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阶级情谊，恩重如山

我们北上抵达俄界的当天晚上，发现在二局搞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最久的李力田同志丢了。他从巴西出发时就得了肺炎，一出发就是用担架抬着的， 9 月 11 日沿达拉沟行进时，河对面有人打黑枪，我们疏散开一个一个迅速跑步通过，估计就在那里出了事，当晚发现后即沿来路去找，没有结果。我们都非常痛惜。事后曾希圣局长向毛主席和军委首长作了汇报。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他说：我们要关心爱护每一个战士，生病的同志也要尽量带走，一个也丢不得。要知道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是一颗革命的种子，是骨干。现在多保存一个同志，将来会是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我们听了非常感动，毛主席是从整个革命的事业着想关心每一个普通战士的。

当毛主席知道二局还有其他病号时，在全军正处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还下令调拨了一匹老黄马给我们。虽然这匹马背上已烂了个大洞，在关键时还可能助一臂之力。领导上当时把这匹老黄马分给我用，因为我在过彝族地区时就开始腹泻，一直好不了，在毛儿盖又误食了野菜毒菌，身体非常虚弱， 但我仍坚持和大家一起行军，值班。9 月 14 日离开俄界，沿白龙江前进到了麻牙，9 月 16 日从麻牙出发经花园向车眼（离腊子口约十余公里）前进时， 全走的是大山的半坡，羊肠小道。山路崎岖不平，开始时我不忍心骑这匹老马，只把毯子放在它背上让它驮着跟我走。当日下午六七点钟，由于阴雨天黑得早。风雨交加，山路更难行。我受了冻，脚抽起筋来，膝关节不能打弯。往后全是下山路，山石有路坎那么高，到处又长满荆棘。我混身湿透，掉队了。前后没有一个人，这时已寸步难行，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心里想， 别的不说，就在山上冻一夜，也活不成了。我年轻轻的只有 20 岁，难道就死在这大山里吗？正在绝望之时，听到后面忽拉忽拉的响声，回头一看，竟是我的老黄马走来了。我自言自语地说：“谢天谢地，来了救星，今天有你就有我，我非骑你不可了”。我费尽全身力气踹上路旁一个树桩，爬上马鞍， 死死地扒在马鞍上，任凭老黄马驮着我下山。两旁的荆棘把脸和手、腿都刮破了，痛得钻心，但一切都顾不得了。下得山来，已是深夜了，我见到前面有灯光，想必是自己的队伍了。这时我想大声叫问红星二大队在哪里？可是不知为什么就是发不出声音来，在饲养员帮助下我费力地从老黄马身上下来，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休息了一会才挣扎着进了屋。几十年来我总是记着：是毛主席送来的老黄马救了我一命，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白龙江山区的这一晚，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17 日白天住在山下一个小村里休整，身体慢慢恢复过来，18 日就过腊子口，进入汉人区，到甘肃境内的哈达铺了。出了山区，观到地里金黄色的庄稼，精神倍增，老黄马也上交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部队继续北行到了通渭，在西兰公路上打了敌人的汽车，缴获了一批物资，曾经分给我一块黑色礼服呢面料，我一直背到陕北在被服厂做了一件大衣。在通渭，毛主席通知二局，说他自己既有一匹马，又有一副担架，所以可以叫我们去一个病号坐他的担架。曾希圣局长根据二局病号的实际情况开始要我去。我当时骨瘦如柴，两眼像金鱼似的鼓起来，真是吓人。但我不肯去。因为我心里嘀咕，

自己拉肚子裤子这样脏身上又长虱子，怎么能去坐主席的担架呢！我终于没有去，让雷永通同志去了。又走了半个多月，急行军过了六盘山，走到铁边城，快到吴起镇了。一天，毛主席骑了马从我后面走过来，我走到一旁让路。毛主席忽然停下来向着我说：“这不是钱昌鑫吗，你怎么病成这样子啊，是什么病呀？”我一见毛主席突然像离家在外吃了很多苦的孩子见到亲人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激动到了极点，眼泪止不住花花地流下来。我 11 岁时母亲死了也没有这样地流过眼泪。心里有话要说，硬是哽咽着说不出来。毛主席立即叫警卫员要扶我上他的担架，我直摇头。等了好一会，毛主席只好说：“那就慢慢走吧，我们快到根据地了。”第二天 10 月 19 日我们就到了吴起镇。在长征中行军，贺子珍大姐平时不和毛主席在一起，我到了甘泉象鼻子湾，才见到贺大姐，她把毛主席用过的一条半新的夹裤送给我，并且说：“这是主席穿过的，还能穿，给你应应急吧。我想，一定是毛主席见到贺大姐时把我的情况告诉她了，不然她怎么知道我的病情呢？”

岁月流逝没有冲洗掉我记忆中的这些往事。阶级情深，恩重如山。我参加红军后当小兵时就有两点鲜明的感受：第一点是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与旧社会地主老财对待穷人截然相反。革命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领袖和群众之间，政治上一律平等。有意见在会议上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平时在工作上下级要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点是我们这支军队与旧军队完全不同。

旧社会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我们当红军是好崽当好兵，好铁打好钉。这支军队好似一个家庭，又像是一所学校。我 15 岁参军后离家很近， 一点不想家。第二次反“围剿”走到富田，路过家门而不入甚至怕家中亲人见到来拖后腿。我爱这个革命大家庭胜过爱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