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红一军团总司令部见到了毛主席

我是江西吉安富田横坑村人，1915 年 8 月生，幼年父母双亡，与弟弟两人成为一对孤儿，备尝人世艰辛，我的小学教育是在帮人做杂活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反帝反封建浪潮高涨，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逐渐萌发了朦胧的革命意识。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的家乡吉安成为对敌斗争的前线。1929 年红军来到富田乡，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我担任了儿童团团长和少先队副队长，听到了许多关于红军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故事。知道他们领导的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在土地革命活动中，是穷人的救星。他们对穷苦人和霭可亲，平等待人；对敌人英勇奋战，毫不留情；他们指挥红军作战，战无不胜。因此我由衷地对朱总司令、毛委员产生了敬仰之情， 对红军十分羡慕。

1930 年 10 月初，红军攻占吉安城，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出了扩大红军一百万的号召。我已经是共青团员，就带头报名参加了红军。开始分配在红十二军当杨立三的公务员，杨立三调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当副官长时，我随他分配在总司令部公务班。我想，这下子我就在朱总司令、毛委员身边工作，所以高兴极了。这时总司令部只有一个参谋处，一个副官处，机构精干，人也不多。11 月，我被调到卫生所当卫生员，仍旧编在公务班，班长是朱总司令的公务员康东生，同班还有参谋长朱云卿的公务员李力田。毛委员当时是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兼一军团政治委员，他的公务员编在另一个班。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是在行军路上，李力田指给我，哪一个是毛委员， 那一个是朱总司令。只见毛委员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目光慈祥，头发较长， 身着普通灰军服，平易近人，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革命领袖这样俭朴， 没有官架子，和我们红军战士一个样，我更暗下决心，一定要跟着共产党、毛委员打倒土豪劣绅和蒋介石，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那一年冬天总司令部移驻小布，有一天，我第一次和毛委员说了话。那天毛委员和贺子珍到卫生所看病，一面看病，一面向卫生所长邹南山询问工作和大家的生活情况。他问卫生所共有几人，忙不忙。邹南山作了回答，同时把我介绍给毛委员说：“最近增加一个小鬼帮忙，司令部人不多，工作不算忙。”毛委员立即向我端详了一番，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叫钱昌鑫。他又问我是哪几个字，“是日曰昌吗，是哪个‘兴’？”问得我不好意思。邹南山回答说：“是三个金字的鑫。”毛委员接着笑笑说：“你姓钱还不够， 还要那么多金子呀！小心打你的土豪啊！”说得大家哄堂大笑。邹南山又向毛委员和贺子珍介绍了我的家庭情况，并说我长得有点像贺大姐。贺子珍笑着说：“他是我的小弟弟”。毛委员听了也笑着对我说：“钱昌鑫，你就做她的弟弟吧。”这时说得我面红耳赤，很不好意思。后来就传开了，说我是贺子珍的弟弟。毛委员谈吐幽默，亲切感人，一下子打消了我对革命领袖的神秘感，特别是温暖了我这个孤儿的心。

1931 年 9 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总司令部转移到了瑞金叶坪。这时进行组织调整，人员也充实多了。我从卫生所调到宣传队当宣传员。一

个多月后，又要调我去总司令部无线电总队学习无线电。（入学不久，以我们这训练班为基础，组建成军委无线电学校）。在即将离开生活了一年多的总司令部之前，我想去看看毛委员、朱总司令，贺子珍大姐和康克清大姐。在 10 月份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我到了毛委员的住处，是大会堂右侧一座楼房。我上楼走到毛委员的房门口见毛委员和贺大姐正在工休，我向他们行了军礼。贺大姐招呼我进屋里坐。进屋后，毛委员拉住我的手，亲切地让我坐在他的身边。我向毛委员报告了要离开总司令部去学无线电的情况。毛委员问，还有谁去。我说还有宣传队的刘士清。毛委员一面剥袖子，一面对我说： “小钱，要好好学习无线电，掌握技术。只要用心刻苦学习，是能学好的。学好后回来工作。”他又说：“无线电是我军的一项新的技术工作，有了它， 就可以随时沟通各军团、各军、师之间的通信，可以用来侦察敌情，还可以收发新闻，用处可大呀！所以无线电比一般的技术工作更重要。”毛委员一面教育我好好学习，一面把剥好的柚子分给我吃。他说，这是院里柚子树上长的，刚摘下来，新鲜好吃。我一面吃柚子，一面环视屋里的陈设。屋里只有桌子，床铺和几把座椅，两个文件箱子。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和一些书，文件，简朴极了。1980 年我回到了阔别了四十多年的瑞金参观，看见这个院子和这间屋子，还按原样摆设，我深深地沉浸在回忆里，无比地怀念毛主席和贺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