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

1942 年 2 月 1 日和 8 日，毛主席先后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重要报告。

几天之后，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办公楼楼上小会议室，召开了一个会。会议由毛主席主持。到会的约 20 人。我记得有：陈伯达，艾思奇，张仲实、柯柏年、丁玲、舒群，我也去了，还有哪些同志我记不起他们的名字。开完会毛主席就走了。留下我们吃午饭，坐满了两桌人。

毛主席在会上说，召开这个会，是为了要编一本书。他提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思想方法论》。他说，编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拿它作武器，来整顿我们的学风、党风和文风。

毛主席指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他还批评了当时延安知识青年中存在的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倾向。我记得，他在讲到绝对平均主义的时候，举例说，在座的同志，有人穿的衣服是斜纹布做的，有人穿的是土布，目前边区这么困难， 斜纹布很少，多数人只能穿土布，要搞绝对平均主义，能行吗？他又举例说， 晚上，有的同志用蜡烛，有的同志点油灯，目前边区的蜡烛很少，多数人只能点油灯，要大家都用蜡烛，能行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啊！

他归结起来说，产生这些思想，有立场观点问题，也有思想方法问题。他指出，这些同志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改正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就容易发生错误。因此，要把帮助大家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看作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会议结束的时候，毛主席提出，把编这本书的任务交给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是陈伯达，参加编书工作的，除他之外，还有张仲实和曾彦修同志。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是艾思奇，我是学术秘书，除我们两人参加这个工作外，还有陈唯实、李又常（李续纲）等 10 多个同志。

两个研究室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首先把延安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延安能找到的外地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包括外文本，都搜集起来。然后分工摘录书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我们研究室的人多，大部分是我们摘录的。我们摘录、核对完了以后，交给艾思奇同志，他再核对，作了一些增删，并分类编排，加上标题，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把他们摘录的论述加上，又加以总的编排、最后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对书稿看得很仔细。有些摘录，他又作了核对和增删。编排的次序，有些又作了调整。有些标题，是他修改和加上的。

最后的定稿，分为 4 章。

第一章《绪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特点》，下面分 4 节，重点是：论马克思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旧社会主义的分歧；论科学精神与革命精神相结合；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第二章《理论与实践》，下面分 14 节，重点是：论事实是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理论对于实际的重要性； 论研究、分析具体环境、条件及历史特点，是决定无产阶级政策的基础；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需要最大的灵活性；论主观主义、革命空谈与革命的实际背道而驰；论共产党员要成为有头脑的政治家；论必需终结书本与生活的脱离。

第三章《历史科学的创造》，下面分 11 节，重点是：论法则是从自然和历史中找寻出来，法则以合乎自然及历史为依归；论历史唯物论的应用不是固执的教义和抽象的格式，不是从“一般”的概念出发；论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把握事实的总和；论考察基本的历史联系；论历史的方法与理论的方法之一致；论分析的方法——从单纯到复杂的思维过程与历史的真实过程相适应；论从事物的表现形式到本质关系的发现；马克思对若干错误学说的批判——把外国现实之理论的表现变成若干教义的集成，抛开事物内部的联系，抽出事物之一定的历史内容，咀嚼早已过时了的见解，主观主义的幻想，是庸俗经济学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特征；论共产主义思想是人类知识积累的总汇，一定的思想联盟之必要；论最伟大的科学家是反对偏见打破传统的创造家。

第四章《国际经验·民族特点·革命传统》，下面分 4 节：重点是：论用批判的态度采取别国经验；论考察、研究民族的特点；论在一定条件下利用革命传统。

毛主席对分类和章节的标题改动不少，可惜这部书的原稿没有保留下来，毛主席改了哪些，哪些是毛主席加上的，已无从查考了。但是可以肯定， 这些章节标题都是毛主席审定的。可以说，这些题目，就是当时毛主席要我们学习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要点。

这本书当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因为纸张缺少，印数不多。新中国成立后，1949 年 10 月，人民出版社重印了第 1 版，到 1963 年，印到第 6 版，6

版总计印数约 50 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