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长江

林一山

毛泽东同志在世时，对长江的水利水电建设极为关注。他从战略的高度，对长江的防洪、水资源综合利用、南水北调等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1953 年初，我曾随同毛主席航行。2 月 19 日，在从武汉启航的“长江” 舰上，毛主席跟我谈了他对长江治理与开发的伟大设想。

旅程刚开始，毛主席就派人把我找去。我匆匆挟上一本《申报》地图，来到主席的卧舱。毛主席笑容满面地和我握手。当我把地图放在桌上时，主席指着地图问：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我说，这是在东北打汉好时弄到的。主席说：这本地图还是不错的，早年我路过湘南时，也弄到过一本，以

后打仗行军还时常用它。长征中它给我帮了不少忙。

这时，主席拿起红铅笔，把地图打开，笔尖在地图上移动，一面对我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这件事你想过没有？研究过没有？主席一开头即向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使我立刻想到毛主席曾在视察黄河时说过的同样的一句话：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是可以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主席已经把红铅笔指在西北高原上，指向腊子口，指到了白龙江，然后又指向略阳一带地区，指到西汉水，问：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我回答说：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我说了不行的理由。

稍停片刻，毛主席手上的铅笔，突然飞越巴山蜀水，一下子指到汉江上，问：引汉水行不行？我回答：有可能。主席问：为什么？我说：汉江和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一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让汉江的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这时毛主席指示：你立即组织查勘，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我表示一定这样做。

主席一边说着，手中的大笔一边又在地图上沿着三千里汉江的蓝色江流缓缓移动，顺着汉中盆地、武当山区，当指向均县附近时，突然下笔，画了一个圆圈问我：这个地方行不行？这些地方怎么样？我回答：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关键是要在这些地区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地点。

毛主席是这样熟悉祖国的山山水水！红色铅笔指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了日后建成丹江口水利枢纽的位置。后来，我们在查勘过程中，找到了丹江口这个理想的引水到华北的地段。在以后的若干年，我随时写信，把查勘、规划和研究过程中的最新成果向主席报告。重要的一次，我专门汇报说，根据查勘资料证实，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在地质年龄的古代，曾经就是汉江的源头，后来由于流入四川盆地的水系溯源侵蚀，切开了西汉水与川水的分水岭，因而将汉江上游的西汉水，袭夺为嘉陵江的上游了。因此，现在如果将被水流下切的山谷，用筑坝壅高水位的办法，可使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不做太大工程，再回到汉江；同时，也可将地势远较嘉陵江上游为高的白龙江，建坝壅水，也比较容易地引向西汉水，再经过汉江，引向北方。这就纠正了我过去仅仅从地貌的表面现象，就认为不能从西汉水、白龙江引水的片面看法。

在这次汇报中，主席还对我说：要驯服这条大江，一定要认真研究啊！

长江的水文资料，你们研究得怎样？我汇报说，我们已经组织了一支力量，整理编辑了长江历年的水文资料，这些资料页以万计，重以吨计，统统作了整理。但由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打了多年的内战，干支流各站水文记录，时有残缺，互有矛盾。因此，在整编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辨别真伪，用水文整编的方法，作些延伸或插补。主席对我说的水文资料整编的方法很感兴趣。又问：长江水灾成因主要是什么？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是什么？暴雨区的分布怎样？我说是暴雨，并着重汇报了位于湘赣南部的南岭暴雨区，以及位于四川盆地周边的四川暴雨区，说明前者是在四至六月间首先降雨，赣江水系和湘、资水系开始涨水；随着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继续向大陆腹地深入，到七至九月，暴雨出现于四川盆地，这两种洪峰正好错开。如果南水延长，川水早到，两峰相遇，往往极易造成严重的洪水灾害。这是长江流域普遍降雨的特点。还有一种是集中性的暴雨，例如 1860 年、1870 年和1935 年。

根据资料，1935 年 7 月 1 日开始的一次大暴雨，中心在湖北省五峰县，

一次的降雨量达 1500 毫米，汉江、澧水、清江发生特大洪水，造成了一夜之间汉江中下游淹死八万人，澧水下游淹死三万五千人的惨剧。至于“川西天漏”地区，年降雨量可达二千余毫米。

毛主席说：真不得了！说着，转过身来对一路陪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说，你这个高个子有多高呵？罗瑞卿同志笑着回答：有一米八几。主席笑了，嗬！长江真能下雨，有的地方暴雨积起来，比你罗瑞卿这个高个儿还高啊！毛主席还以极大的兴趣，多次询问了有关气象水文和洪水成因的种种问题，问得十分细致、深入。他十分清楚水文资料对于一条河流的治理与开发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记得 1962 年 6 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资料大楼因偶然事故发生爆炸。当时毛主席正在武昌，当他得知楼内的水文资料仍完好无损时，十分高兴，并要湖北省委负责同志转告我，水文资料要复制四份，分藏几处，以避战乱或其他灾害。

在“长江”舰上的另一次汇报中，毛主席询问了长江流域规划的各种问题，并且问：怎样才能解决长江洪水的灾害呢？你有什么设想？怎样才能除害兴利？我说，目前首先要抓紧堤防加高捂厚，辅以湖泊综合治理，然后要考虑兴建一批山谷水库综合利用；我展开了随手带着的长江流域防洪规划草图，汇报了那几年中我们初步研究的关于长江防洪的设想，我指着图上的大小水库说，我们计划在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蓄洪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来解除洪水的威胁。我时而讲，时而被问，时而默记主席的指示。主席的目光从青藏高原的长江源，莽莽昆仑，金沙江，大渡河，眠江，嘉陵江，乌江，三峡，湘江⋯⋯，汉江，赣江，直到上海、长江口，纵横万里。一直到了深夜，才听完我的汇报。

然后毛主席在图上划了一个大圆圈，说：太好了，太好了！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我回答说：对于长江中下游的防洪作用来说，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

主席又伸出手，指着三峡口上说：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毛主席准确地掌握了长江的洪水规律和三峡水库与其他一些水库的相互关系。我兴奋地回答：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毛主席含笑说：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是也这样说

了的嘛。

我继续汇报了在四十年代，美国著名的大坝专家萨凡奇博士所提出过的扬子江三峡工程初步计划。主席问我当时的造价，我说约需 13 亿美金。主席就向罗瑞卿同志问了美元的比价，自己算了一下。又问我工程要多少年完成。我一一回答。

毛主席又间：你们工程师有多少？我说：有二百八十多人。主席说，嗅，工程师讲百呀！他又问，技术员有多少？我说，有一千多人。主席说，噢，技术员讲千呀！

最后，毛主席和蔼地笑了起来：好，我这算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还说，关于甫水北调工程，可立即开始查勘；关于三峡工程，我只是摸个底，你暂不要向中央管水利的同志汇报。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极为重视长江的防洪问题，把它视为心腹之患。1949 年汛期，长江发生大洪水，刚刚欢庆解放的人民却在长江洪水无情袭击之下，惨遭灭顶。长江中游防洪的重点地区，在特大洪水的袭击下，荆江大堤最为险峻的冲和观堤段，已出现严重的滑坡坍陷，只剩下笔陡单薄的一道土墙，幸好这时洪水快速下降，荆江大堤才万幸没有决口改道。

1949 年长江汛期过后，我组织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技术人员，一面开展堵口复堤，以工代赈，培修堤防；一面计划在防洪重点地区荆江大堤附近，兴建分洪工程，减轻和避免可能使数十万人民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洪水灾害，以争取时间研究防洪治本措施。经过反复研究比较，在 1950 年 2 月，正式提出了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由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报党中央和政务院。

毛主席在解放初期物力维艰百废待举之时，便深刻地认识到这项工程的紧迫需要。1950 年国庆期间，毛主席听取了有关同志的汇报，同时，提了一些问题，亲自审查了设计书，并立即批准兴建该工程。

1952 年汛前，荆江分洪工程作为一项大型的水利工程，在 30 万军民的

奋战下，以 75 天的速度胜利建成，该工程在 1954 年防御特大洪水时，三次启闸分洪，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迅速建成曾震惊中外，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从这项工程的实施中，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不仅有能力推翻旧中国，而且有能力领导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

更使我难忘的是荆江分洪工程开工之际，中央送来两面大锦旗，锦旗上毛主席的题词是：

“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总理的题词是：

“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这两句话始终成为我们治理长江、齐发长江的根本方针。

在“长江”舰上，毛主席关于南水北调、三峡水库和长江流域规划，特别是关于长江防洪的一系列重要的指示，时常铭记在我心中。多少年来，每当在长江建设的重要时刻和重大工程的论证中，它总是激励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拨开层层迷雾，去争取胜利。

今天当我写这篇文章时，自然地想到 1954 年 12 月中旬，在战胜了那一年长江上发生的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后，当毛主席了解到如果修建三峡大坝可以减少洪灾损失，这个损失远远超过修建这项工程的投资时，在京广线上的专列上，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听取了我关于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坝址情况的汇报。主席听完了我的汇报，便询问了花岗岩的风化情况，问得非常

细。我回答说，花岗岩是坚硬的、不透水的，但花岗岩风化较快；石灰岩漏水，但是它抗风化。

毛主席还问我们做了什么勘探工作。我说，在三峡坝区，孙们只是做了一些坑探，所以对它的地质情况，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了解。根据坑探资料，我们所选择的三斗坪坝区，属于花岗岩地带，其地形地质条件都很好，只是岩石风化问题比较严重。

主席十分关切地问：根据已有资料，风化层有多厚？我说，根据国内外资料，世界上已有风化层最深的可达百米。

主席担心地问：如果这里风化层有一百米，那么，一百米以下呢？我说，风化层以下，就是新鲜的花岗岩了。请主席不用担心，我们现在还未全面勘探，我想，在二十五公里长的火成岩河谷中，总会选到好的坝址线。接着我补充说，在它的上游，有一段片麻岩河段，主席顿时面带笑容地连声说：好！好！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抗风化性能要好得多，这下子好办了！

接着毛主席询问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能性。我表示，如果中央要求在较早的时间内建成，依靠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完成的。

毛主席问，你的根据是什么？我说：目前，苏联在建的水利工程，在技术上、规模上同美国已建成的差不多，当年美国工程师萨凡奇有信心兴建三峡工程，那么我们可以相信苏联水利专家同样有这个水平。接着，我又说，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自己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但需要在例如丹江口水利枢纽这样的工程建成以后，因为这个工程的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了。我们有了这个经验，就可以把技术水平提高到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了。说到这里，我又补充说，不过，这样设计工作的时间就要长一点。毛主席点点头，表示同意我的分析。

毛主席关于长江建设的战略思想，指引着我们的规划工作逐步深入，并先后开展了重要支流规划和防洪、发电、航运等专业规划。担负长江流域规划的广大勘测设计队伍，广泛展开了全流域的查勘，上自金沙江，下达入海口，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规划工作，包括毛主席一贯关心的三峡大坝，汉江丹江口大坝和引水到华北的南水北调线路。

1956 年，三峡勘测科研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毛主席在畅游长江之后，根据他对三峡工程深思熟虑以后的重大决策，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这首气势磅礴、光彩夺目的词章，给我们勾勒了一幅“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壮丽蓝图，不仅给我们指明了治理开发长江的明确方向，并且，向全世界宣布了我们一定要修建三峡水利枢纽的坚强决心。

1958 年 2 月，党中央举行南宁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 3 月份的成都会议作准备。在南宁会议上，主席仔细审阅了三峡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并且详细询问了有关这一工程的设计和造价等等。毛主席说，能利用水能发电的地方，尽量不要用煤发电。还说，三峡工程为了节约投资，可以少装机，先建大坝防洪。南宁会议以后，周总理出访朝鲜，2 月底回京，只停留了一夜，就风尘仆仆赶到武汉，在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陪同下，溯江而上，视察长江防洪重点地区荆江大堤的险工地段和三峡坝址。在三斗坪他对照地质剖面图，逐段逐节审视岩芯情况，为我们找到了理想的坝址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取出一截长岩芯，反复观看，赞不绝口，爱不释手说：”光我

们说好，还不行呵！能带一截岩芯给毛主席看看，让主席也高兴高兴才好呵。周总理问地质人员，能让我带走一截岩芯吗？地质人员回答，当然！能献给毛主席一截岩芯，太好了啊！周总理从岩芯箱中拿起岩芯牌，按照管理制度，在上面签了“周恩来”三个字作为收条，带走了一截岩芯。

周总理在查勘三峡过程中，详细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和不同意见，并主持会议进行讨论。3 月 6 日，周总理到了重庆，又立即转赴成都，出席党中央成都会议，7 日亲自作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报告。在毛泽东同志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决议》。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工，要看国内外形势和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这个文件明确指出：“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同时，需要正确地解决以下七种关系：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这七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的次序，进行具体安排。”这些重要的指示，给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指明了方向。1959 年我们完成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成为长江流域治理开发的指导性文件。

成都会议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一文中，专门有一段关于丹江口工程的决定。会后，周总理来武汉主持了一次会议，决定丹江口工程立即组织开工。兴建丹江口工程，除了综合利用水利资源、解决汉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外，还因为它是南水北调的关键工程。

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还高兴他说，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了。毛主席在爽朗的笑声中结束了谈话。这次谈话使我十分兴奋，说明我过去多次给他写的关于南水北调查勘研究情况和关于白龙江和西汉水可以向汉江引水的查勘报告，主席都仔细审阅并且据以作出重要的指示。

丹江口工程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鄂、豫两省人民的艰苦奋斗、通力协作下，第一期工程在 1974 年胜利建成，发挥了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综合效益，曾被周总理誉为“五利俱全”的工程，作为丹江口枢纽重要建筑物的南水北调陶岔引水渠首工程，在初期阶级，丐 1 水量为 500 立方米/

秒；最终可在 1000 立方米/秒，按照规划每年可向华北调水约 200 亿立方米。目前，华北地区严重缺水的局面日益加剧，现在正当我们加快步伐，按照原来设计，研究加高丹江口大坝，增加水库蓄水量，以引水华北、这项国家重点战略工程的时候，我们回忆毛泽东同志 1953 年在“长江”舰上关于南水北

调的指示和 1958 年党中央成都会议关于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的重要决策，就更深刻、更具体地认识到，作为伟大战略家的毛泽东同志具有多么深远的预见！

在成都会议以后，毛主席对三峡工程的考虑，更加深入，更加细致了。 1958 年夏季，在武汉东湖之滨，毛主席让我汇报长江的泥沙问题，也就

是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当我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的少，相对量少，但由于长江的年来水量比黄河大 20 倍，所以泥沙的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

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五亿吨。三峡水库寿命可以用 400 年，至少也可

以用 200 年。这是假定三峡以上不修其他水库的话。

主席还是不放心，对我说：这不是百年大计，而是千年大计，只两百年太可惜了！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更进一步展开了对泥沙淤积和水库长期使用的专门研究，我和一些水利学和研究泥沙的专家们，先后到东北、西北等地一些多泥沙河流的水利工程，包括古代的优秀水利工程，进行专门考察；结合国外资料，综合分析研究，逐步认识到泥沙运动的科学规律，并且找到了水库长期使用的途径。我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得到总理的赞许。总理在亲自审阅了我的报告后，转报毛主席。

六十年代初，由于国内暂时经济困难和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周恩来总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于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十分及时地先后提出了“雄心不变，加强科研”和“有利无弊”的方针，使我们有更充分的时间，在水库长期使用和防空炸等一系列重大专题方面，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全国各有关部门和军委总参的协助下，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可贵的成果。六十年代中期，狂飓骤起，四害横行，三峡工程的规划、设计和科研等各项筹备工作虽在继续进行，但是实际上步骤放慢了。

1970 年底，中央研究了葛洲坝工程的兴建问题。

周总理在认真研究了葛洲坝工程与三峡工程的相互关系以后，于 1970

年 12 月 20 日向毛主席写了报告。25 日，中共中央关于葛洲坝工程提请毛主席批示的报告中，明确说明：“修建葛洲坝工程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并强调在建设葛洲坝工程时，“也要考虑今后保证三峡高坝建设的有效措施。”12 月 26 日，毛主席亲自作了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这个充满着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批示，给我很大启示。这项工程在开工约两年之后，果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1972 年 11 月，周恩来总理带病听取了汇报，采取断然措施，决定主体工程暂停施工两年；成立由中央有关部委和湖北省负责人组成的工程技术委员会；并指定我作为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即现在的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设计。在这次会上，周总理进一步阐明了兴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作卖战准备的重大意义。

在中央的直接关怀下，经过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葛洲坝水利枢纽这座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制造设备的万里卡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利枢纽，已经胜利建成，产生巨大的效益，誉满中外，并荣获首次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这项工程采用多学科研究，解决了在大流量、宽河道，复杂地质、河势和泥沙条件下修建巨型水利枢纽工程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工程实践证明我们在设计、科研、施工过程中，成功地解决了河势泥沙问题研究，通航水流条件研究，大流量泄水闸的低流消能防冲设计，复杂地基稳定和处理措施研究，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和大型金属结构设计制造等重大技术问题，提高了我国水电建设的技术水平，有些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从而使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可以在葛洲坝工程实践的基础上，来完成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达到毛泽东同志预期的目的。

今天，当我回忆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开始提出的关于长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倍感亲切。数十年来，毛主席总是不断地为我们创造实现治理与

开发长江的必要条件，长江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远见卓识！

一代伟人，在万里长江的辽阔大地上，为我们勾勒的蓝图已经不断地显现出绚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