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于律己是楷模

毛泽东生前十分重视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我们的干部能不能经受得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的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他就向全党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全国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主要危险。“争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当中央机关决定从西柏坡向北平搬迁时，一天他问我：“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得怎么样啊？”

“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我自以为满有把握地回答道。 “这里呢？”毛泽东指了指我的太阳穴。见我不解其意，便又说：“小

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我听了顿时如听到警钟一般肃然。

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占北京城后，部分首领腐化，内部发生宗派斗争，最后导致彻底失败。毛泽东经常用这一历史教训提醒党的高级干部要引以为鉴。在向北平进发的乘车前，毛泽东还这样幽默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我们是进京赶考去嘛！”

他的话逗乐了大家。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习惯地用大手在胸前一划，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他是这样一次次地告诫过全党。当帝国主义分子不能用武力和战争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阵营，而企图用“和平演变”来实现他们推翻红色政权的目的时，毛泽东更加重视教育全党、全国人民不要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面前软化自己的革命意志，要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列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 保持共产党人的骨气和优良传统。他自己更是这方面的行动典范。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穿的是与士兵一样的衣服，与别人不一样的是他衣服的补丁特别多，甚至连毛衣上都有补丁。别人听来似乎不相信这点，可我是在他身边关照生活的卫士，他的衣食我最清楚。在陕北杨家沟时，我见他的衬衣已经补了又补，硬得像纸板似的，实在不能再穿了，我便拿给他看说： “主席，您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您在台上作报告，一做手势， 这衣服就裂开了。”

没有他批准，任何衣物都是不能扔的。这次他从我手中把衣服接过去， 看了又看，说：“它跟我多年了。”停了片刻，他说：“这样吧，用它补别的衣服，让它再继续发挥作用吧。”解放后，日子好过些了，可毛泽东的衣着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传统。五、六十年代，他老人家身上，穿的衣服只有两套比较新一点，那就是参加开国大典和去苏联时穿的衣服，其余的衣服不是有补丁的，就是穿了不知多少年的旧衣服。他的内衣内裤上的补丁多得实在让人看了心酸。我几次提出添几件新的，可他都不同意。毛泽东虽然身着带补丁的衣服，但仍然不失领袖的风度。

有人会说一国之主，干吗搞得这么寒酸，可毛泽东说：“有条件了，吃得好点，穿得好点，我不反对，可我是一国之主，如果全国人民都能吃得好、穿得好、我心里才高兴。“平日里，他老人家虽然经常教育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要艰苦奋斗，但看到我们一些年轻卫士穿上一身新衣服或换了一双新

皮鞋，他也会高兴地欣赏起来，或者开一句玩笑。在穿着上，他的原则是： “你们年轻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了穿旧的舒服。”

毛泽东在吃上也是十分艰苦和节约的。战争年代，他就吃“二米饭”（大米和小米混在一起蒸），菜是一半野菜一半酸菜。另外，是他一生离不开的辣椒。解放后，他吃的还是十分简单，以红糙米和竽头为主。他和家人的生活帐是由我负责的。记得五十年代开始工资制后，一天我把他和他家人的每月生活费列了个计划，其中伙食一项是每天三元的标准，拿给毛泽东看时， 他的目光停在“每天三元”一栏上，问我：“三元一天是不是高了呀？”我解释说那里包括招待客人的开支，他这才批了两个字“照办。”

毛泽东严于律己的作风，在现在一些人看来有点“天方夜谭”可生活中的毛泽东就是这样。从 1953 年至 1962 年的十年间，毛泽东只做过两套新外衣，没擦过什么“霜”“膏”“油”之类的东西。他睡的是硬木床，枕的是白布养麦皮枕头。有一次，他在外地巡视，当地在他就餐时拿来一付象牙筷子，他坚持不用，说：“太贵重，我用不动。”

对工作和生活环境，毛泽东也是十分注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始终保持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和人民领袖的风范。

毛泽东爱游泳。有关部门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便在玉泉山修了一个小游泳池。一天毛泽东到了那里，一听说游泳池是为他修的，当场气呼呼地把那位干部批评了一通，并吩咐我让秘书从他稿费里拿出三万多元交给有关部门，算作修这个游泳池的费用。以后，毛泽东根本没有用过那个游泳池。

毛泽东严于律己，还表现在对自己的子女问题上。他老人家对子女要求特别严格，不允许搞一点特殊，他曾说：“我的荣誉不准孩子们沾，我是我， 他们是他们，靠他们自己去闯。”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八岁时母亲杨开慧牺牲后，他带着两个小弟弟流落上海街头，吃尽了苦。毛泽东非常疼爱他，但仍然严格要求他。当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便送他几件带补丁的衣服，叫他下乡跟着农民去种田，说是让他补上中国农业大学这一课。

到西柏坡后，毛岸英与烈士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恋爱了。毛泽东对这件事是赞成的。一天，岸英找父亲提出要结婚的事，当时，岸英已 27 岁了，可

刘思齐还差几个月才满 18 周岁，毛泽东不同意儿子马上结婚，说刘思齐满了

18 周岁再结婚。结果，岸英不高兴，主席批评了他。岸英说：“我自己的事还是让我自己做主吧！”

毛泽东说：“你找谁结婚你做主，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制度和纪律要做你的主！”

岸英顶嘴道：“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着呢⋯⋯”

毛泽东生气了，毫不留情地说：“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我再说一遍，思齐不满 18 周岁，你们就不能结婚！”

直到一年后的 1949 年 10 月，岸英和思齐才结了婚。婚礼是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西屋里举行的，只准备了一桌饭。他俩没做新衣服。新婚夫妇穿的都是平常的衣服。毛泽东仅送了儿子一件“礼物”——那件他穿过的呢子大衣。毛泽东风趣地对儿子、儿媳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给你们，这件大衣， 晚上可以当被子盖，白天岸英穿上可以防寒。”看到他老人家这样对待和要求自己的爱子，我们几个卫士都很感动。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毛泽东决定派儿子去朝鲜。当时岸英正在一家工

厂当党总支副书记。一些同志劝阻毛泽东，说岸英在单位里工作很忙，负有重要责任，离不开，就不要去朝鲜了。

毛泽东先给他们讲了一大通道理，最后，他还是那句话：“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

没多久，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当毛泽东听完叶子龙报告时，半天没说话。后来，他把目光转向茶几上的烟盒，伸手去拿烟，手抖得很厉害，没有拿准。我忙上前帮他把烟取出点着。

毛泽东默默地连抽两支烟，眼圈都红了，可他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最后，他还是喃喃自语地说了那句话：“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我听后，忍不住地掉泪，他老人家一生失去了好几位亲人，如今又是晚年丧子。当时，我想：要是能为他老人家分担一点痛苦有多好！

后来，岸英的忠骨同普通志愿军烈士一样埋在朝鲜，这也是毛泽东的决定。

李讷是毛泽东的小女儿，毛泽东疼爱她，但从不溺爱。

在转战陕北到进北京城初期，李讷一直是我爱人韩桂馨带的。毛泽东几次对小韩说：“阿姨，不要以为毛泽东的孩子就特殊，从小开始就不能灌输这种思想。要教育我的孩子和老百姓的孩子一样。不能叫孩子打着我的招牌享受特殊待遇。”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韩桂馨就带着李讷吃大食堂的饭。

李讷上中学后，吃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六回家。学校在郊区，一旦有活动，天黑才能离校。我不放心，便瞒着毛泽东派车去接。汽车停在校外僻静处，然后由卫士进校找她，出校后再悄悄坐车回家。此事不知怎么被毛泽东发现了，便严厉地批评了我。我争辩说：“天太黑，一个女孩走夜路不安全⋯⋯”

毛泽东两眼盯住我问：“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行？不许用车接，说过了就要照办，让她自己骑自行车回来。”于是，我便从天津给李敏、李讷姐妹俩各买了辆飞鸽自行车。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李讷在学校吃不饱，脸色不好看，一天，卫

士尹荆山问她是不是病了？李讷忸怩了半天才小声说：“叔叔，我确实很饿⋯⋯”

听了尹荆山的汇报，我心里又急又难过。且不说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饿成这样，我也不能不管呀！于是我们搞了点饼干悄悄给李讷带学校去。

不料此事又被毛泽东知道了，他把我叫进屋，厉声道：“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我小声嘀咕：“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 “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能送！”

从此，我再也不敢给李讷带饼干了。这就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但他在生活上对自己，对子女却那么严格。他一生中没有过任何奢求，可是，他对同志，对我们却关怀倍至。我在他身边工作，对我的识字学习，我的恋爱婚姻，以及我离开他身边后的工作和生活都挂在心上。

我十一岁离开父母参加革命，廿一岁来到毛主席身边，与他老人家朝夕相处十五年，我得到的是任何人都不曾给予过的慈父之爱。我是幸福的。

我常常回忆起与毛主席分别时的情景：我们相对落泪，他对我那令人肝肠寸断的话语，他把我揽入怀中难舍难分的别离之情，对我离开他后的工作安排和嘱托⋯⋯我终生难忘！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您的功绩，您的恩情我永世不忘。您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