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公元 3 世纪的危机与基督教的兴起

（一）公元 3 世纪的危机

从公元 2 世纪末到 3 世纪末，罗马奴隶制社会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爆发了全面危机，史称三世纪危机。

罗马奴隶制的危机早在 2 世纪已在意大利露出端倪，到了 3 世纪由于奴隶制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激化，终于导致农业萎缩、商业衰落、城市萧条、财政枯竭、政治混乱、奴隶起义此伏彼起，整个罗马社会陷于动荡之中。奴

① “星辰之子”，音译为巴尔·柯克巴（BarKokhba）。关于这次起义的历史记载不多。1950 年在耶路撒冷东南的穆拉巴特河谷的洞穴，1960～1961 年在死海附近的巴尔·柯克巴洞穴发现了与这次起义有关的六十余份文献以及大量文物和遗迹，不仅证实了这次起义，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隶制生产关系日益腐朽，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本来，在前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中，已经出现了轮犁、割谷器等先进工具，但是，奴隶劳动的强制性，妨碍了先进生产工具的推广。奴隶不仅缺少劳动积极性，而且不断以怠工、破坏生产工具、逃亡，直至武装起义等方式进行反抗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使用奴隶劳动已越来越无利可图。但是，奴隶制的长期统治，给整个罗马社会扎上了一根毒刺，这就是自由人鄙视生产劳动，把劳动看作耻辱。另一方面，奴隶主阶级及其统治机构，已经腐化不堪， 寄生性越来越强。大奴隶主阶级在庄园中开辟别庄，将大批土地围成猎场或建池养鱼，以供取乐。他们挥金如土，竞相豪华。同时，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流氓无产者人数剧增。1 世纪时，罗马流氓无产者为 20～30 万，到3～4 世纪已达 80 万人左右。他们靠社会养活，颓废堕落，不事生产，成为寄生在奴隶制社会肌体上的赘瘤。罗马的国家机器维持庞大机构，需要浩繁的开支。这些开支不仅用于对内镇压和对外用兵，而且用于支持统治集团的内讧和混战，还用于举办各种庆典娱乐活动。帝国时代为了炫耀国威和满足奴隶主阶级的狂欢纵欲的需要，屡屡增加娱乐日。1 世纪时，罗马全年娱乐日为 66 天，2 世纪时增加到 123 天，4 世纪则增至 175 天。在娱乐日里，演出奴隶角斗、斗兽、戏剧、海战和骑战等。各种开支多由国库支出，而财政不足，又要以捐税补充，劳动人民不胜负担的沉重捐税必然对社会经济起破坏作用。这样，奴隶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腐朽使得社会基本矛盾激化， 终于导致全面危机。

经济危机 罗马奴隶制的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农业的衰落，意大利的农业从公元 2 世纪初起即已走向衰落。安敦尼王朝以来的历代皇帝为了遏止意大利的衰落，曾采取多种措施。如涅尔瓦设置低利贷款基金，购买土地分给无地居民；图拉真规定元老必须以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投资于农业，等等。但所有这类措施均归徒劳。到 2 世纪末乃呈现全面衰落之势。帝国时期，

意大利和一些行省的农业是以使用大批奴隶劳动的大庄园为基础的。到 3 世纪，庄园已入不敷出，无利可图。其原因：一、如前所述，对奴隶的强迫劳动，收益甚微，而奴隶的反抗斗争更使奴隶制生产难以维持，甚至使占有奴隶本身也有危险。二、从公元 2 世纪以来，罗马帝国对外转为守势，奴隶来源减少，奴价上涨。三、农产品的销售市场缩小。以意大利来说，以前奴隶制庄园把葡萄酒、橄榄油等农产品向西班牙、高卢、北非、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推销，如今这些地区本地生产发展起来，东方又有希腊、小亚等地产品的竞争。所以，意大利产品就丧失了销路，庄园多改为牧场，农业生产日益衰败。这一过程在 3 世纪也扩展到非洲、高卢等地。由于这些原因，以剥削奴隶为基础并与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大庄园，便逐渐转变为以剥削隶农为基础，具有自给自足倾向的大地产。隶农制萌芽于共和末期，扩展于 1、2 世纪，3 世纪时就更加盛行了。这时隶农的来源除前述 1、2 世纪的两种人（奴隶和贫苦农民）之外，又增加了由罗马政府移殖到荒地上的日耳曼等“蛮

族”。“庇护制”在逐渐流行，成了贫苦农民向隶农转化的新途径。贫苦农民在捐税繁重、官府欺压、社会动乱的情况下难以维持独立经济，于是纷纷把土地“献给”大地主，求得“庇护”，然后再从地主手中租耕土地，变成隶农。在高卢、非洲、埃及等省中以这种方式产生了大批隶农。日耳曼人移入罗马境内和向荒地殖民，在哈德良时期已经开始，马可·奥里略时期有所增加，到 3 世纪末则大量增加。这些日耳曼人在移住的土地上也逐渐沦为隶农。隶农与奴隶有所不同（独立经营，占有部分收获物，有少量工具等）， 但是在奴隶制生产关系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隶农制仍然受到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制约。由于奴隶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日益反动，隶农所受剥削日重，对地主的依附性日强，原有的自由身份逐步丧失，于是，隶农制初期对于社会生产的某种积极意义也告消失。隶农、奴隶、贫苦农民的境遇和地位日趋接近，这样就造成了奴隶、隶农联合起义的前提。

手工业的衰落是与农业衰落相联系的。这方面也以意大利为特别突出。在共和末期到帝国初期，意大利手工业有所发展，形成了青铜、银器、铁器、陶器、砖瓦、灯和玻璃制造业，还有麻和羊毛纺织业、榨油和酿酒业等。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80％～85％是奴隶和释放奴隶，其他为少数雇工。到 3 世纪，因高卢等地手工业发展，意大利除他林顿的毛纺业仍能维持外，其余如玻璃、陶器、灯和金属冶铸等业，都因奴隶劳动无利可图和在市场上受到排挤而衰落下去。

农业和手工业的衰落又导致商业和城市的萧条，而政府的税收和金融政策更起到加剧这一过程的作用。政府为了维持浩繁的开支，通过沉重的赋税在罗马社会经济的枯槁肌体上榨取最后的膏血。城市公社负责征集税款及负担其他义务，在经济繁荣时期还比较容易完成，经济危机之后，财政困难， 税源贫乏，城市就难以完纳赋税。政府为了保证税收，下令由市议员缴足欠税。市议员不胜负担，宁愿出售土地，释放奴隶，使之成为自耕的小土地所有者或隶农，甚至为了逃官逃税而流亡异地。此外，政府又以发行劣质货币的办法解救财政危机，无异于饮鸩止渴。公元 3 世纪初，金币成色减少 17

％，银币成色只及原先的 15％，后来甚至只含 5％。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足量货币被收存而不见流通，新币又为人们所不愿接受。货币流通的危机，使商业交往出现了物物交换的状态，甚至官吏薪饷也以实物发付。与此并行的，则是富有者收藏金银，囤积物资，社会上哄抬物价，投机横行，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加剧经济衰败。另一方面，货币贬值，物价上涨， 政府的货币开支随之膨大，税收就更不足。于是再加重税收，再发行更低劣的货币，如此恶性循环使商业凋敝，城市没落。社会动乱、外族入侵和海盗横行所造成的商路阻塞和城乡破坏更加剧了这一过程。同时，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倾向和城市的没落也是交互助长的。

政治混乱 3 世纪的经济危机在政治军事上也充分反映出来。经济破败与政治动乱相伴而行。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已，混战不休。安敦尼王朝末帝

康茂德被杀后，仅六个月内近卫军就拥立了两个皇帝，各行省驻军也纷纷自立皇帝，各自为政。罗马内部爆发了一场延续四年（193～197 年）之久的争夺王位的混战。后来潘诺尼亚总督塞维鲁取胜，建立了塞维鲁王朝（193～ 235 年）。塞维鲁靠军队起家，自然以培植军队犒赏士兵为第一要旨。他提高军饷，重用骑士，另组近卫军，组建新军团，优待士兵，任用军人为行政官。同时加强中央集权，以元首顾问会为国家最高机关，任命骑士出身的代理官对元老担任总督的行省进行监督，实行军队与官僚的结合。塞维鲁在危机中还不忘穷兵黩武，他在东方进攻帕提亚，在西方进军不列颠。结果死在对不列颠土著部落的战争中。据说他临死时仍念念不忘叮嘱他的儿子们：“让士兵发财，其余的人可以不管！”

塞维鲁的儿子卡拉卡拉即位后，除了增加军饷，贿买军队外，还于 212 年颁布了一项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全体自由民的敕令，史称卡拉卡拉敕令。这一敕令是帝国时期扩大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其目的，既在于缓和阶级矛盾以利统治，也在于扩大税源，使一切自由民都和罗马公民一样担负遗产税及其他捐税。然而，增加税收仍无济于事。217 年， 卡拉卡拉为近卫军所杀。到塞维鲁王朝末帝亚力山大·塞维鲁统治时期

（222～235 年），母后当政，元老贵族取得优势。元老组成特别委员会，施行了另一套挽救危机的措施：紧缩开支、降低赋税、确定主人对隶农农具的所有权，准许 20 岁以上的自由民卖身为奴，把土地、牲畜和奴隶分给边疆移民以扩大兵源。这些措施当时已经行不通，又遭到军队的强烈反对，起不到什么作用。罗马又陷于混乱，亚力山大·塞维鲁被哗变的士兵所杀（235 年）。塞维鲁王朝覆灭后，士兵拥立马克西密（235～238 年）为帝，不久也为部下所杀。238 年一年内，元老贵族推出四个皇帝，不久全为兵士所杀。随后，13 岁的戈尔迪安三世即位，以充当近卫军的傀儡。此后 15 年，发生了多次政变，换了十个皇帝。从 253 到 268 年，进入所谓“三十僭主”时期， 军团和行省都拥立皇帝，互相残杀，政局一片混乱。在这期间，高卢曾出现独立的“高卢帝国”，叙利亚、埃及曾经分立，中央政权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

人民起义和外族入侵 危机和内战使奴隶和其他劳动者陷入苦难的深渊，因而爆发了奴隶、隶农和其他阶层人民的多次起义。起义几乎遍及罗马各地。在意大利，当 3 世纪初塞维鲁统治时期，一个被奴隶主称作“强盗” 的名叫布拉的人，率领一支六百余人的队伍在意大利纵横驰骋，杀富济贫。布拉的队伍成分复杂，其中有逃兵和失意官吏，但主要是逃亡隶农和奴隶， 其斗争矛头指向奴隶主和官军，因而得到贫苦人民的同情和掩护，坚持斗争达两年之久。273 年，罗马城的“造币工”（造币厂的工人和国家奴隶）发动起义并得到城市贫民群众的响应。他们在战斗中使政府军损失 7000 人。在西西里，263 年爆发奴隶起义（可称第三次西西里奴隶起义），其规模之大，像过去的“奴隶战争”。在北非，238 年当阿非利加省的地方势力自立

元首以反对罗马皇帝马克西密时，爆发了奴隶和隶农起义。在“三十僭主” 时期，北非发生了又一次隶农起义，其领袖名叫法拉克森。起义者与摩尔人组织联盟，席卷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的许多地区，其矛头直指贵族地主和罗马统治者。在小亚，被罗马人称为“强盗”的伊苏里亚人袭击了小亚细亚周围地区。在埃及，早在 2 世纪后半叶即已燃起的“布克里”（牧人）起义之火仍未止熄。起义者在尼罗河三角洲聚众抗敌，奴隶、隶农纷纷投奔。规模最大、坚持最久的，是高卢的巴高达运动。巴高达的名称源于克勒特语“斗争”一词，意为“战士”。巴高达的队伍，主要由奴隶和隶农组成。公元 269 年，巴高达开始起义。不久，起义者围攻鲁格敦高卢的奥古斯托敦城（奥登）。这个城市原与罗马城订有兄弟联盟的条约。奥登城向罗马求援，罗马皇帝忙于同哥特人斗争，无力援救。经过七个月的围攻，巴高达终于攻克了奥登城， 杀死了一部分奴隶主贵族，剥夺了他们的财产，这次起义坚持了三年多，后来被罗马皇帝奥勒良（270～275 年）镇压。但是，巴高达运动并未停止，从283 年起，又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这次斗争仍以鲁格敦高卢为中心，巴高达以农民为步兵，以牧人为骑兵，攻城陷阵，杀富豪，焚庄园，分地分财。他们选举两位首领埃里安和阿芒德为皇帝，自铸钱币。皇帝戴克里先于 286 年派共治者马克西米安前往高卢镇压，马克西米安几次被化整为零的巴高达挫败，士兵临阵退却。后来，马克西米安以十一抽杀法处罚退却士兵，才镇压了这次起义。此后，巴高达余部仍继续活动，直到 5 世纪末，坚持斗争两百余年。

罗马内部的危机和动荡，削弱了对外防务。正在进行民族迁徙的日耳曼人，2 世纪末对罗马的边界已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3 世纪中，从东西两面突破了罗马帝国的国境线。法兰克人摧毁了罗马在莱茵河中下游的堡垒，进入高卢中心地带，后来就定居在这里。另一支阿尔曼尼人，南下里西亚和阿尔卑斯山隘口，261 年及以后，先后到达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在东部多瑙河下游，哥特人进入罗马境内。从 230 年起，他们即向里海沿岸推进，250 年后，占据了博斯普鲁王国，随后又进入了爱琴海。从此，哥特人就成为东南欧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帝国东部，萨珊波斯帝国兴起，长期与罗马争夺亚美尼亚和两河流域。259 年，皇帝瓦列里安（253～259 年）率军与波斯军作战失败被俘，成为波斯王室的侍从。萨珊波斯帝国的势力扩及卡帕多细亚。此后，日耳曼人继续涌入，遍布罗马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