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坚决地说：长沙不可再攻

毛泽东同志十分注意及时准确地把握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他认为，了解情况是制定正确决策的依据。毛泽东同志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是很多的。从这里，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我党注重实事求是、注意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的渊源。

的确，革命战争时期，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多方面掌握的情况，审时度势作出的。

1930 年，利用蒋、冯、阎军阀混战留下的空隙，各地的革命暴动接连不断，革命形势又向高潮发展；然而这也助长了我党“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

抬头。李立三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命令红一路军（红一军团）赶往长沙与以那里撤出来的红三军团会师，再一次攻打长沙。结果因敌众我寡，猛攻不克。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抵制了李立三的三攻长沙的命令，率领部队，主动撤离长沙。转战赣南根据地，使红军免除了一次厄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二次攻打长沙，久攻不下，伤亡很大，毛泽东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拖下去，可能有被大批敌军包围，受重大挫折的危险。于是我们从长沙战斗中撤走。敌人也没有拼命追。走到株州，我们从邮局搜到了中央给我们红四军写来的密信。信的内容我现在还记得：三军团已经占领长沙，一军团包围南昌指日可下，希望你部迅速占领湖口，向左保障武汉暴动胜利，向右直接进攻南京，以夺取全国胜利。

最后，密写信上还说要派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同志到红四军来。目的当然是督促执行此项命令。

我们把这封密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召集前委领导一起商量。毛泽东坚决主张不能再打长沙。因为那样的话，长沙不能攻下，反而会被包围。毛泽东主张部队原地待命，等待长江局代表周以栗。

当时，我在前委任特务大队政委，未直接参与领导们的商议，但是从毛泽东、朱老总等人商议、争论时的神色中，我也感到形势的严重。长沙显然不可能再攻，但是那封密信，又以其绝对的权威性压在我们这支队伍身上。部队的厄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厄运。因此，我和每一个人一样，都感到了我们所面临的是生与死的决择。

我们等待中央代表的到来，焦急、不安。大家在心里嘀咕着：这位周代表会是什么样子？前委能说服他吗？说服不了怎么办？

毛泽东似乎也很焦虑，他更多地让我们收集所有搞得到的情报，更频繁地催促我们查找有用的材料。

几天之后，周以栗找到了我们。于是毛泽东开始了那场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对周代表的艰苦费力的说服工作。不仅毛泽东与他谈，其他领导也与他谈。最初争论不休，气氛很激烈。开始周代表态度很坚决，要部队执行命令。后来周代表渐渐地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两人出来进去地谈着话，还时常笑起来。当传出消息说不再打长沙时，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周代表终于被毛泽东说服了！

于是部队北上打下靖安，随后又放弃靖安回师南下，攻克吉安，向宁都、兴国开进，进入赣南根据地。

毛泽东及时准确地了解情况，正确地判断形势，阻止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使红军摆脱了错误和困境，占据了主动，扩大了队伍，鼓舞了赣南根据地人民的斗志，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