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致袁水拍》

第二封信《致袁水拍》，是写于 1957 年 4 月 20 日，收辑在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里。全信如下：水拍同志：

你的《摇头》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旋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的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编者在我的名字下面有一个注释：“李希凡，一九五三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因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受到重视，于一九五五年调到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部任编辑。”注释虽简单，却清楚地交代了我的简历

和工作情况。至于毛主席为什么在这封信里对我的工作提出了调动的建议？为什么批评我，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何所指？背景又是什么？虽然有些文艺界的老同志可能了解，却已不为多数人所知了，何况袁水拍同志也已经去世！

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来看，在写这封信的一年前，即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在 4 泪 28 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在当年 5 月 2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十大关系时，又一次

提出要实行双百方针。其实，也就是在双百方针的鼓励下，自 1956 年下半年开始，学术界、文艺界都比较活跃。从文学创作上看，主题和题材都有相当的扩大。有些作品批评了现实生活的“阴暗面”，有些作品触及了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人民文学》1956 年 9 月号发表的王蒙同志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篇引人注目的作品。现在看起来，虽然仍觉得有些缺点，但却深感到作者塑造刘世吾这个官僚主义者的形象，并没有把它简单化。从性格刻划上讲，还是写得比较深沉的。作者不只写出了刘世吾在现实生活中较生动的性格特征，而且写出了他的性格的发展的历史，写出了刘世吾早先也曾是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却终于没有经受着生活的考验，失去了往日的激情，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冷漠、世故，敷衍着工作，应付着人和事。作者还明确地评论说：“他们（指刘世吾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的工作成绩里边，就象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里，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

这篇小说在当时社会形势下的出现，还是有现实意义，也是有战斗性的，但是，那时文艺界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有些人还很难接受这样的作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尽管发表在《文汇报》（1957 年 2 月 9 日）的那篇《评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也是奉命之作，而且是在讨论会上集思广益的成果，但文责自负，文章是我写的，内容也不折不扣地反映了我的观点。现在看来，我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一些意见，一方面表现了我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自以为在维护党，实际上却是维护了官僚主义；另方面也反映了我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还不能适应当时百花齐放的文艺环境。此文的发表，又恰恰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同志联合署名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在《人民日报》发表前后（1957 年 1 月 17 日），这真是无独有偶。今天想起来，我的那篇文章至少是违背“百花齐放”精神的。

据我当时在《人民日报》所听到的，毛主席对《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很有意见，为此，《人民日孤》还受到了批评。同样，毛主席在几次谈话里，也提到了我的这篇文章。大意是：李希凡到了《人民日报》，“到了高级机关”，就“当了婆婆”，“吃党的饭，说党的话”，写文章也不讲理了。只不过，在这封《致袁水拍》的信中，批评用语虽比较含蓄，却触及了我犯错误的实质：“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脱离群众，正是造成教条主义以至“左”的思想的一个根源。可当时我虽然检讨了几句，却没有深刻地认识，因而，在以后的工作和写作中，仍然不时地出现这方面的错误，而毛主席却始终没有忘记我的这个致命的弱点，直到 1964 年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还想到我的不深入群众和缺乏锻炼，特别指示《人民日报》领导人，点名要我到农村去。现在想来，在 1957 年看到这封信的当

时，我的理解很肤浅，更没有什么“最高指示”的观念，只恁少年气盛，怎么想就怎么说。当袁水拍同志拿信给我看，并征求我的意见时，我立即不以为然他说：我不会教书，也不愿去教书，我自己给主席写信。而且当天就写了信。信的详细内容和怎样写的，现在已记不大清了。大概总是对主席的批评做了一点并不深刻的检查，表示了愿意经常到生活中去，克服脱离群众的缺点，但主要是表明自己不想去教书的愿望。这在老同志身上，是决不会发生的问题（因为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何况是毛主席的指示），而在我身上却发生了。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挨斗时，这曾是我对抗“最高指示”的“罪状”之一。连姚文元在 1974 年看到这封信时，还阴阳怪气地对当时人民日报负责人说：“你们至今还没有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可惜那时我已借调出来，在恭王府琴楼校订《红楼梦》，再回到报社时，“四人帮”已经垮台了！后来我也曾问过袁水拍同志，主席看过我的信后表示了什么意见？袁水拍苦笑地说：“你不想去，主席还能怎么办？不是说和你商量一下么？”我沉默了，想得很多。我还记得在 1954 年，征求我对工作的意见时，我曾向邓拓同志和周扬同志都表示过，愿去文学研究所，而毛主席却说那不是战斗的岗位，调我到人民日报来。现在发现我到人民日报，仍是脱离实际，就又考虑到我回学校更适宜。或许听了毛主席的话，几十年“边教书，边研究”，会使我走上另一种道路吧！不过，我至今觉得“文化革命”中斗我的造反派们（也包括姚文元在内），总是从他们那套惩罚主义思想出发，永远也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什么？而毛主席的批评，却是为了帮助青年知识分子进步，甚至爱护和培养，更不强人所难！

这一切的一切，已经是遥远的记忆了，因为连我自己都过了花甲之年，但它们却铭刻在我的脑际，恍如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