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切教导永铭心头——回忆与毛主席的几次交谈

孙晓村

解放前，特别在抗日战争期间，我通过朋友和其他关系借到了一些毛主席的著作，学习过很多篇，在学习过程中，有个感觉，正像黑夜行路，得到一盏明灯照耀，又像是走了一夜路，渐渐看到东方的曙光，心里对毛主席非常敬仰和佩服。

我与毛主席见面，第一次是在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之前，毛主席接见一部分来自外地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也被邀参加。（因解放战争期间我一直在上海，北平解放后，有的同志先到了解放区，我在上海还有些事，来得晚一些）。记得当时会见就在现在的对外友协的大厅里，大家见到毛主席，一一上前握手问好，祝贺胜利。轮到我时，我也上去与毛主席握手，表示敬意并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报了姓名，毛主席说：“知道，你是研究农村经济的，你们办的《中国农村》刊物不错，你后来还搞救国会，这是一个爱国的人应当做的事。”这几句话，使我感到非常亲切，受到鼓舞。

我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在中南海怀仁堂，毛主席召开关于 1950 年国家预算的会议，那次我作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财经计划局副局长参加会议。当时毛主席在会上讲话的原话，我现在记不确切了，领会深刻的有几点（大意）：一是全国解放，取得了胜利，大家很高兴，但我们面临的困难还不少，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二是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是有办法的，是有希望的。这几句话，当时很鼓舞人心。此后见主席的次数很多。1955 年冬天，我带了一个农业科学考察团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顺路去苏联考察农业，历时两个多月。刚回来，主席召开农业会议，我去参加了。那天讨论的问题是中央提出的农业发展纲要文件。我站起发了言，介绍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苏联的农业成就和我认为有待改进的方面，主席听了后，点点头，说：人家好的经验我们还应该学习。那天参加会的人员中，研究农业的人较多，其中有一位西北农学院院长，名辛树帜，毛主席对他说：你是辛辛苦苦独树一帜，你应该讲讲啊。这话一说，大家都笑起来，会场空气顿时显得活跃。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善于运用风趣幽默的语言，使大家心情轻松，发言踊跃。

还有一次，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我作为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被邀参加。我当时还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那天开会我到得较早，主席出来散步看到我，问：听说你们农大教师现在对参加农业劳动，到农村参加实践，思想上能接受，这是好事。那么你做校长的人怎么办呢？我看你也去参加一些农业劳动，当然你还有别的事，可你就是去劳动一下，哪怕拿锄头耙几耙，掘点土也是好的，做出个样子也很好。否则你连去都不去，怎么以身作则，带领一班人呢？主席讲得合情合理，使我很受感动，很受教育。

为了说明主席讲的这番话，需要补叙一下我参加农大工作的过程。北京农业大学是解放后由三个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和老解放区迁来的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组成的，成立了校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主任委员是华北农学院院长乐天宇同志，副主任委员是北大农学院院长俞大级同志和清华农学院院长汤佩松同志。农大的师资条件很好，都是很有名望的农学家。那时在五十年代，理论联系实际的风气正在开始提倡，农大负责人乐天宇同志急于使农大的教学联系实际，很快采取措施。这在现在看来是

应该这样做的，但在当时五十年代初要这么做似乎急了一些，没有考虑知识分子的改造要一步一步来，特别是思想工作要做在前，否则他们就不能接受。因此学校里，意见很多，教师学生纷纷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反对乐天宇同志这样急于求成的做法，教师怠工，说“不必教学，到田里去算了”，学校教学几乎瘫痪。在这种局面下，1951 年 3 月中央决定撤销校务委员会，先整顿秩序，稳定人心，我被派去担任第一任校长。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关怀指引下，我们经过学习，做了大量工作，到 1955 年形势不同了，知识分子已愿意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培育良种，合理施肥，防治病虫害等，以提高农业生产。有些教授认识到知识分子接近工农，与工农结合的重大意义，同时对基础科学教学研究也不放松。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的教导如及时雨，给我以极大鞭策和启迪。

还记得一天清晨 5 时，我那时担任民主建国会秘书长、接到主席办公室

的电话，通知：主席今早 7 时在中南海怀仁堂要召集一个会议，要我立即通知参加会的人员。我当即通知了民建参加会的同志，但我心里对这样早开会感到奇怪，匆匆吃点早饭，6 时左右我就到了怀仁堂。因到得早，会场还没有什么人，一会儿，主席就漫步走了过来，我起身表示敬意，说：“主席起得那么早”，他说“不，你不知道，我之所以通知早开会，是想开完会，事情商量好以后，我可以早些去安心睡觉”。可见，主席是一夜未睡，我常听说主席、总理彻夜办公，这次又得到证明。那天到会的人，每人吃一小碗面条后，开始讨论。会开完，主席才讲“我去休息了”。这种为国家、为人民通宵达旦地工作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全国政协第三届全体会议之前，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协商通过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常委、政协副主席名单（草案）。在会上，无党派的陈叔通老先生站起发言，伺意名单（草案），建议全国政协常委党内再加一位章蕴，党外再增加一位孙晓村。毛主席就问：“章蕴来了没有”，得知她未参加这个会，毛主席又问： “孙晓村来了没有”，我即站了起来，主席很风趣他说：“你是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是五亿农民的领袖啊”。我当时感到出乎意外，很窘，没有讲什么。主席说：陈叔通老先生的提议很好，我们就同意通过吧，会议一致通过了。我担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的提名就是这样来的。

此外，再筒述几件我所知道的黄炎培、陈叔通、施复亮等与毛主席的一些交往和谈话。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之后，陈叔通等一些老先生向毛主席提出，要组织起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说：“不忙，是不是先把《共同纲领》学好以后再学”。毛主席还答应去与周恩来总理商量，请周总理给大家讲讲《共同纲领》的意义，以及与马列主义的关系。因为这样比较好，后来就这样做了。为了进一步满足党外人士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的要求。1957 年成立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最初请中央党校代办，第一任院长是吴玉章老兼任的。

毛主席很关心民族工商业者的学习改造问题。有一次他约了黄炎培谈话，讲到在“三反、五反”运动后，工商界人士有些意志消沉，提议说：是杏鼓鼓他们的劲，你在北京作个报告，发到全国，你的话他们肯听的。黄炎培回来与我们商量，决定在北京市民建会向全体会员作报告，他草拟出报告稿，送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亲笔在稿上作了批语和修改，特别把一些要求过高的话去掉，旁边加注说明：这样的要求只能是对少数进步的工商业者提，

还不能号召广大的工商业者都去做。可见毛主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讲的话要使他们能接受，否则要求过高，实际办不到，会适得其反。

在这次报告后，民建召开二中全会。会上，我们对有些老同志，例如章乃器同志的一些论点开展批评，章乃器同志亦提出反批评，交锋很尖锐，最后批评章乃器同志的意见得到大家赞同，章乃器对其中有些意见，也表示接受。会后黄炎培将会议情况写信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亲笔回了信大意是：你们二中全会说明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民族工商业者中间也能够开展，这很有利于相互帮助，提高认识。

1956 年党号召整风，希望大家提意见。那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施复亮同志说；“你出去跑跑，听听意见，人民对你们比较肯讲真心话，这样对我们党整风有帮助。”施复亮告诉了我，后来他出去跑了不少地方，确是大有收获，向中央作了反映。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毛主席重视听取各方面群众的意见，具有虚怀若谷的伟大胸襟。

解放初期，地方上常常向北京送一些土特产品，请中央领导同志品尝，我们也曾分到过。记得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总理约了各省的书记、省长等负责人在小会议室开会，他说：“我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找你们来谈，各地向中央赠送土特产的做法是不好的，这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果实，我们白吃，这种风气要不得。约定以后你们谁送东西来，我们一定原封不动退回，而且要批评。”这话讲了以后，这种情况就没有了。

六十年代初，我陪黄炎培到杭州养病。一次到杭州龙井茶的产地梅家坞参观制茶，黄炎培要买一缶送给毛主席，茶场的同志听说非常高兴，精选了上等的好茶，并且坚决不肯收钱，黄炎培只好带回北京，写信送给了毛主席。事后，我听梅家坞的同志说，毛主席通过另外的渠道，让党内同志又把这缶茶叶送还了梅家坞茶场，并且表示感谢。这种作风很值得我们学习。

毛主席善于以各种方式，随时随地作调查研究。每年春天总要请党外人士黄炎培、陈叔通和李济深等人吃顿便饭，交谈交谈，其中常常谈到的是教育问题。主席总是认真倾听各种意见，虚心求教。

毛主席喜欢散步，有时天气好，他就邀陈叔通一起在北京旧城墙上散步谈天。陈叔通老先生曾是前清翰林，他告诉我，毛主席特别注意向他了解清朝官吏制度、科学制度，问得很详细。这也说明主席在治理国家方面很注重研究历史和现状。

毛主席很谦虚，有一次他与黄炎培讲，你某年某月在上海作演讲，是讲勤工俭学的问题，下面有一个听众，是区区，就是我。并说黄任老是诗人，你的诗，我很喜欢。黄任老便将自己的诗汇集一部，送给毛主席，主席欣然接受。主席喜欢作诗填词，他有些诗词作好后，就请黄任老、陈叔老看后提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首《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主席这首词填好后，曾二次送请黄任老和陈叔老提意见，作修改。

黄、陈二老还曾对我讲过一件事。那是北京和平解放之初，第一次政协会议前夕，傅作义将军在北京，当时绥远的问题还没解决，董其武的部队尚未起义。傅作义将军有个建议，主张他亲自去绥远，劝董其武起义。这事商量时大家有不同意见，担心万一傅作义到绥远时蒋介石派飞机把他接走。毛主席相信傅作义将军的为人，认为不会这样。最后毛主席与周总理决定派专机把傅作义送到绥远，果然董其武很快就起义，并与傅作义同机飞回北京。

这件事做得非常好，为和平解放立下了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