工作忙，总不忍心打搅，现在一听毛主席说与我照像的话，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于是，我搀扶毛主席从沙发上慢慢起来，随他走出颐年堂，就在颐年堂门口，由吕厚民同志，给我和毛主席合了影。我与毛主席合影后，服务科同志便把我的小女儿送过来。我抱起孩子，毛主席站在原地又和我亲切地拉起话来。

“你的女儿几岁了？” “五岁。” “叫什么名字？” “小妹” “为什么叫小妹？”

“她上面还有两个哥哥，所以起了个名叫小妹。” 毛主席望着孩子笑笑，紧接着又说： “你抱着孩子，咱们再照一张！”

其实，富有采访拍照经验而又深知领袖心情的吕厚民同志，这时已咯嚓

咯嚓的照了好几张。这些幸福的合影，成了我家最为珍贵的纪念品。温暖着我们全家人的心，他给我和子孙后代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离开毛主席前，我把自己订好的学习计划交给他，又把他老人家在办公室和卧室的文件和其他材料，齐齐地整理了一遍。整理时发现，他借给我看的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仍放在床上，我没有取回，留下了。各地要求毛主席题字的信件也整理在一起，并打印了一个目录，把毛主席一些未发表的诗同也整理好，随后，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交代。1962 年 5 月 7 日，我牢记他老人家让我“打前站”和继续为他做点事情的嘱托，依依不舍地离开毛主席，8 日回到我的家乡陕西。

到西安不久，我就投入了新的工作。后来在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或其他单位，以及在延安地区和洛川县工作的时候，我都曾经给毛主席老人家写过信，汇报过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也如实地反映过一些情况和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据说，有些信件和材料，毛主席阅后还批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传阅了。

在西安和延安地区工作时，我曾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寄送过陕北的小米和洛川的苹果。1963 年 12 月 21 日，林克同志受毛主席老人家的委托，给我来信说：“主席嘱我写信转告你，你前后几次的来信和两次送来的小米都收到了，谢谢你。他因工作忙，未能作覆，望你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并向你好！”我没有忘记毛主席老人家的叮咛和教导，不论在哪里，也不论做什么工

作，都是尽力积极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思念毛主席的心情，却一甚一日，难以控制。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毛主席的音容笑貌，总是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有时候，夜深也不得入睡，躺在床上想着他老人家，回忆着以往的一切，常常情不自禁地暗暗淌着热泪。在睡梦里，也常梦见毛主席，不是跟随他老人家外出巡视，就是梦见他老人家要我给他找什么文件，或是让通知一些负责同志开会⋯⋯，也常在梦里发出主席

——主席——”的喊声，醒来方知是场梦。我虽说在北京整整住了十三年，仍然渴望再能有那么一天，到北京去看看毛主席！

这一天终于到了。1965 年 1 月，中国与印尼通航，中央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陕西去一人，组织同意我去。其实，我并不是想出国，主要是能有机会到北京见毛主席老人家。于是，我便提前离开西安，乘火车经郑州前往北京。一路未睡，我牢记着毛主席让我“打前站”的嘱托，把西安至郑州段的铁路状况作了详细观察。因为这段铁路，毛主席没有走过。

1965 年的 1 月 13 日，我到北京。一下火车，便急不可待地朝那最熟悉又最亲切的地方——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奔去。由于我离开北京才两年零八个月，警卫室和站岗的同志都还认识，一见我去就热情地让我进了中南海西门。

进了中南海西门，在西楼看了过去一起工作的同志，就经过怀仁堂、居仁堂迳直到了毛主席住的院落。当时，毛主席还在休息，我在卫士值班室等候。不一会，毛主席就睡醒了。这时，我走后给毛主席当机要秘书的徐业夫同志先去向毛主席报告，说我来看他老人家了。毛主席一听说我来看他，就告徐秘书让我“马上去”。

通常，毛主席睡醒，不马上叫秘书的话，总是由卫士先去毛主席那里。今天我去了，徐秘书和大家也都高兴，徐秘书就先向毛主席作了报告。

毛主席一起床，习惯喝杯茶，我等徐秘书把给毛主席的茶水倒好后，就随老徐一同快步到了毛主席的卧室，见到了日夜想念的毛主席。我以激动的

心情，向他老人家问了好。毛主席从床上起身与我紧紧地握手，高兴地让我坐在他床边的一张椅子上，我给他老人家点着一支香烟后，就亲切地和我交谈起来。

毛主席问了我的工作情况，我向他老人家简单地谈了陕西的外事工作，汇报了我的工作和学习，也倾诉了想念他的心情。毛主席鼓励我“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再次说，我过去在他身边工作得很好，他很满意。还说，我给他的信和小米都收到了，只是由于工作忙，没有亲自复信；要我把西安的具体住址和电话，给他留下。

当谈到延安时，毛主席越发显得兴奋，他说： “我在延安住的时间长，在江西只七年，从 1927 年至 1934 年；在延安

和陕北住了十三年嘛！”他老人家一面说，一面板着手指计算着。

还说：“在那个时候（指延安和陕北时期），打了两个仗，一是抗日战争，一是打蒋介石！”说到这儿，他稍一沉思，更充满深情地说：“陕北的人民好，我还是要回去看看，还要沿黄河走一趟！”

说罢，他便像以往行军作战那样，向我这个“打前站”的人询问：“从西安到郑州的铁路情况如何？”

我就把已经了解到的这段路况，即共有多少涵洞，最长的涵洞行车需要多少时间，哪段路好走，哪段路不好走；哪儿可以歇脚等等，一一向他老人家作了汇报。

毛主席听后，点了点头，满意地笑了。

毛主席对一件事，总是问得细致，想了解得清清楚楚，从不含含糊糊的。你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只要老老实实，他是满意的。过去随毛主席外出时，几次问我从某地到某地有多少公里，行车需多少小时？有的我答不出，得问了随专车的铁道部的负责同志，才向他老人家报告。为了方便毛主席，自己也争取主动一些，我曾请铁道部的有关同志，把从北京到华东、中南各省、市沿路主要城镇的行车里程和时间，以及可以停车的岔道制了个图，以后他老人家问，我就可以答出。这张图表至今我还保存着。

时间过得真快，我一看表，时针已指向下午五时二十五分，毛主席起床后还没吃饭，晚上又有事情，就向他老人家告别。毛主席握着我的手叮咛，要我从印尼回来后再来见他，并说晚上春藕斋有舞会，要我随他一块去。

当天晚上，我随毛主席去春藕斋参加跳舞晚会。从毛主席住的地方到春藕斋还有一段路。路上，毛主席与我们谈笑风生，边走边还习惯地做着如同“道家养身长寿术”之“回春功”的“单转肩”的动作，显得精神格外好。我见他老人家身体很健康，心里很高兴。这使我在感情上得到很大满足。

我深知毛主席之所以那样崇敬黄河，那样思念黄河，是把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作为中国人民的精神象征看待的。他这个中国人民的儿子，对人民最重感情，到了晚年他又怎能不特别想回延安和陕北故地重游，还要沿黄河走一趟呢？！这也是他的感情的需要啊！

可是，我日日思，夜夜想，月月盼，年年望，万万没有想到，十一年过后，却于 1976 年 9 月 9 日，突然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与世长辞的噩耗，这使我的感情受到巨大打击。我当时呆了，傻了，悲痛得泣不成声，几天不思饮食，直到 13 日，接到北京的电话通知，我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于翌日晚上八时半乘飞机到了北京。

按着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的安排，我在 16 日下午五时，到人民大会堂

瞻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遗容。在毛主席老人家的遗体前，我沉痛地站了许久，泪不断地往下流，难以压抑住自己的悲痛，有千言万语要向他老人家说，⋯⋯主席，你安息吧！我永远会记着您。

这天下午，从人民大会堂回到住地——民族饭店，直到天明也未睡着，我想着毛主席！想着过去的许多事，我想着他对我们的教导，想着他要我“打前站”⋯⋯可是，再也见不到他老人家了，这怎能不使我难过呢！

毛主席他老人家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他的伟大的思想和精神，却永远光照人间，永远将激励着我们象黄河之水那样，汹涌澎湃，浩浩荡荡，奔向前方，奔向那灿烂美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