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的促进派

1958 年 10 月 25 日上午，毛主席秘书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找我和田家英谈话。我原以为，大概是谈发表毛主席的《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因为两周前毛主席要我和田家英把《世界知识》杂志编辑的毛主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加以补充（主要是增加 1957 年和 1958 年的言论），并用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一个按语，在报上发表。加以过去几个月中，从 8 月下旬炮打金门、马祖开始，毛主席十分注意国际问题，所以我想大概是谈这方面的问题。

当我到达毛主席卧室时，田家英已在座，手里拿着我们编好的关于纸老虎的言论的大样和按语。田家英先给我看了经毛主席修改过的按语，主要是修改按语最后一段。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这篇文稿在 10 月 27 日发表。

处理完此事后，毛主席对我们说，今天找你们来是谈另一方面的问题，谈国内问题。

接着，毛主席就直接了当地提出，他想派我和田家英到地方上去作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他已经选好了，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修武县）和一个公社（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他要我们各自带几个助手，分别先后去修武县和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他将在 11

月初离京去郑州，在那里开一个小会，作为 12 月初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

的准备。他要我们 11 月 5 日在新乡搭乘他的专列去郑州。

毛主席说，中国今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跃进，一是公社化。其实还有第三件大事，这就是炮打金门。他说，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公社化是他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 8 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他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早先是同赫鲁晓夫大吵了一顿（赫鲁晓夫 7 月底到 8 月初访华），不久又发生金门打炮。毛主席说，他在这段时间想了许多国际问题。他列举了一连串问题，如戴高乐上台、黎巴嫩事件、紧张局势、封锁禁运，等等，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谈了他的独特见解。毛主席对我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研究国际问题，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或临时抱佛脚，就可以抓住时机阐明我们的观点。他指出人民日报在金门打炮事件过程中有一篇社论偏离了中央的方针。（详见我写的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严师的教诲》，载于《我们的周总理》一书中）毛主席说，现在来谈国内问题，你们办报的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调查

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会议迄今已有两个月。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按：指毛主席自己写的巡视

大江南北的新闻，登在 10 月 1 日报纸上）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毛主席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

（按：后来派陈伯达到遂平调查，因为陈已去过寿张了）。

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主席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去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缀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这是在大跃进中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说要做“冷静的促进派”。回想从1958 年初的南宁会议起，毛主席的多次谈话，给我强烈的印象就是报纸要促进，不要促退。这次谈话以及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都一再告诫我，要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主席这次谈话涉及的问题较多，时间也较长，一直到中午过后。他留我和田家英吃午饭。饭厅就在北房五开间的中间堂屋。可能是预先告诉了大师傅，加了两个菜，一个是小砂锅炖狗肉，一个是红烧狮子头，其他四个菜是湖南腊肉，豆鼓炒辣椒，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都是毛主席常吃的。比较特别是一个苋菜汤，每人一个烤得半焦的玉米，这是最后吃的，也是毛主席的习惯，有时代之以烤红薯。毛主席喜欢吃饭时喝一两杯酒。这天喝的是茅台酒，第一杯是主席请我们喝，第二杯是我和田家英一同祝毛主席健康。

毛主席在吃饭过程中还向我们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则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名义。

从毛主席住处出来，我同田家英商量一下，就分头找人组成调查组。我在北京挑选了三位记者，又请河南分社选一位记者在新乡等候，正好两男两女，连我在内一共五人。

我和田家英等一行 10 月 28 日乘火车离京南下，当天抵新乡下车。我们

同新乡地委商定，第二天开始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的一组先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我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

我和记者们 10 月 29 日一早上路去修武县。我们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十三万五千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

（原为公社）大队长、五里源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同我们谈他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调查的四天中，我们还利用晚饭后和中午歇晌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 245 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配，农副业和工业、手工业产品也全部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们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干部和群众，生产热情很高。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我们说，本该收籽棉 900 万斤，到 10 月底只收到 159 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最后我们同县委书记谈了一个晚上。他先谈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的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和供给制的疑问和顾虑。

我们在 11 月 1 日从修武转到新乡县（田家英同时也从新乡去修武）。那里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给我们简要介绍时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一县一社，只挂了一个“县联社”的招牌，似乎他们以为我们是赞成一县一社的。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每年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第二天，我们去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这个公社有 5 个大队 79 个生产队，人口 3 万，耕地 9 万亩，年总收入

1218 万元，是新乡县最富的公社。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实行的供给制。据公社书记说，他们实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了，这十六包的费用每人一年共 78 元。

调查了七里营公社以后，我们又去看看公社所在地周围的两个大队（刘庄和陈庄）。其中刘庄大队（那时就是史来贺同志当支部书记）给我印象特别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说得也实在。史来贺同志既讲成绩也讲困难。他的大队有 800 多人，1900 亩地，总收入 31 万元，人均分配达 104 元（1957 年即为 96 元）。当时他正在发愁的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劳力工炼铁去了。

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 4000 户、

2 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 15 个营 50 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

行房屋公有，搞集体宿舍，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 224 户，开始时有 150 户男女老少都

分开住，现在仍有 60 户集中住在八个地方，男女各住四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原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社员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做法。我遇到公社干部时就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做，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

11 月 5 日，毛主席乘专列南下，在新乡稍停。田家英也从修武回来。下午，我同他一起到毛主席专车上去。毛主席正在听新乡地委和几位县委同志的汇报，他叫我们到郑州后再向他汇报。我同田家英晚上商量好：到郑州向毛主席汇报时，可以先扼要介绍一下修武和七里营的情况，然后着重谈所看到的公社化后的问题，特别是所有制和供给制的问题，主要是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和七里营的十六包的问题。

11 月 6 日，我们随毛主席到郑州。当晚毛主席就要我们到专车上去汇报

（他外出视察工作时常食宿在专车上，有时甚至开会也在专车上）。我们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由于我先到修武，我着重汇报了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谈到：修武县委书记虽然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末，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谈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做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算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我汇报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往来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是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 42 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一年每人 21 尺布、2 斤棉花、两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织不做了），共 18 元钱。医药费每人每年以 2 元为限。产妇补助一

斤红糖、20 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 10 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 1 次戏，6 次电影。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能说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毛主席在我们汇报中间不断插话，有些是提出问题，有些是发表评论。毛主席谈到修武一县一社时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

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

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谈到修武说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末，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大、中、小结合为好。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 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 4 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毛主席在我们结束汇报时说，你们这次下乡调查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毛主席说，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毛主席说，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他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头脑清醒起来。

毛主席还特意对我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毛主席还说，他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空一点时再谈。

毛主席从 11 月 6 日起主持郑州会议，否定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初稿和十五年至二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前一个文件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毛主席批评他急于过渡，讳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后一文件提出 1972 年要生产二亿吨钢，毛主席指出这个草案缺乏根据，不要再议也不要修改，搁置起来。

从 11 月 8 日到 10 日，毛主席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斯大林的小册子，上午和下午都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湖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剥夺农民，农民会起来造反的。毛主席在读斯大林的小册子过程中，讲了很多很重要的意见。郑州会议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决定县以上的干部普遍学习这两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