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毛主席

曾碧漪

我从 1928 年冬从广车到江西寻乌和古柏同志在一起工作，并与他结了婚。

1929 年 1 月底，古柏所在的游击队听说毛委员、朱军长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来到了寻乌，他们就派古柏同志为代表从阳天嶂跋涉几十里路到菖蒲圩去迎接。古柏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他向毛委员、朱军长汇报了工作，聆听了他们的指示，回来后心情很激动。古柏兴奋地将毛委员、朱军长的指示向游击队的其他领导同志和全体指战员作了传达，并根据毛委员、朱军长的指示将游击队和红四军留下的干部、伤员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纵队。

1930 年春，毛委员又率领红四军到了寻乌。当时，古柏同志是寻乌县委书记，我负责妇女工作。我们同毛委员同住在县城边马蹄岗的楼房里。因毛委员要在这里作社会调查，就专门给他安排了一间房子开座谈会用。古柏同志根据毛委员提出的调查内容和要求，提供了调查对象，帮他作笔记、整理记录、刻腊板、油印等，还兼当翻译，因寻乌上话不好懂。我主要是下乡做妇女工作，但一有空也去帮忙。

毛委员对这次寻乌调查非常满意，他说：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范大明等人，他们提供不少材料。多谢他们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的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还说：“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毛委员回到军部，又高兴地对朱军长说：有收获，这个县城有意思。古柏情况熟悉，他忠厚随和，宽以待人，在寻乌各界都有朋友。

毛委员当时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他脚上穿的是草鞋，草鞋破了自己打，还教别人怎样打草鞋；他和大家吃同样的伙食，青菜、淡饭、辣椒。从表面上看，毛委员是个很严肃的人，其实一经接触就知道他是个很好接近的人，他对人诚恳热情，会帮助人，会教育人。

毛委员在寻乌工作中了解到古柏的工作才干，经他提议，红四军前委决定，将古柏调到前委任秘书长。在红四军即将离开寻乌时，毛委员同古柏谈了前委的决定，并要古柏动员我也一起走。我对古柏讲：“我搞地方工作合适，到部队里去能做什么呢？”我还说：“我走了，怕寻乌的妇女工作没有人做。”古柏把我的话告诉了毛委员，毛委员找我谈话说：“碧漪同志，你不想同古柏一起走吗？工作不怕没有人做，你走了就有人做了。我们这个革命工作本来就没有人做，现在不是有人做了吗？你还是去吧，我们已经决定你离开这里，妇女工作会有人做好。”我觉的毛委员说的有道理，又知组织上已经决定了，只好同意离开寻乌同古柏一起到前委工作。

对于把古柏调离寻乌，县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也舍不得。有一位县委委员对毛委员说：“毛委员，你不能把古柏同志带走，把他带走了，这里的工作就没有人负责了。”毛委员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他答：“我叫赵镜清。” 毛委员说：“噢！你叫赵镜清。我的意见，古柏走了就由你干，你负责。古柏走是组织决定的，不好改动了。”赵镜清还是说古柏走了不行。毛委员说：怎么不行？你先开个会把工作讨论部署一下，大家照着去做，有什么事情再召集开会，各方面比较一下，哪个长，哪个短，哪个可以做，哪个不可以做。

这样不就行了吗？再说我们走了以后也相隔不远，反正就在赣南、闽西一带，有不会的还可以问嘛。

我和古柏跟随毛委员、朱军长从寻乌出发到闽西，在长汀南阳出席了一个会议，时间是 1930 年 6 月，随后，我们又转战到赣南。

第二次打长沙之前，我们驻扎在吉安肢头，在一起的女同志有贺子珍、康克清和我。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分别同我们讲：“部队上前线打仗，要你们几位女同志留下组织妇女团，开展妇女工作。”我对说刘说：“我们不是怕死鬼，应该到前方去。”随后我又去找毛委员，我说：“你看，我在寻乌时不愿来，你要我来；这回我要到前方去，你又不让我去，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我还是要去，到前方死了也死的光荣！”毛委员说，“情况不同了，你现在身怀孩子嘛，不是前方不需要人，你去了可以做些工作，但某些地方会增添很多麻烦，在前方生孩子怎么办？还得派同志照顾你。再说，贺子珍、康克清也都不走。”我不好再说什么了，就留了下来。

我们几个女同志在肢头办了一个妇女训练班，贺子珍当主任，我和康克清当教员。我们走在一起；见到的人就讲笑话，说我们可以组织一个“后方司令部”。他们认为，前方有毛委员、朱军长、秘书长组成的司令部，后方有我们三个组成的司令部，所以平时一讲笑话就讲我们是“后方司令部”。我在总前委工作期间，做的是机要工作。帮助毛委员抄抄写写、搜集报

纸，将报纸上有用的材料一段一段剪下来，有时遇到两面都有用，就剪下这一面，将另一面抄写下来。还帮助毛委员收发文电，把从苏区以外各地送来的写在衣服、布匹或《红楼梦》、《水浒》等书上的情报，用药水冲洗出来。

毛委员这个人很风趣，也很会帮助人，发现你有什么困难，他会尽量帮你解决。我记得在前委工作时，我又带孩子又抄报纸，总有抄错的地方。我把抄重的地方完全涂掉，毛委员看到后就说：“哎，碧漪同志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我说：“好呀。”就走了过去。他说：“你贪污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心里很难过。我说：“我一不管钱，二不管物，怎么个贪污法呢？”他说：“对，你不管钱，不管物，但你还是贪污了。”我说：“毛委员，这你可要说说清楚哇！”他说：“叫你过来就是要跟你说清楚。”他指着涂掉的地方说：“完全涂悼看不见就是贪污了。”我说：“抄重了一句不涂掉怎么办？”他说。“要涂掉，但不能完全涂掉，这样什么字也看不见了。如果你是管帐目的话，收了一千元钱，又将一千元几个字完全涂掉，后面再写上九百元，这还不贪污钱了吗？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在抄错的地方打个框子，再在框里转转画上几道，这样还看的清楚，即使有错的还可以改过来。如果完全涂掉，就改不了了。以后要注意，在错的地方不要完全涂掉，只要打个框子画上几道就行了。”毛委员的工作是很仔细的，人家做在前面的，不对的地方，他一查就查出来，并教别人如何改正。他做什么事都是认认真真的。后来我看到列宁的《哲学笔记》，列宁也是在错的地方打个框子，里面画上几条线。这使我进一步明白毛委员教我这个办法的意义。我和古柏在前委工作期间，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与毛委员几乎是形影不离的。吃饭时，常共用一个菜盘，南方有一种分成几格的菜盘，毛委员夫妇的菜放在靠近他们的菜格里，我们的菜放在靠近我们的菜格里。虽然是这样分开放，但吃起来就不分你我，而是“各取所需”。毛委员爱吃辣椒，他吃的主菜是辣椒炒豆腐，我是广东人，不太敢吃辣椒，古柏是江西人，他敢吃，能跟毛委员吃到一起。晚上睡觉，不行军时，我们与毛委员就近相住；但行军时，由于当

时条件所限，为尽量少占用民房，我们四人往往就同住在一间房里，放两付门板，中间拉块布隔一下。布的一边是毛委员夫妇，另一边是我和古柏。我们同住一间房时，毛委员和古柏总有说不完的话，他们无所不谈，忽而平声切磋，忽而朗声大笑。我和贺子珍白天行军累得不得了，躺下不一会就呼呼睡着了。等我睡醒了一觉，他俩还在说。我叫他们别谈了，抓紧时间睡一会，他们一边笑一边对我说：“你们睡你们的，我们不困，再谈一会。”于是，我又在他们的低语声中重新进入了梦乡。

那时，我们的军事秘密保守得是很严格的，不该知道的人绝不会让知道。比如搞军事演习时，我和贺子珍事先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常被突然的紧急集合会弄得手忙脚乱，除能带上公用的文件外，其余生活用品、食品等往往只得心疼地就地扔下，直到转回了原处，才知道是演习。有一次贺子珍同志说： “要不是演习，真把这些东西扔了多可惜！”毛委员却笑着说：“扔了被老百姓捡去还不是一样有用，反正没有浪费。”

我同毛委员、贺子珍在一起工作时，总的感觉他夫妇俩的关系是不错的。毛委员这个人很好，关心贺子珍，关心小孩，教育小孩，只要有时间，什么大小事他都管，贺子珍照顾毛委员也不错，协助毛委员做点生活上的工作。不过，贺子珍同志的个性较强点，有时同毛委员吵嘴。有一次吵得还挺厉害，起因是毛委员得知杨开慧同志在长沙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后，心里很难过，连着两天没吃饭。贺子珍同志见毛委员这样难过，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诸，使毛委员很恼火，毛委员说：杨开慧同志是为革命牺牲的，是革命烈士，我们都应该感到痛心，都应该深深地怀念她，你如果有革命同情感，也应该和我一样两天不想吃饭！每次贺子珍同毛委员吵嘴，古柏都要出来劝解，而且以批评贺子珍同志为多。古柏对贺子珍说：“你不能只把毛委员看成是你的爱人，而首先应想到他是我们革命的领袖，你应该尊重他，维护他。”而贺子珍对古柏的意见一向都是很尊重的，对古柏的批评总是心服口服。

第一次反“围剿’、时，我同贺子珍保管文件箱随部队走。我军在龙冈打了一次歼灭战。毛委员、古柏都在前沿指挥，我同贺子珍在后面和挑夫看管文件箱。听到我们部队打了大胜仗，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和贺子珍就爬到山头上去看。结果被毛委员、右柏回来时看见了，毛委员批评我们说： “你们离开文件箱子，被人家挑走了怎么办？”我们回头看看文件箱还在，就强词夺理他说：“噢，打了胜仗还不许我们看上一眼！”

这一仗活捉了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赞，让他跟着总前委一起走，还让他骑马。如果让他步行，就拦不住老百姓打他。其实，即使他骑在马上，也还有很多人用石头扔他。毛委员在路上一再向群众作宣传解释，劝群众不要打，说：“把他打死了就不知道敌情了。”到了驻地，司令部要张辉赞讲敌军“围剿”的情况，讲要求活命的条件。苏区的群众受张辉赞的害根深，非常恨他，不让群众出出这口气是不行的。于是，组织了几次群众斗争大会，让老百姓控诉张辉赞的罪恶。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敌机经常来骚扰，乱扔炸弹。1931 年 9 月的一天（即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军长黄公略同志牺牲的那一天），我和贺子珍随军转移，太阳将下山时，毛委员、古柏他们前面走了，我们掉了队。我们正在路上走，忽然敌机来了，乱扔了一阵炸弹，有一颗炸弹落在我们附近。我们忙卧倒在一堆墓地旁，被炸弹溅起的泥土几乎把我俩活埋了，幸好没有受伤。天黑了，四下无人，我们摸黑下山去找总前委机关驻地，直到深夜才找

到。毛委员、古柏正在为我们担心，因为通讯员曾经告诉他们说他亲眼看见敌机的炸弹落在我俩身边爆炸了。毛委员、古柏见我俩回来了，高兴他说： “啊，你们回来了？！我们正要派人去找你们的遗体呢！”毛委员还和我们开玩笑说：“你们是人回来了呢还是鬼回来了？”逗的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毛委员搞调查很有一套办法。当时司令部有个侦察队，部队出发前先由他们探明行军路线，弄清行程，寻找带路人。毛委员一到驻地，就到田头同农民蹲在田埂上边抽烟边聊天，或者同农民一起车水，边车边聊。农民们觉得这位同志哥很关心他们，对待他们又很和气，但不知他就是毛委员，就无拘无束地同毛委员聊，什么都讲，有问必答。毛委员就从同他们聊天中把当地的阶级状况和第二天行军的路线、里程等摸得一清二楚，所以晚上毛委员召集参谋们汇报情况时，听后往往还是毛委员自己补充，告诉大家这里到城里要经过什么河、什么山，小路去比大路近。翻山去更近，哪个镇上有民团，要注意什么，等等。毛委员尊重农民，农民信任毛委员，调查到的情况实在，工作效率很高，这是一般同志难以做到的。

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江西中央苏区时，古柏同志挨整，毛委员自己受排挤，已无力救助古柏。古柏挨整时，被调到粮食部工作，我则到了会昌，所以红军开始长征时我与古柏不在一起。以后我和古柏虽然都被留在苏区，但没有接上头，谁都不知道谁在哪里，直到 1937 年的一天（当时我正在广东韶关。），我收到地下交通给我送来的一封信，信的落款是“润之”，我一看就知道是毛主席给我写来的信。他在信中告诉我，古柏同志牺牲了，他很悲痛，同时劝我不要过于悲伤。得到这个噩耗，我悲痛万分，但又不能对任何人讲，因为相识者和我的母亲、孩子都相信我对他们说过的“我的丈夫在南洋做生意。”后来国共两党的关系有所缓和，毛主席又叫贺子珍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去延安，但由于信件通过地下交通传递延误了时间，交通发生问题，没有去成。

1950 年初春的一夭，贺子珍的妹妹贺治坐着吉普车从江西吉安县到广东南雄来找我，告诉我贺子珍已从苏联回来了，要我带着我的儿子去北京。我当然很高兴，我与贺子珍同志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我们同车北上，到了江西省泰和县境，夜幕已经降临，本该停车休息第二天再走，因那时公路的质量很差，又是山路，但贺怕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硬要连夜赶路，结果走了不多远汽车翻到山沟里去子，贺怕和我的儿子一起遇难，我的一条腿也被压断了。毛主席访苏回来后看见了我，我向毛主席汇报了翻车的经过。沉默了好大一会，毛主席说：现在解放了，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帮助解决，唯独你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儿子已经死了，无法挽回了。过了一会，他又劝慰我说：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想开一点，我们入党时宣誓要为劳苦大众谋解放，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现在解放了，你的儿子不在了，很可惜。干革命总要有牺牲的，我参加革命几十年，父母早已不在了，我的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都为革命牺牲了，毛泽覃的一个儿子才十八岁就被敌人活埋了，杨开慧也为革命牺牲了，还有小毛（指毛主席丢在江西的儿子）也没找到。为了革命事业，我们家里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不能老去想自己的事，自己的儿子，应当多想想全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多想想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事业。然后他问我，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住在全国妇联。他说：好，全国妇联是妇女同志之家。你也可以住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是中国共产党员之家。这样，过了不久，中央组织部就安排了我的住处和生活。毛主席还叮嘱我说：

我们都是革命老同志，有什么事情可以同组织说，也可以到我这里来，先打个电话或写封信，我会抽出时间的。记得后来有一次，我去看望毛主席时，毛主席专门嘱咐厨师准备了我爱吃的南方菜。吃饭时他说：“苏区时我们同在一起吃饭，很艰苦，现在情况不同了，可以吃得好一点。”晚饭后在他家看了电影《攻克柏林》。我走时，毛主席还送给我一匹白绸布，说做夏衣或做别的用都可以。

国庆十周年那天晚上，我随陈正人，彭儒夫妇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着赫鲁晓夫对我说：“这是苏联的赫鲁晓夫同志。”

1960 年夏天，我和我从江西苏区找回来的小儿子古忆民随朱总司令一家去北戴河休养。一天下午，忆民去海边玩，正在同王稼祥同志聊天，看到毛主席游完泳从海里出来，赶紧跑过去一边叫毛主席，一边深深地向毛主席鞠了一躬。毛主席不知他是谁，只是带着慈祥的微笑说谢谢；谢谢！王稼祥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古柏同志的儿子，叫古忆民，是从江西瑞金找回来的，现在已经上大学了。毛主席听了十分高兴，忙紧紧握住我儿子的手说：找回来了就好，找回来了就好！接着毛主席详细地问了忆民的身体、学习、爱好等情况。然后他问：你妈妈来了吗？现在哪里？忆民忙从休息室把我叫出来，说毛主席在找你！我赶紧走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很高兴地握住我的手说：我们又见面了，还见到了你的儿子！在休息室，毛主席细问了我的近况，然后用责怪的口气问我为什么好久不到他那里去。我说：你工作很忙，不好老来打扰你。可毛主席说：工作再忙，老同志在一起聊聊天还是可以的。毛主席对我的身体向来都是很关心的，这次他又对我说：身体要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先把本钱充实起来，才好工作呀！没有革命的本钱，没有好的身体，怎么能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