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自做出发展我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

1955 年初,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我国发展原子弹事业的汇报。听完汇报后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会后,由周恩来具体组织实施,并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 负责指导核工业发展工作。

1956 年,周恩来曾对我讲过,中央有成立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的考虑,毛泽东的意见请郭沫若当主任,我作郭老的助手,任副主任。后来,又决定不成立原子能委员会了。同年 11 月,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以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和核工业部),任命我为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雷荣天、钱三强任副部长。三机部成立后,中央书记处多次听取汇报,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大力支持,表现了很强的全局观念和团结协作精神,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一切优先。有些单位主动找上门来,问我们还要什么。三机部的全体同志艰苦奋斗,同心同德,情绪十分高涨。因此,虽然是白手起家,遇到不少困难,但各项工作进行得都比较顺利。

在建设我国核工业的起步阶段,我们就坚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

争取国外援助的方针。为了争取苏联对我国核工业的援助,1957 年 9 月我和陈赓随聂荣臻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谈判获初步成果后,聂帅和驻苏大使刘晓让我飞回北京向中央汇报。下飞机后,我直接从机场到钓鱼台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谈判结果。毛泽东等听完汇报后,对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认为谈判是成功的,同意签署协议。同时,我转达了刘晓大使的意见:赫鲁晓夫邀请毛泽东赴苏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和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使馆从当时的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考虑,倾向于毛泽东接受邀请,亲赴莫斯科。

1960 年,全国出现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苏联的一些技术设备陆续运来后,有些同志要求对这些技术设备进行改造,而且很坚持。部领导进行了专门研究,一致认为这种意见不妥,人家的东西首先要弄明白,学到手,然后再进行改造以至创新。不研究透彻就要改,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可是,有些同志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便专就此事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当面向他汇报。两三天后就接到电话,通知我到中南海去见他。汇报后,毛泽东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弹,235,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比如写字,首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走路都不会,就想跑, 怎么行?不要跌跤吗?我回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才结束了这场争论。二机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作出决定:对没有掌握的苏联设计“不准改”, 对苏联供应的仪器设备不准乱拆乱动,如需作任何改动,都要经过上级批准。这样,及时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混乱。

核工业建设一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明确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因而,在外援突然断绝后,我们虽然遇到了困难,但很炔地实现了向全面自力更生的转变,保持了继续前进的步伐,迅速掌握了核技术,缩短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1960 年冬,周总理带领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 毛泽东约见我们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毛泽东到来之前,我们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我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原来答应给的样品也不给了,部里经过再三研究,即使尽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延迟到 1964 年。康生大言不惭,说什么太迟了,应该 1962 年爆炸,说这对我们国家,对外交,都有好处,等等。这类的话,他讲了很多。毛泽东来后,了解了我们谈话的内容,便只讲了一何话:康生,要原子弹在 1962 年爆炸,那就叫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康生一看势头不对,便再也不吭声了。康生明明知道 1962 年不能实现原子弹爆炸,却偏偏一再坚持,足见他用心不善。以后的实践证明,1964 年爆炸的计划是切合实际的。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中国,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之后,继续坚定地坚持毛泽东思想,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毛泽东是伟人,但不是圣人。他也有过失,特别是在晚年犯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但是,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党和国家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有举世瞩目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也有严重的失误和沉痛的教训。在我们党的失误中,毛泽东作为党中央主席,不言而喻,有重要的责任。就我个人来讲,曾担任党中央委员、一个部门和地区的负责人,同样也有一份责任。比如,我曾经积极支持过“大跃进”运动,积极参加过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在反右派斗争和“四清”运动中有过扩大化的错误。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是不公道的。我们今天纪念毛泽东,要缅怀他的伟大功绩,继承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更要认真思考和总结建国四十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的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经验教训,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发扬成绩,减少失误,开拓更加光明的未来,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为更好地建设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