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老浮在上面，老在屋里看文件是会死人的”

1960 年 12 月 26 日，是毛主席六十七岁生辰。按他的本意是不主张给自己做寿过生日的。但每逢这天，身边工作人员，总是要提醒他一下，擀碗长寿面条给他吃。有几次，毛主席还把他身边工作的几个同志请来，一起相聚，吃顿便饭，和大家拉拉家常。这一天，他原来打算休息起床后，在晚饭时再同大家聚一聚。可是，他一早上床，直到下午，怎么也不能入睡。李银桥同志告我：主席决定先和大家一起坐坐，吃了饭再休息。

于是，叶子龙、汪东兴、王敬先、林克、李银桥、封耀松和我七人，便到毛主席办公室那个只能摆一张圆桌的过道里，同他老人家一起吃饭。

日常，毛主席吃饭就很简单，这顿生日便饭，因在困难年月，所以更简单。记得只有一个荤菜和两个素菜，一盘辣子，一个汤，主食是米饭，李师傅特地又擀了一点面条。

这天，毛主席由于没有休息好，显得有些精神不足，那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上去也比往日小了，我真为他老人家睡不好觉心里感到难过。但是，他在饭桌上，仍热情地与我们亲切交谈。除谈了早年革命斗争的一些事，更主要的是要求我们认真读马列著作，还以告戒的口吻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

“不能老浮在上面，老浮在上面就会空虚。”又说：“现在，咱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还缺少经验，要想法常下基层，多深入实际，老老实实的向群众学习。不然，老在屋里看文件是会死人的。”类似这些话，毛主席过去也对我们说过。记得有次随毛主席坐火车去上海，火车停在半路，大家搀扶他老人家下火车去看庄稼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今天，他为什么又如此强调这个问题呢？心想这里边一定有重要原因。我正一面听着，一面思索着，忽然毛主席睁大眼睛，把大伙儿一扫，提高声音问：“你们谁愿意下去？”

我紧坐在毛主席的右边，就向毛主席报名说：“我愿意下去。”“好！” 毛主席伸出大姆指，接着又问：

“你们谁还愿意下去？” “我愿意！”

“我愿意！” “我也愿意！”⋯⋯

大家争着一个接一个都报了名。

这时，毛主席老人家精神大振，高兴地笑着说： “好！你们明天就下去！” “主席，明天就下去不行，还得学习学习，准备一下才行。”我笑着对

他老人家说。

毛主席平日常说“明天”如何，“明天”如何。但是，我知道并不是每件事，都得按他说的“明天”去照办，即便是要办的事，有些也是可以视具体情况和时间看是否可能，然后与他老人家商量的。

“那好，你们去北京参加两个星期的训练班，准备一下再下去。”毛主席点了点头然后又说：“以后要轮流下去，其他同志，等你们回来再下去。”

那个时候，毛主席要中央和各省、市的负责同志，也要加强调查研究。

有的地方，还对下去的同志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学习。就这样，毛主席在他生日的那天下午，与我们一起吃罢饭，才去休息。不过，当晚他还是没有休息，仍然阅批了一夜文件。第二天清早七时许，毛主席按电铃，把我叫去，拿他夜里批阅过的文件等，同时交给我用铅笔写的一封信，当面指示我交给汪东兴同志办。我接过一看，啊！原来是他老人家连夜给我们准备下去的几个人写的：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人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 67 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我读完这封信，眼睛润湿了，浑身感到热呼呼的。在交汪东兴同志办时，建议照个像给我们每人都洗印一份，以作为珍贵的纪念。那时，还没有复印机，只得用照像洗印的办法。毛主席对我们下的几个人，考虑得真像慈母一样的周到。可能是怕我们的身子骨支持不了，看过信阳的一份报告，认为那里有救济粮，气候也暖和些，便把原定去山东改为去河南信阳了。那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已决定不吃肉了，却在信中对我们说：“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在他的生活和身体更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却把身边平时最熟悉的同志抽出来，下到农村进行调查，这种精神又是何等的感人啊！

经过两周准备，1961 年 1 月 15 日晚上，毛主席在颐年堂又约见我们。我们都穿着下乡的衣服，他老人家“检阅”后很满意，并同大家一起合了影。下乡的同志，除原定的六人，机要室和警卫局又抽出局、处干部四人，共十人。

这次，毛主席在谈到下乡的意义时，对我们着重指示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下去搞些调查研究，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集体吃食堂到底行不行？群众有什么意见，如实反映上来。一定要讲真话。”还说：“你们下去以后，既要了解当前农村存在的实际问题，也要向群众学习一些生产知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教导，不几天，我们就坐火车到了郑州。河南省的吴芝圃和赵文甫等负责同志，对我们的到来非常欢迎，亲自给我们介绍了河南的情况。省委还决定抽出一百人，与我们组成一个工作队，将原定信阳专区又改为许昌专区部陵县，在五女店稍作训练就下乡了。

我们到鄢陵县时，正逢青黄不接之际。一进村，我们就和社员群众一起吃集体食堂。由于自然灾害，加上一些干部的浮夸虚报，强迫命令，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我在的这个生产队，已没有多少粮食，只有上万斤红萝卜和一些干红薯片、红薯蔓子，群众生活极为困难。一天三顿饭，至少有两顿是红薯面拌的糊糊汤，不少群众已浮肿，小孩很多是大肚子，汤把肚子喝的滚圆。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们十人，大部分人的腿和脸也浮肿了。每到开饭时

间，队上就打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端着盆，有的提着罐，排着队，唉声叹气地把饭打回家去吃。不管风吹日晒，下雨下雪，天天如此。这怎么能叫“社会主义”？！怎么能调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我心里着实觉得不是个滋味，尽管我们也感到饥饿，但从未想过要毛主席他老人家送牛羊肉，相反大家倒是更自觉地以毛主席为榜样，越在困难的时候，越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坚持与社员群众一起排忧解难。为了改善群众生活，我们也曾多次和管理食堂的社员同志一起研究，尝试用红薯蔓和红萝卜蒸丸子，或在红薯糊糊汤里加红萝卜块。这样，虽说饭菜花样增多了，但群众普遍反映还是不如自家做着吃好。我们也亲眼见到，大家把饭打回去，往往还要再加工，或是搀和点粮食，或是搅拌些菜蔬，才可以吃得稍好些。可是，我们所在的队干部，有的却不关心群众的死活，反以极左面孔出现，认为这是给“三面红旗”抹黑，一看到谁家烟囱里冒烟，便闯进去打骂，甚至把人家的锅砸了。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行为，我们与地、县同志研究后，将个别群众意见大的干部作了处理，给群众撑了腰，受到群众的好评。

我们把群众对集体吃食堂的意见，以及了解到的其他问题，如实地向毛主席作了反映。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便根据我们的反映和各地的调查，纠正了农村集体吃食堂的作法。由于落实政策，开放了农贸市场，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年底，鄢陵县委张书记来信说一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十来个鸡蛋。

当年下半年，正逢南方收割早稻时节，我们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到江西省贵溪县白田公社的几个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体验农村生活。周总理闻讯也把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抽出，和我们一起到江西参加生产劳动。

我和封耀松同志，开始分在白田公社的枫林湾生产队，吃住在队长裴禄祥和一户贫下中农家里。当时，他们不知道是毛主席让我们去的，但对我们都很关心、体贴。他们手把手的教我们割稻、插秧；我们与他们一起耘田、种菜、修路、补桥，上山打柴和挑送公粮⋯⋯。他们把我们看似一家人，我们也把自己当成是枫林湾的一户新社员。这里的人民，生活非常安宁，真可谓人和世风好，村人互爱相助，生气勃勃，真像一个和睦勤劳的大家庭。但是，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村里缺医少药，群众看病却很困难，到公社所在地白田看病得步行十多华里。

进村不久，听说一位贫下中农病得历害，便到他家去看望。我一进门，只见病人上吐下泻，脸色焦黄，已几天卧床不起。我问了病情，又摸了脉搏，确感病势严重。怎么办呢？这时，我想起临行前，毛主席让医生吴旭君同志给我们准备的药包。

这个药包里，共有二十一种药品，从治一些严重的炎症，到治感冒、碰伤、牙疼、胃痛和呕吐、发烧，以及消化不良、失眠等等，应有尽有；还备有棉球、棉签、纱布、皮膏等，可说样样俱全。另外，还打印有一份用药说明书。

于是，我根据病人的病状，按照用药说明书，给他服用了“四环素”。这药在当时是“药王”，离京时，李志绥医生叮嘱，一般炎症是不用的。果然，药到病除，三天后便见好，可以下床吃东西了。我和大家都很高兴，病人一家也十分感激。表现在他们身上的那种中国劳动人民的忠厚诚挚的情感，使我既感动又不安。因为，我一直在想：这不能谢我，要谢也就谢毛主

席，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们准备的药包啊！

在江西的几个月里，省上和县里对我们也很关心，嘱咐干活不要太累。但是，大家都是尽力争着干活。开始不习惯赤脚走路，经过锻炼，我可以打着赤脚走长路，肩扛担挑百十多斤的稻谷或柴禾。我们的身体健壮了，对南方的农活也熟悉了，既学习了农业生产知识，也领略了这里的乡土人情，风俗文化，又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增强了群众观点，思想上也得到很大锻炼和提高。这使我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强调要实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重要意义，以及“不能老浮在上面”的深刻道理。

我们从江西回到北京后，毛主席他老人家再次在颐年堂接见我们，显得格外高兴，格外亲切，并与我们合影。当他知道农村出现的种种新变化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