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伟大领铀毛泽东

李聚奎

春去秋来，又是一度黄花秋风。徐徐的秋风，吹红了香山层林，也撩起了我的深沉思念。

也是这个季节，十七年前酷暑刚过，秋风乍起，我们共和国和军队的缔造者之一、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匆匆离去了。

从六十七年前参加北伐至今，我的革命生涯大部分时间是毛泽东同志麾下的一个兵，是毛泽东思想把我从山野荒郊的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村青年，哺育成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天南海北哪一个岗位上，也不管是在职还是处于逆境或是离休后的日子，毛泽东同志的音容笑貌总是在我的眼前耳旁出现。我忘不了宝塔山下延河畔他给我们讲课作报告，是那样的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忘不了天安门城楼上他亲呢地抚摸着我的孩子的头，叫他们“小老乡”，和还不甚懂事的娃娃谈笑熔乐；忘不了丰泽园里菊香书屋他听我汇报我国石油工业的情况，开始了对国民经济三十四个部门的调查研究，并在这个基础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忘不了中南海的游泳池边他对我纵论天下大事，笑谈环球凉热；忘不了创办解放军后勤学院时他给我和全体教职员学员写信，告诫我们“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的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的现代化和正规化”；更忘不了在我投身革命洪流初期和人民军队处于最危急困难的时候，他对我的教诲和培养。正是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切，指明了我的人生之路，奠定了我终生信仰的基石。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 1928 年 12 月 9 日。那是我们跟随彭德怀同志取得平江起义胜利、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之后，湖南的敌人集中兵力由岳阳、例阳、湘阴分三路向平江进攻。红五军经过激战于 1928 年 7 月 30 日撤出平江城，辗转在平江、修水、铜鼓、万载、通城地区，进行游击战争。两个多月的频繁战斗，部队从两千多人减员到七百多人。10 月间，湘鄂赣三省敌人又对我们发动“会剿”。红五军突出敌人包围后，根据湖南省委指示“一部分兵力由黄公略同志领导留在湘鄂赣边地区坚持斗争，主力则由彭德怀和膝代远同志率领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移。12 月 8 日，部队到达宁冈县属的茅坪，第二天开去新城参加与红四军的会师大会。路上，遇到了红四军的队伍，我们就在路边的日里集合，让红四军先走。这时，一位三十来岁，留着长发，目光炯炯，身穿灰色中山眼，没有戴帽子，面庞清瘦，身材高大的同志走过来了。彭军长连忙给大家介绍说，这就是毛委员。随后，他要求部队安静下来，请毛委员给我们讲话。毛主席在队伍前面走过来走过去，边讲边抽烟，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讲了很多革命道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讲的工农兵联合起来打遍天下的道理。他讲，“工农兵弟兄三个，工人是大哥，农民是二哥，兵士是三哥。工农兵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地主资本家是少数，军阀也是少数。”说到这里，他间大家：“多数人打少数人，谁能打得赢啊？”我们大声回答：“多数人打得赢！”毛委员高兴他说：“当然是多数人打得赢。”他又伸出右手的三个指头说：“三个人打一个人，谁能打得赢？当然是三个人打得赢。所以工农兵联合起来，打遍天下。”这是

我第一次聆听毛主席的讲话，他那平易近人，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用生动形象的比喻讲明深刻革命道理的神态，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就是这一番话，就是那一身朴实的服饰，那一种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气质，就让人感到他是一个伟人，一个了不起的人，崇敬、信赖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而在这之前，虽然彭德怀同志也常常给我们讲，毛泽东同志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任凭敌人多么疯狂的围攻清剿，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坚如磐石，朱毛的红四军是我们的榜样，但我们对这些话半信半疑。现在到了井冈山根据地，接触了根据地的群众，见到了红四军的队伍，特别是见到了毛委员，听了他的讲话，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亲切、温暖、鼓舞人心，我们的疑问都消失了，都从内心深处感到，彭军长领我们上井冈山这条路走对了。

红四军和红五军的会师大会是 12 月 11 日在宁冈县新城的广场上召开的。那天，新城内外到处贴着“欢迎红五军”、“欢迎彭军长”、“庆祝两军胜利会师”的标语。两军官兵和当地群众一万多人，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会场。主席台是用麻绳捆木头临时搭起来的，比较简陋。朱军长、毛委员等领导同志上去后、台子就垮下来了。那时，部队里有些老兵还讲迷信。比如行军打仗，旗子没有掌好倒下来了，非得把掌旗的打顿屁股取个古祥。台子垮了，有的人就议论开了：“这可不吉利呀，今天会师就垮台了。”这话大概让朱军长听到了。台子重新搭好后，朱德同志跑上台去，笑着对大伙说： “同志们，你们不要迷信，这个台子是用绳子捆的，因为没有捆好，所以垮了。但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台子是永远也垮不了的。”接着，毛泽东同志讲了话，他高兴他说：“今天我们红四军、红五军胜利地会师了，走到一起来，革命的力量更加强大了。将来，我们会有更多的红军、更多的根据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全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随后彭军长、膝党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两军会师以后，不几天我们就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是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我们上山以后，就向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四军学习建军、建政、建党的经验，以红四军为榜样，把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共产党的组织作为红五军的一项重要任务。很快，地方的民主政权和农民、妇女、儿童等革命组织都纷纷建立起来了，地方武装有了很大的发展，红五军也在实际革命斗争的锻炼中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在这过程中，我对革命军队的认识深刻多了，也和毛委员相识了。1930 年 12 月反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时，我们在毛委员的指挥下于 12 月底对张辉瓒的龙冈指挥部实施包围。当时，我在红三军九师二十七团任团长。30 日围歼张辉瓒残部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张辉瓒负隅顽抗，集中火力向我九师方向猛烈冲击，妄图打开一个口子突围，就在这时我负了伤，子弹从我的右大腿打进，从屁股打出，穿了一个大洞，血一个劲地往下流，师长徐彦刚、政委朱良才正好赶到，命令二十六团进入战斗，让担架员把我抬下去。经过小别山红军指挥部时，毛主席正向前方观察，看到有担架过来，就问：“担架上抬着谁呀？”“二十七团团长。”担架员回答。“啊，老乡！”毛主席边说边走过来，亲切地问我：“伤着筋骨没有？”我说：“没有。”他说：“那就好，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仗打得怎么样？”我回答说：“马上就要结束战斗了，我下来时已经打到敌人指挥部了。”毛主席高兴他说：“好！胜利在握！”听到毛主席亲切的话语，我心里升腾起一般暖流。其实毛主席因公务繁忙，和我们的接

触次数并不多，时间也并不长，但他对我们这些普通的基层指挥员，甚至连一些战士，也都知名知姓知根知底。毛主席过人的记忆力和他对同志深厚的阶级感情，实在令人钦佩不已。

自 1930 年冬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到 1934 年秋的第五次反“围剿” 作战，每一次我都参加了。前两次反“围剿”作战，我在红三军九师任二十七团团长；三、四欢反“围剿”作战时，我在红三军的八师、七师、九师三个师里先后任师长；第五次反“围剿”前，又调任红一军团一师师长。其间；由于工作岗位的局限，我对中央在路线上的分歧和斗争知道的不多。但有一点我和战友们的感受是很深切的，那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红军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危为安，逢凶化吉，根据地能扩大，部队能壮大，革命政权能巩固。反之，尽管还是这些英勇善战的红军战士在浴血奋战，还是那些可敬可亲的根据地群众在全心全意地支持党和红军，但根据地总是缩小，红军总要减员，最后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

长征开始后，我仍任一军团红一师师长。1934 年 11 月，红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横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座高耸人云的大山。部队进入了山区小道，拥挤不堪，行军速度缓慢，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湖南、广东敌军从两侧夹击我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尾追迫近，情况十分危险。一天，红一师正在粤汉路以东与广东敌人进行战斗时，军团首长电话命令我带一个团撤出战斗到前面开路，掩护全军通过粤汉路，我即带三团赶到最前面。途中，我们遇到了随中央纵队行军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他们正在路旁休息，见我带着部队来了，还没等我开口，周副主席就说：“你们来得好快呀！”我一听，知道首长们已了解我们是来担负开路任务的，就没说什么。接着，周副主席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图上已标好的箭头，向我布置了“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的任务。周副主席说完后，毛委员又对我讲：“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就是向嘉禾、蓝山前进。你们在前进过程中能相机占领这两个县城或一个也好。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我们后面就跟着你们来。”最后，毛泽东同志又强调说：“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面开路，由你们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这是我在长征途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也是从他受王明路线的排斥而离开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一年多没有见面了，此时见到他我特别高兴。尤其是又听到他所说的大方向是什么什么，具体的由你们自己决定这一类过去很熟悉的指示，心里顿时就充满了胜利的希望和信心。毛泽东同志的话音刚落，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就连声说：“对！对！照毛主席说的办！”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很尊重的。

后来的一个月里，虽然广大指战员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不怕牺牲，，英勇苦战，突破了敌人的第三、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部队打垮了，有的部队打散了：从苏区带来的重武器、印刷机、兵工机械，以及文件、钞票扔进了湘江；全军减员过半。直到 12 月中旬我们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到达贵州黎平，18 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早在湖南通道中央会议上就提出过的进军贵州的正确意见，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前进。这是在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者排斥

毛泽东同志之后，党中央在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上第一次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它使中央红军避免了陷入绝境，可以说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端，是尔后遵义会议得以胜利召开的基础。

不过，我们红一师的领导干部得知这次会议精神，是在离开黎平以后的行军途中。19 日，我们正在一个小镇上休息，恰遇中央纵队的前梯队从这个镇通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我们师部。那天，我们司令部炊事班刚好宰了一口猪。我们师的几个领导一面让炊事班准备饭，一面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情况。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几位领导同志插话，笑声不断，毛泽东同志说话最多。他关切地询问我们部队吃得怎么样？病号多不多？休息得好不好？恢复疲劳没有？开饭时，他们见端上了好几盘肉，高兴得很，记不清是谁竟喊了起来：“嗬，还有这么多肉呢！”饭桌上他们边吃边谈，笑语满堂，连半个多月来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博古同志，此时也活跃起来，说话很多。中央领导同志如此兴高采烈，是我们长时间没有见过的。20 日左右，我们在向剑河前进途中，聂荣臻政委向一军团的师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当我们听到“鉴于目前新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时，大家高兴地鼓起掌来。当我们听到“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时，我们又会心地笑了。因为大家感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克敌制胜的战法又回来了。

随后，我们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向遵义挺进，一路上连战连捷，进军迅速，于 1935 年 1 月 3 日渡过乌江，又占领了遵义城。1 月 15 日到 17 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胜利召开，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际上确立了，党的路线从此也就转到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了。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车分兵三路北上，向赤水县方向前进。红一师为全军开路，1 月 26 日在离赤水县约三十里的黄坡洞陷于敌人三面包围之中。此时，我中央纵队与三、五、九军团已抵达土城。但紧追不舍的四川军阀部队与我后卫五军团形成对峙，一场恶战在土城地区展开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亲临前线指挥，激战两昼夜后，鉴于土城鏖战终日虽歼敌一部但敌援军即将赶到，我军原定进占赤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为敌人所阻不能实现，久战对我不利，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下令部队连夜撤出战斗，于 1 月 29 日拂晓前，从猿猴场、土城西渡赤水，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开进。

当我师在猿猴场渡口准备渡河时，毛泽东同志派一位参谋到渡口来，要我和一师政委黄甦、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谭政到他那里去。耿飚参谋长因指挥部队过河未能去，我们三个赶到毛主席那里时，他对我们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是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说，中央在遵义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并说周副主席在会上第一个站出来揭发批判了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及长征初期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为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他对周恩来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勇于坚持原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们一听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向。

毛泽东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你们一师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你们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机动灵活，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在中央苏区的一。二、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同志面对强大的敌人。采取了诱敌深入，隐蔽主力，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指挥我军连续取得胜利。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也由于继续运用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因此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这时毛泽东同志又强调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其用意，按我当时的理解，除了要我们不要忘记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之外，着重还是告诉我们，不要因为目前军委改变北渡长江的计划而产生别的什么想捧，而且“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要作好思想上的准备。

毛泽东同志对我们说的第三个问题是部队的缩编问题，毛泽东同志对我说：“部队在扎西以后要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你看行不行？”“行！没有问题！”我回答说。“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是吧？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三千多人。”毛主席又说：“三千多人编一个团又大多了点，这个到时候根据情况再定吧！”（后来到扎西，一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其余编制未变。）这是我在长征途中第三次见到毛主席，聆听他的指示。当时，黄殁政委、谭政主任和我听到这些指示，对我们红军的光明前途、对我们党的光明前途认识更为深刻了，对我们应该怎么做好具体工作也更清楚有底了，大家特别高兴。回来后立即向师里的其他干部作了传达，同志们都表示一定要按毛泽东同志讲的办。后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长征开始前后红军作战的经验教训时写道：“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每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就倍感亲切，我们红一师、我们的红军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下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战略转移，到达延安的。

在这之后，我在金沙江畔、沪定桥头又见到了毛主席。1935 年 8 月，一、四方面军会合，我调到四方面军任三十一军参谋长后，与毛主席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他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制定的方针、路线、政策一直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尤其是在我参加革命初期，和我在红军时期的师团领导岗位上，毛主席对我的谆谆教导、亲手培育使我终身受益，每每想起就不能不深深地崇敬他，深切地怀念他。我是人民军队中的普通一兵，由于工作经历的局限，和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我们军队的伟大统帅毛泽东的直接接触是有限的。但一滴水也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就是从自己和毛主席有限的直接接触中，也不难看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不可磨灭的卓著功勋和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党和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毛泽东思想将永远指引我们把握

今天、创造未来，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与我们党的历史、与我们军队的历史、与我们中华民族翻身解放、繁荣昌盛的历史紧紧地紧紧地联在一起，不可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