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主席报到

我是陕北佳县人，1944 年入党，在绥德师范学习了一年多，刚十七岁时， 就调到延安分配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科工作。建国初在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搞会议服务工作。

那是 1952 年年末的一天上午，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调你给主席当机要秘书”。一听这话，我既高兴，又紧张。到毛主席跟前工作，是荣幸的事情，为什么紧张呢？因为我怕自己说的一口陕北话，毛主席听不清，给他老人家增加麻烦，影响了工作。再有毛主席是湖南人，说一口湖南话，我听他讲话，有些地方硬是听不懂，真担心万一由于口音关系发生差错，误了大事。所以，要我给毛主席当机要秘书，开始是不敢承担的。经叶子龙主任一再说明，这是组织上研究决定的，又对我作了些说服工作，我才答应试试看。同时，也向叶主任要求：“如果不行， 就请组织上马上调整。”因为，我意识到给毛主席当机要秘书责任重大。

第二天上午，我到丰泽园去报到，毛主席由于连夜工作，睡得很晚，还没起床。这时，毛主席的另一位机要秘书罗光禄同志，便先找出一些文件， 让我一面翻阅，一面熟悉情况。

罗光禄同志长我十来岁，是位老同志，在毛主席身边已工作多年。当老罗告诉我应如何整放文件的时候，他指着办公室桌后面一个多斗立柜的倒数第二格，严肃地对我轻声说：“那里面，放的是毛岸英同志抗美援朝时在朝鲜牺牲的材料，以后你在主席身边工作，不要向主席提起它，这件事由周总理处理。”“啊！⋯⋯”我不禁一怔，连忙点点头。

我第一次见岸英是 1946 年他从苏联回来。平时他从不以领袖爱子自居， 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礼貌待人，酷爱读书，在延安杨家岭，见他上厕所都拿着一本俄文书读，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毛主席是很重感情的人，岸英是他全家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第六位亲人，我们这些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理应尽量避免引起他老人家的悲伤。所以，我在毛主席踉前工作的近十个年头里，我从未翻出看过存放在那个多斗柜里有关岸英同志牺牲的材料，更未与任何人谈过。

这天，快到午饭时光，值班卫士电话告诉老罗：“主席睡醒了。”老罗放下电话，便对我说：“走，我带你去见主席。”

“好。”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又更紧张起来，在脑子里盘算：见了毛主席我该说些什么呢？毛主席又会问我什么呢？心里不断地打起小鼓来。

我一进毛主席的卧室，看见他老人家正背靠着床头，一手拿着一支香烟， 在那里深深地吸着；一手拿着一张报纸，静静地躺在那里看着。

老罗一进门，就向毛主席报告说： “主席，给您新调来的机要秘书高智同志来了。”接着老罗把要给毛主

席看的文件等放在床头边的小方桌上。

我听老罗一介绍，就身不由己地走到毛主席跟前，激动地向毛主席说： “主席，您好！” “啊！欢迎，欢迎。”毛主席边说边放下手里的那张报纸，缓缓起身，

与我紧紧握手。接着便很亲切地问： “你是哪里人？” “陕北佳县人”。我笑着向他老人家回答。

“啊！佳县我去过”。毛主席吸了一口香烟又问“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在哪里上过学？你爱人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我逐一作了回答。

当毛主席听说，我完小毕业后又考入绥德师范学习了一年多时，他眉毛一挑高兴地说：

“啊！绥德师范我是知道的，那是陕北很有名的一座学校嘛。这么说， 你还是我身边工作同志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了！”毛主席很注意人的文化素质。不过，听他老人家这么一说，我倒感到脸上阵阵发烧。

当我回答说，我爱人在中央机要局工作，名字叫霍碧英时，毛主席没听清楚，便说：

“你慢慢讲，是哪几个字？”我就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向他老人家解释： “霍是霍去病的霍。”

“啊我听懂了。”毛主席笑了。

说到“碧”字时，我边说边用右手把“碧”字分解为“王、白、石”三字，定在左手心上让毛主席看。毛主席点点头，表示知道后，我又拉着长声说：

“英——是英雄的英”。 “噢！现在我全明白了”。毛主席把“霍碧英”三字，又重复了一遍，

高兴地笑了。

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非常平易近人，又很谦和，我原来的紧张和忧虑， 随之逐渐消失了。我看时间已不早，怕影响毛主席工作，又知道他起床后还没吃饭，便准备起身向他老人家告别。末了，毛主席对我又十分亲切地说：

“好吧。欢迎你以后就在我身边工作，帮我做点事，好不好？” 我急忙说：“好，好”。

毛主席把调在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是看作要“绝对为我服务”，而是特别强调一个“帮”字，说成帮他做一点事、这使我十分感动。我深深地感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确是不论职务高低，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向毛主席报到的时候，一进毛主席的卧室，就看到屋内布置很简单朴素，清清楚楚，真可谓“一目了然”。房内没有任何豪华设备，更无一件古董，日用家俱只摆有两个单人沙发，一张坐椅。睡的是大木板床，床上左边多一半堆放着许多书报刊物和一些文件，床头右边是一个约二尺多见方的小藤桌，铺一块干干净净的白布，放在上面的也是一些文件和正在阅读的书报， 还有一些削好的“施德楼”牌铅笔。再就是放着一个小的普通烟灰缸，几支香烟装在一个折叠起来的普通纸烟盒里。床下放有一双陈旧的拖鞋和一双半旧不新的布鞋。挂在衣架一旁的一件睡衣，已打着好几块大补钉。

毛主席住的院落，由于年久失修，屋柱上的油漆，已残缺剥离，而那几株粗壮的松柏，却挺挺而立，高出屋顶，则显得格外生气勃勃，春意盎然。这一切，又使我不禁想起了，毛主席在 1947 年转战陕北时，给佳县县委

的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他老人家是这样写的，更是这样做的，心里只有人民。

从向毛主席报到这一天起，直到 1962 年 5 月 7 日，我除到河南和江西学习、锻炼过一段时间之外，日夜就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身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