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2 年是山东抗战中最艰苦、最紧张的一年、荣桓曾将这一年比喻为“拂晓前的黑暗”。就在这一年年底，因劳累过度，荣桓得了尿血的病，人日见消瘦，但查不出病因。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根据地内实行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中央经过反复酝酿，决定叫荣桓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但此时荣桓因病情严重。1943 年 3 月 11 日，他致电中央，请求准许他休息半年。毛主席接到电报，感到十分突然并表示关切，12 日，他和朱德复电：“你的病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同时建议让荣桓的战友黎玉、萧华等多分担一些工作。从那以后，毛主席对荣桓的健康一直非常关心，经常发电报询问病情，安排治疗和休养，当山东军区新的机构组成以后，毛主席便批准荣桓赴新四军，请当时在新四军工作的国际友人、奥地利籍的泌尿科专家罗生特诊治，我陪同荣桓干这一年 5 月间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淮南屽贻县黄花塘，罗生特大夫诊断查明，荣桓的肾脏有病变，但究竟是肾癌还是多囊肾，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设备，罗生特也无法确诊。这时，国民党派李仙洲率九十二军人鲁反共，山东斗争形

势顿时紧张起来。尽管在新四军医疗、休养条件均好于山东，但荣桓在黄花塘仅住了一个多月，便返回山东。这一年秋季，为了就近为荣桓治病，陈毅同志将罗生特派往山东。但当时在山东仍未买到大一点的 X 光机，罗生特仍做不出正确的诊断。他建议让荣桓秘密赴上海治疗。山东分局研究后发报请示中央。毛主席复电同意，我便陪同荣桓前往新四军三师，准备从那里再通过地下交通线去上海。毛主席发出同意荣桓赴上海的电报后，又很为荣桓的安全而担心，很快于 1944 年 2 月 8 日又发了封电报说：“你的病况，中央同志大家关心，因来电所述的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毛主席的电报，关怀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当军区收到这封电报时，我们已经出发了。直到 2 月 27 日我们到达三师驻地，才看到这封电报。荣桓红军时代攻打梅县中，腹部负过重伤，身上有伤痕。毛主席所说“实含若干冒险性质”即指此。荣桓看到这份电报后，即决定不去上海，又返回山东。

到 1945 年，荣桓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毛主席考虑到荣桓兼职很多，担子太重、决定将林彪调往山东。8 月 26 日，毛主席亲笔撰稿，致电山东分局： “林彪、肖劲光二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山东，分工：罗荣桓为书记及政委，林彪为司令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如罗因病必须休养时，林代理罗之职务，林、肖均为分局委员。其余不变动。”

然而，到了 9 月 19 日，为了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中央又决定调荣桓去东北工作。此时荣桓因病重已难于支撑下去。他曾向中央提出，希望能休养一个时期，如果一定要去东北，他请求不要让他当部队主要领导人。中央复电，由于斗争需要，东北还是要去，到东北后治疗条件可能要好一些。于是，荣桓便率山东军区部队 6 万余人于 1945 年底前陆续到达东北。途中，荣桓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不久改名为民主联军）第二政委。

到达沈阳后，荣桓立即投入紧张繁忙的工作。待调到东北的部队基本安排就绪后，荣桓抽空到前日本陆军医院作了身体检查，照了 X 光片。日本医生诊断为肾癌，认为必须动手术。罗生特也表示同意，东北局报告给中共中央。当时，前日本陆军医院政治情况我们并不清楚。为了保证安全，毛主席经慎重考虑后，主张让荣桓到驻朝鲜平壤的苏军医院治疗。为此毛主席还向金日成同志和苏联方面发了电报，作好了安排。我们在平壤，受到了金日成主席的热情接待。

在平壤苏军医院，荣桓的病再次被确诊为肾癌。由于这所医院是野战医院，不具备施行肾切除手术的条件，院方建议尽快去莫斯科治疗。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联络部门同苏方联系。1946 年 7 月，我陪同荣桓赴莫斯科。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这一手术保证了荣桓能以比较健康的身体投入解放战争紧张的工作。

但是，1949 年四、五月间，荣桓在天津视察时，又突然病倒了。他只有左肾，又有高血压、心脏病和动脉硬化。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紧张工作，有一天他在同一位干部谈话时，突然晕倒了。毛主席得知后决定派保健医生黄树则赴津为荣桓治疗。黄临行前，毛主席给荣桓写了封亲笔信，托黄转交。毛主席在信中要求荣植在天津安心养病，暂时不要随军南下。毛泽东还用，“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样的谚语来安慰和鼓励荣桓，遗憾的

是由于“文革”中抄家，这封珍贵的信件已经找不到了。

建国以后，毛主席对荣桓的趁康仍然十分关心。荣桓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政干部部部长期间，工作相当繁忙。他经常要到总政和总于机关去办公，时常还要去参加军委召开的会议。由于经常劳累过度，他的病时常发作。有时一个会开完了，他需要靠在沙发上休息好长时间，才能缓过劲来。毛主席知道后，于 1950 年 9 月 20 日，在荣桓上报的一份干部任免书上写道：“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到 1956 年，荣桓心绞痛反复发作，他怕贻误工作，便写报告请彭德怀同志转报毛主席，请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毛主席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由毛主席提名，又选举荣桓为政治局委员。

以后，由于身体不好，中央有一些会议，荣桓没有参加，但是 1958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我陪他去了。会址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荣桓参加了一次会议后，毛主席就指示他，会中可以退席，不要勉强坚持下去，可以在宿舍看看文件。有一天，我陪荣桓在院内散步，看到毛主席也在散步。当时，正在除四害，到处都在轰赶麻雀。但金牛坝招待所内无人轰赶，因此许多麻雀都飞到招待所里来，喊喊喳喳，十分热闹。我们和毛主席打了招呼后，毛主席挥了挥手说：“你们看，麻雀都到这里来避难了。麻雀还有个避难所，比我们当年下井冈山时还好一点。那时我们连个避难所也没有了。”毛主席说到这里又看看我说：“还是我说的对吧，我们这位病号可是老实人呀！我喜欢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看来，毛主席仍然记得他 1937 年同我的谈话，他的话似乎就是接着那一次谈话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