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道路

我国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恢复，取得了重大胜利。党中央及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我国进入了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建设时期。为了逐步实现总路线规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一五”计划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指导方针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在恢复时期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终究底子大薄，工业十分落后。1952 年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 43.1％，而重工业尤为落后，其产值在工业产值中只占 35.5

％。只有重工业发展了，才能保证国防的巩固，才能装备各行各业，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稳步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可靠的基础。

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多次向钢铁战线全体职工发出号召、提出要求，希望钢铁工业发展得快一些。1955 年他在全国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讲：我国地大物博，现在每年只有二百万吨钢，实在不象话。我们要全国努力，工商界也要努力，四、五十年总行吧，我们要争这口气，超过美国。李富春说，超过美国用木到一百年，我同意。1956 年 8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又讲：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 22 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可能达到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毛泽东同志在思考如何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问题上，是很重视钢铁工业的建设的。这从投资结构中可以看出。“一五”计划国家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总投资占 42.53％，为 250.26 亿元。在工业投资中，钢铁工业的投资为

37.93 亿元，占工业总投资的 15.16％。钢铁工业的建设成为“一五”计划时期建设的重点之一。

当时我们两人由东北工业部调到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不久，遵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着重抓了三件事。一是充实和加强基本建设战线、组建了一支工种齐全的基本建设队伍。从勘探、设计、施工进行系统的组建。到 1957 年，各冶金建设公司下属的工程公司从 1952 年的 8 个扩充到 83 个，有了矿山、土建、机械、电气、金属结构、筑炉等专业队伍，基建队伍职工达 15.9 万人。二是整顿企业，有步骤地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把钢铁企业的生产与技术等各项管理逐步引上正轨。三是兴办钢铁科研和教育事业，建立了钢铁研究院、北京钢铁学院（在东北工业部时期创建了东北工学院和有高级专家的沈阳金属研究所）等一批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为发展我国钢铁工业培养技术人才。经过一系列的工作，钢铁工业迅速发展，职工积极性高涨。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在张明山、王崇伦、马万水等一些先进工人的带动下，一个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兴起来了，钢铁生产与建设形势发展很快很好。到 1957 年“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全国共生产出钢 535 万吨，生铁 593.6 万吨，成品钢材 436.4 万吨，铁

矿石 1937 万吨。当年度鞍钢生产生铁 338.1 万吨，钢 291.2 万吨，钢材 191.8 万吨。鞍钢已建成为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

毛泽东同志看到我国钢铁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取得的胜利，非常高兴。1957 年 11 月，他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说：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们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吨到一千五百万吨钢⋯⋯。中国人民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这充满激情的讲话，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同志对振兴中国钢铁工业的期望和信心。

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很大胜利，整个经济发展都是比较顺利的。毛泽东同志根据这种发展形势，开始考虑如何走中国自己的路子，能否使我国工业化建设搞得比苏联快一些。他的出发点是，苏联好的经验我们要学习，但苏联的弯路和教训我们能否避免。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执行，我国经济已有很大的发展，在这个时候借鉴苏联的经验，总结自己的实践，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就提到我们全党的面前。基于这个战略考虑，毛泽东同志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于 1956 年 2 月开始，连续一个多月听取了 34 个部委的工作汇报。2

月 25 日，我们代表重工业部向毛泽东同志汇报钢铁工业现状和发展规划，其汇报要点：一是钢铁工业可以提前一年完成“一五”计划，当时钢铁工业生产水平与解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提高。二是我们钢铁工业的水平还十分落后，我国 1955 年钢的实际生产量，仅相当于美国 1886 年水平，落后 70 年；

1956 年钢的计划产量为 447 万吨，仅相当于苏联 1928 年的水平，如按人口平均，则落后情况表现得更为严重。在产品品种质量等方面，我国钢铁工业更是十分落后。三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有可能快一些，因为我们现在进行建设所采取的科学技术水平比之美国、苏联建设钢铁工业的初期所采取的科学技术水平（冶炼、轧钢等机械、仪器设备及冶炼技术等）要高一些。我们提出了今后几个五年计划有可能超过苏联的发展速度。

毛泽东同志仔细倾听我们的汇报。当我们汇报到取得的成绩时，他很高兴，不断地插话询问。听到我们讲钢铁工业还十分落后的情况后，对我们说，要迎头赶上去，坚持不懈地干，总是可以赶上去的。当我们汇报到钢铁工业发展速度可以比苏联快一点时，毛泽东同志说，应该是可以的。第一，是因为有苏联的成功经验，又可以少走苏联走过的弯路；第二，是因为我们有广阔的市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巨大积极性。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当面直接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我们主管的部门的工作情况。他要求钢铁工业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殷切期望，特别是他借鉴苏联经验，对走我国自己发展工业的道路的思考和探索，给了我们一个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经过听取 34 个部委的汇报，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正式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同一时期，毛泽东同志还在另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把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加强，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它可以少搞。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战略思想，为了加强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部门的领导，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40

次会议通过，重工业部于 1956 年 5 月 12 日分为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和建筑材料工业部。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委托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分管冶金工业部。从此，我们既得到直接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的陈云同志的指示关怀外，

又有幸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得到周总理的更多关怀、指导、检查和督促。“一五”计划即将结束，“二五”计划即将开始之际，在实践中，我们逐步感到中国的情况在许多方面和苏联不同。我们冶金工业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从技术到管理许多方面照抄照搬，出现了不少不符合实际的作法。如何克服教条主义，探索我国工业发展的道路的问题，已经在我们头脑里有所酝酿。正当我们对这些问题开始有所认识，但还是比较模糊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发表了，使我们心中豁然开朗，感到有了明确的方向。我们很快组织冶金部党组全体成员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身来，集中半个多月坐下来“务虚”，认真地学习领会《论十大关系》。大家共同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不但总结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而且研究了苏联 30 多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指出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和方针。并且比较深刻地理解到《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正确处理工业以至整个经济、整个国家的最重要的基本关系，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联系到冶金工业的实际，第一个要正确处理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能完全照抄苏联钢铁企业由中央主管部门“一家独办”，越大越好。而要量力而行，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办钢铁企业的积极性，除了中央办一些大的钢铁厂外，还要用很大的力量帮助地方办些中小型的钢铁企业。大型钢铁厂的设备，当时中国不能制造，而中小型的设备中国能造，办起来能快。中国交通运输不发达，中小型钢铁厂就地生产，就地利用，可以减少运输压力。所以要结合中国国情，采取大、中、小结合的方针。于是，我们在 1957 年 3 月召开了全国冶金系统的厂矿长会议，专门阐述了我们学习《论十大关系》，发挥两个积极性，走中国自己发展钢铁工业道路的体会和设想。从此，在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直接启发教育下，中国钢铁工业开始有了自己的谋略，形成了中国式的战略布局。

1957 年 8 月 4 日，冶金工业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总结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安排（草案）》中，提出了钢铁工业建设“三大、五中、十八小” 的战略部署。所谓“三大”即当时已经开始建设的鞍钢、武钢、包钢三大基地，“五中”即指选择了五个有发展前途的、可以建成年产 30 万到 100 万吨钢的中型厂，即：山西太原、四川重庆、北京石景山、安徽马鞍山、湖南湘潭，前四个是扩建，后一个是新建。“十八小”即指通过调查，规划在十八个省、自治区建设十八个年产 10 万到 30 万吨钢的小型钢铁厂。当时我们设想所谓“三大、五中、十八小”的钢铁企业扩建与新建完成后，将来都会有大的发展，“三大、五中、十八小”的布置，是我们学习《论十大关系》的结果，是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贯彻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具体行动。新的方案上报到党中央和国务院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极为重视。陈云同志幽默他说：“三皇、五帝、十八罗汉好，符合中国国情。”毛泽东同志也高兴而幽默地说：“你们有了十八罗汉，好嘛！”

“三大、五中、十八小”方案执行的结果，现在，当时的中型钢铁厂现在已发展为大型钢铁厂，小的也都己成为地方骨干企业，而且在数量上还有很大的发展。从总体上看，除以后新建的攀枝花、宝钢等大型钢铁企业外，现今的钢铁工业还是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扩大和发展起来的。“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方案和布置，是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产物，是他的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指导思想的具体的体现。这一方案执行的结果，不仅在钢铁

工业的发展速度上，而且在布局的合理展开上，都起了历史性的奠基作用。1958 年 1 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同志通知我们两人还有高扬文、徐驰去

他的住所。我们扼要地汇报了当时钢铁工业生产建设的情况后，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历来是统一的时候比较多，因此地方不大发展。西欧就不同，卢森堡只有一个地委专区那么大，法国和一个省（山东就是一个法国）差不多大。我们要注意发展地方。为什么我们不能一个省有一个钢铁厂、两个钢铁厂。各个部应该有百分之六十的力量去帮助各省搞钢铁厂。你们要把你们的眼光，注意到六亿人民。

这次谈话后，我们立即组织冶金部党组成员反复研究，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1958 年 3 月根据党组的研究，由王鹤寿执笔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写了两个报告，一个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一个是《争取有色金属产量飞跃，占领有色金属全部领域》。第一个报告在论述了如何使干部又红又专和如何正确地对待苏联经验，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后，提出钢铁工业发展速度可以更快一些；第二个报告实际上是一个发展有色金肩工业的规划。针对有色金属行业不能满足军工、机械部门和冶炼高级合金钢的需要以及有些人对有色金属工业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这两种情况，论述了有色金属工业的重要性，提出了“现在的冶金工业是有色金属时代” 的论断。这就是说一般普通钢材已不能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要求，而耐高温高压高速的钢材以及各种特殊性能的钢材必须是具备各种不同性能的合金钢，而合金钢有赖于有色金属中的各种稀有金属。同时尖端工业需要稀有金属合金日益增多。报告提出：“要用最大的力量攻占全部有色金属 64 个堡垒

（元素）。”

毛泽东同志对这两篇报告极为重视和赞成。同年 3 月 25 日，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说：“冶金部党组开会搞‘务虚’，这种办法可以搞一搞。抽一段时间专谈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不伤人，讲心里话，先虚后实也可以，下次开会可以多找几个部，并且事先准备一篇报告、文章，谈得要有说服力。总之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首先是唯物论。对本质的问题要看得见，抓得起。”在这次会上谈到理论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什么叫理论，理论就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冶金部总结了实践经验，对于如何正确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对于学习外国经验怎样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克服照抄照搬的倾向，通过“务虚’达到了理性的认识，这就是理论。” 4 月 5 日中共中央对我们的两个报告作了重要的批示。

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和 3 月”成都会议”批判了“反冒进”。这时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一次又一次地提高了生产指标。1958 年钢产量国家原计划是 620 万吨。后来提出第二本账定为 700 万吨，接着又

加码到 800 万吨，争取 850 万吨。1958 年 6 月 19 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找王鹤寿谈话，问：“今年钢产量能达到多少？”王鹤寿根据部党组在成都会议后测算的数字回答说：“可以超过原定的 620 万吨，争取达到 800 万吨。”

毛泽东同志又问：“能不能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王鹤寿回答说，这有困难，回去我们再研究。

1958 年 8 月 16 日，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书记挂帅、全民全党大搞钢铁” 的号召。8 月 17 日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工业生产建设必须首先保证钢铁和机械生产，特别是钢铁生产。并确定了 1958 年的钢产量达致 1070 万吨，比 1957 年翻一番。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正式提出了工业”

以钢为纲”的口号。从 1958 年到 1960 年，连续三年搞了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虽然指标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我们在测算时也表示过困难，但我们在主观上是想依靠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号召与支持，使钢铁工业发展得快一些。因此，对“大跃进”的思想，当时是完全接受和宣传的，为了达到钢铁生产翻一番，就在钢铁生产上大搞“小土群”、“小洋群”，钢铁工业孤军突出，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而且对钢铁工业本身，也带来了质量下降、设备失修、矿山失调、浪费巨大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这些重大失误和巨大损失，我们作为冶金工业部的主要领导人，负有重大责任。每一念及，深感内疚。

毛泽东同志毕竟是伟大的领袖，是尊重实践的。毛泽东同志襟怀坦白，不掩盖高指标的失误。他在庐山会议前期，曾说过，钢铁产量翻番是他提出来的，错误应当由他负责。1961 年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作了自我批评。直到 1970 年，针对不少钢铁企业又要掀起钢铁翻番的情况，他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起来了，又要发生这个事，一点是材料不够，一点是设备、投资跟不上，全国紧张！”对当时头脑又一次发胀的人，是一副有效的清醒剂。这里必须特别强调提出的是，当着“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充分暴露出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同意周总理、陈云同志倡议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同时，毛泽东同志 1960 年 6

月 14 日在上海会议上明确提出：“着重搞规格、品种、质量，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这个指示，对后来我们狠抓质量、品种，猛攻尖端特别是为国防尖端武器，为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及时提供重要的关键性的材料，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毛泽东同志总是时刻地关注钢铁工业的发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在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狠抓经济工作，钢铁工业从破坏中开始恢复，1973 年钢产量达到 2500 万吨。毛泽东同志知道后很高兴，他兴奋地说：“从 1960 年到 1970 年，钢铁工业总是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之间往来徘徊，徘徊了十年之久上不去，现在上来了，已达到二千五百万吨了。”直到他临终前一年的 1975 年，他还说：“要多搞点钢，多搞点油，加强战备。”可见毛泽东同志在晚年，仍念念不忘把中国的钢铁工业搞上去。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从工业布局上还着重论述了沿海和内地的发展战略，基于这种战略考虑，毛泽东同志对钢铁工业的三线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战略决策。1956～1957 年间，我们和冶金部党组成员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结合冶金工业实际提出的“三大、五中、十八小”的规划方案中，就有准备在西南和西北再建设“两大”的计划。其中包括在西南建设攀枝花钢铁厂。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王鹤寿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提到准备建设攀枝花钢铁厂时，毛泽东同志询问了西南地区矿产资源情况，积极表示赞成建设攀枝花钢铁厂。大家顿时感到平时党组议论来议论去的一个大问题落实了，当即把建设攀枝花钢铁厂的事列入了具体议程，并抓了两件事：一是正式成立了攀枝花钢铁公司筹备处（当时叫西昌钢铁公司筹备处），二是组织开展攀枝花磁铁矿（含有色金属钒、钛）的选矿和冶炼科学研究工作。随后就在西昌地区建了一个小钢铁厂，作为冶炼钒钛磁铁矿的试验厂。后来，由于“大跃进”错误的影响，到工业调整时下了马。

1964 年 5 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国际

形势严峻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重新提出加快建设攀枝花钢铁厂的问题。他说：“不建攀枝花，打起仗来怎么办，我睡不好觉。”“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同年 9 月，他还带有批评性地说：“把川黔、滇黔停下来，是没有道理的。把这两条路停下来，又不打别的主意，不搞攀枝花，这是没有道理的。不是早知道攀枝花有矿嘛，为什么不搞？你们不去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如果说没有投资，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毛泽东同志督促大家尽快地把三线——战略后方的工业、交通、国防基地建设起来，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的。

毛泽东同志把攀枝花钢铁厂作为三线建设的代表提出来了，还专门委托周总理主管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接着，周总理又亲自主持，与冶金部共同研究决定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规模、设计原则、设备制造，以及建设管理体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1964 年春，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又亲临攀枝花，对照设计图纸，拍板批准了设计方案。随后，国家计委、地质部、铁道部、机械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等各部委相继迅速行动起来。就这样，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决策下，在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李富春同志的直接主持制定下，我们拉开了大规模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序幕。

冶金部从鞍钢、本溪钢铁公司抽调大批建设队伍、冶炼系统的技术职工与四川省委合力创建攀钢。广大钢铁建设大军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远离城市和没有铁路、没有平地的狭窄山坡上建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毛泽东同志还及时提出“攀枝花矿高钒高钛，如果钛铁分离不开，铁炼不出来，你们后悔不后悔”，促使我们组织人马夜以继日地攻克技术难关，终于创造了高炉冶炼高钒钛磁铁矿新工艺。1970 年 7 月 10 日，攀钢流出了铁水，1971 年又流出了钢水。

当三线建设轰轰烈烈展开后，毛泽东同志比较放心了。1965 年 1 月，吕东同志曾向中央写过专题报告，反映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进展顺利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看了很高兴，在报告上批示：“此件很好”。1965 年 1 月，毛泽东同志在听取长远规划汇报时说：“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所谓钢铁基地，只有一个攀枝花是不够的，那里只能生产大型钢材，而军事工业用的钢材不能完全解决。”所以，在建设攀钢的同时，我们又在西南、西北布置了一批钢铁企业。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们探索中国钢铁工业发展道路时，不仅关注着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工业布局和品种质量等战略问题。还十分注意探索中国特色的工业企业管理，一直在考虑如何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和平建设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怎样使它和工业企业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企业管理的新路子。1960 年 3 月 22 日，他在中共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热情地肯定和倡导了《鞍钢宪法》。《鞍钢宪法》是针对《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的一套权威性的管理办法）而言，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并不是象国家宪法那样的安邦治国的总章程。《鞍钢宪法》的提出，带有那个时候的时代特点，是有局限性的，有些提法，也确实不是很确切的。但它的基本精神：加强党的领导，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和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等，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我们现在探索中国式企业管理，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63 年 12 月 16 日，冶金部总结了近几年来冶金工业战线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向党中央写了《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议在企业里学习解放军的报告》。毛泽东同志看到报告后很快作了重要指示：“我已收到冶金部学习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

接着，毛泽东同志又于 1964 年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我们冶金系统把学解放军和学大庆结合起来。整个钢铁战线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出现了马鞍山钢铁公司、鞍钢无缝钢管厂、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铁厂等十个大庆式企业和第一冶金建设公司输电队、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钢厂白云石车间党支部等一大批先进集体。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探索中国自己发展钢铁工业道路的过程中，虽然出现过如“大跃进”那样重大的挫折和失误，但总结了经验教训，纠正了失误，钢铁工业又在康庄大道上继续发展了。探索，失误，纠正，再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同志当年领导我们探索前进，也为当今的改革开放，搞有中国特色的钢铁工业现代化建设，指明了航向。当年钢铁工业的水平，当然不能和当今相提并论。但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探索的结果毕竟如列宁所说：“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