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毛主席在郑州会议告一段落后（郑州会议原来是为武昌会议作准备），就在 11 月 11 日乘车继续南下。我和田家英也跟随前往。在专列上，毛主席

11 日又邀集河南十一个县委书记（信阳、南阳、洛阳、开封、商丘、登封等）座谈，11 日晚又专门同遂平县委同志谈话，对公社供给制询问得很详细。县委书记谈到现在最苦恼的是全国来参观的人太多，每天少则五百多人，多则三千多人，难以应付。13 日毛主席又找信阳地委谈话，特别称赞他们没有拆散家庭，又特别关照他们要保证社员有八小时睡眠、四小时吃饭的时间。

毛主席 14 日到达武昌，住东湖宾馆。他要我和田家英参加湖北省委书记

王任重和张平化同志主持的座谈会。这些座谈会从 14 日接连开到 20 日，实际上是调查会。14 日毛主席听取了王任重同志汇报湖北全省的情况和恩施、孝感、沔阳、襄阳等县公社化的情况。接着由麻城、鄂城、黄冈、枣阳等县的县委书记以及一些公社党委书记和钢铁厂厂长。下放干部先后作了汇报。毛主席没有到场的我们事后都向他汇报了。我们着重向他反映了县委特别是公社书记、钢铁厂厂长汇报中提到办大社中富队和贫队之间的矛盾，群众对“军事化”、“食堂化”抵触甚大，大办钢铁中好铁只有两三成，干部作风浮夸、粗暴等问题。后来我和田家英都感到，毛主席要我们参加一系列的调查会，一个重要的用意是要我们上一堂调查研究的课，既了解实际情况，又学习实事求是。

武昌会议从 11 月 21 日开始，这是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成员外有中央一部分部长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毛主席在会议第一天作了长篇讲话，谈到了许多重大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还是要划线加以区别，不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新 40 条（按：指在郑州起草的 15—20 年规划纲要草案）根据不足，北戴河会议决议说人民公社在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太快了，1958 年吹得太厉害，现在要压缩空气，长时期内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明年任务要减轻等等。

第二天（11 月 22 日）晚上，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11 月 22 日）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中央 1954 年撤销中央局一级组织后，1958 年 6 月又基本上按原中央局管辖的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七大协作区，每区设组长和副组长一二人）。看来毛主席对下午的会议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 1959 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

指标是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

3000 万减为 1800 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求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 12 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写令

状，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 1959 年加。毛主席在会议第一天作了长篇讲话，谈到了许多重大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还是要划线加以区别，不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新 40 条（按：指在郑州起草的 15——20 年规划纲要草案）根据不足，北戴河会议决议说人民公社在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太快了，1958 年吹得太厉害，现在要压缩空气，长时期内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明年任务要减轻等等。

指标是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 12 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我看完不成

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 1959 年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谈到这里，毛主席又讲起故事来。他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八十三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做侍，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三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宠，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存理。

毛主席谈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

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归纳为三点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毛主席说，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毛主席说，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 70 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 60 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 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主席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 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主席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毛主席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 12 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 41 年，

我们才搞 9 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

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毛主席说，他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 40 条（按：指 15 年至 20 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两亿吨到四忆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毛主席说，凡是迷信一定要破，凡是科学、真理一定要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强制、上下级关系等等，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必要的、有用的部分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着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毛主席同我和田家英这次谈话谈得很直率，有时甚至相当激动。看来可能是经过下午同各大区组长的谈话，思想相当活跃，滔滔不绝。一直谈到深夜。

最后，毛主席要我尽快把这个精神告诉记者，并问我用什么方法可以快些。我告诉他：新华社正在北京召开全国分社会议，主席的意见可以向会议传达。毛主席先提出可否把会议搬到武汉来开，接着又考虑到临时安排不便，而且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接着要开六中全会，要来很多人。田家英提出，中央办公厅每天有专机来往京汉之间，可以明天回去传达，后天回来开会。我看可行，毛主席也同意这么办。

这样，我 23 日飞回北京，当天向参加国内分社会议的同志和新华社、人民日报部主任以上干部作了传达。当时我考虑到毛主席谈话中涉及一些重大决策与具体的人和事，没有全部向大家传达，而且传达时要求大家只记总的精神和要点，不要作详细记录。所以后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档案中都没有完整的记录。幸好毛主席 22 日深夜谈话的主要之点，有些在 21 日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中已讲过，有些在 23 日会议中也讲了。

毛主席这次谈话，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指导思想问题。其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仍然表现了要求过急、过高的“左” 的思想倾向。例如全会通过的 1959 年计划，规定钢产为 1800—2000 万吨，

虽然比北戴河会议减少了 900—1000 万吨，但仍然太高（1959 年 6 月颐年堂

会议才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降为 1300 万吨）；粮食产量指标仍为一万零五百亿斤，并未比北戴河会议规定的减少。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虽然批评了两个急于过渡的思想倾向，但仍然没有解决人民公社的根本问题。但是，历史地看问题，毛主席从 1958 年 11 月初郑州会议起就开始注意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他认为是“左”的偏向，这次谈话比较鲜明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这个过程经历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到颐年堂会议（1959 年 6 月 11 日），直到庐山会议前半段（7 月 1 日至 15 日），前后历时八个月，都是纠“左”，都是毛主席带头来纠，这是很不容易的。可惜的是，庐

山会议的后半段，毛主席错误地发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打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损害。这是始料不及的。无论如何，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对于我国新闻工作，实际上也关系其他工作，仍然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