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代日本

公元 1 世纪，日本列岛上出现许多小国，进入阶级社会。3 世纪时形成了较大的奴隶制国家邪马台国。5 世纪时，大和国统一日本，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特点的奴隶制。

自然环境和古代居民 日本是亚洲东北部的岛国，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四个大岛和几百个小岛组成。日本国土原来是亚洲大陆的东部边缘，由于地壳变动，几经隆起和沉降，现今日本海区域陷落下去，日本国土逐渐同大陆分离，到洪积世末期和冲积世初期才形成现在的日本列岛。

日本列岛多山，山地约占全国面积 76％。河流短促，水势湍急，水量充

沛，水力资源丰富，但不利于航行。列岛四周海岸线曲折多港湾，利于海外交通。由于受热带太平洋暖流的影响，日本列岛气候温和湿润，沿海小平原和山间河谷适于农业，是古代日本居民生息繁衍的地方。

关于古代日本居民的人种构成问题，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学者中就有北方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族说、南方马来族说和混合说等不同见解。根据近年来日本地质学、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研究古代日本国土的形成和古代文化形成问题的新成果，多数学者认为，古代日本居民不是从一个方向（北方或南方） 经过一次迁徙由大陆上来的居民构成的。地处亚洲大陆边缘的古代日本，沿海地方可能很早就有居民。亚洲大陆居民也可以从同日本国土相连接的北、西、南三个方向不断移徙到日本。列岛形成后，大陆居民又继续从南北两面渡海来到日本。所以，古代日本的居民大约是原住居民同从北、西、南若干次移入的居民经过长期的融合，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发生了体质的变化，于是形成了具有独特特征的日本民族。

现代考古学提供了一些有关古代日本居民的资料。1931 年，在兵库县明石市西八木海岸的洪积世土层中发现了一块人类腰骨化石，后来被定名为“明石人”，属于洪积世人类。50 年代又陆续有一些同类的发现。1950 年， 在枥木县安苏郡葛生町发现了一块人类肘骨化石。1957 年，在爱知县丰桥市牛川町发现两块人类的上臂骨化石。1958 年，在静冈县引佐郡三日町发掘出五片头骨，连同前后发现的骨盘和大腿骨，共七块人骨化石。这些人骨化石分别被定名为“葛生人”、“牛川人”、“三日人”，均属洪积世人类，其身长低于后来的人类。这些发现证明，早在洪积世日本已有居民。①但是， 他们同亚洲大陆居民有什么联系，同后来创造绳文式文化的居民有什么前后相承的关系，至今尚未解决。

1949 年以前，日本学术界一直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日本没有人类活动，日本最古的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因为在此之前只在冲积世土层中发掘出石器、陶器等人类遗物，在它下面的洪积世土层②中没有发现。但从本世纪初以来，部分日本学者就致力于探寻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遗物。1947 年秋， 日本考古工作者在群马县新田郡笠悬村岩宿附近公路旁断崖的洪积世红土层中发现了经过加工的黑曜石片，此后在这里又陆续发现一些石器和石片， 都没有同时发现陶器碎片。1949 年，日本考古工作者从当地关东红土层中发掘出打制的黑曜石手斧、刮削器以及石片等五十多件。后来，在各地的关东红土层中陆续发掘出大量打制石器。至今，在日本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达一千二百多处，分布在从北海道到九州的全国各地。这些考古发现证

① 参见《日本的考古学》，第 1 卷，杉原庄介编：《先土器时代》，第 101～116 页，东京河出书房新社，

1980。

② 日本洪积世的特点是红土层。著名的关东红土层是关东平原西方和北方的火山喷出的火山灰被风吹来堆积而成。在这个洪积世红土层的上部覆盖着一层较薄的腐植土，是冲积世的堆积物，即冲积世土层。

明，古代日本居民在同自然界斗争中创造了自己的旧石器文化，突破了古代日本历史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旧说。

绳文式文化时代的生活 进入冲积世不久，古代日本出现了新石器文化。第一个新石器文化遗址是到日本从事科学研究的美国动物学家摩尔斯于1877 年发现的大森贝塚（在今东京都品川区大井鹿岛町）。这种文化证明， 古代日本居民已能制造磨光石器和黑色陶器。这种陶器是用手捏制的，外部带有草绳花纹，摩尔斯称之为“cord marked pottery”，当时译为“索纹陶器”，一般称为“贝塚陶器”，七年后日本的考古学家定名为“绳文陶器”。这种有绳文式陶器的日本新石器时代文化，被称为“绳文式文化”。

绳文式文化遗址，大体上以本州中部和东北部为中心，遍布于九州、四国、北海道各岛。至今已发现的绳文式陶器达一百五十多种。近年来，日本考古学界把绳文式文化划分为草创期、早期、前期、中期、后期、晚期等六个时期。绳文式文化始于何时，还难以确定。根据用放射性碳 14 对绳文式文化遗物进行年代测定，绳文式文化的最早年代大约在距今一两万年到九千多年前①。

最早的绳文式文化没有留下人工修筑的居住遗址。那时的居民仍利用天然洞穴居住，他们留下了新潟县室谷洞穴和小濑泽洞穴等洞穴遗址。随后， 古代日本居民学会了建筑竖穴居住。最早的竖穴遗址是属于绳文式文化早期的茨城县花轮台贝塚竖穴。竖穴有方形和圆形两种，一般是从地面下挖 30 厘米至半米左右，周围立木柱数根作为屋架，上覆茅草，竖穴中还有炉灶和排水沟。每个竖穴面积一般为二三十平方米，内住五人至十人左右，往往几个至几十个竖穴聚集在一起。

绳文式文化时代的日本居民，最初生活在沿海一带高地。从他们留下的贝塚竖穴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绳文式陶器、磨制石器、骨角器、贝制品和兽骨， 说明渔捞和狩猎是他们主要的生产活动，使用的工具是经过磨制的石斧、石镞、石投枪以及骨制的鱼钩等。集团居住的竖穴遗址说明存在着原始公社制。女性土偶的发现说明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在一处地方无差别地埋葬许多瓮棺的公共墓葬遗址说明还没有贫富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别。

随着古代日本社会生产的进步，绳文式文化中期的居民已从沿海向内地发展，到绳文式文化的后期和晚期，他们又从高地进入平原地区，农耕生活开始萌芽。在北九州发现的绳文式文化晚期的遗物中，有带稻壳压痕的陶片、收割用的石器和鬲形陶器，便是有农耕生活的直接证据，而贝塚遗址之逐渐减少，则是从渔捞、狩猎、采集过渡到农耕生活的旁证。

弥生式文化时代 1884 年，在今日本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的向冈贝塚

① 1959 年对早期绳文式文化遗址神奈川县夏岛贝塚的贝壳用碳 14 进行年代测定为 9450 年±400 年。1962

年，在爱媛县上黑岩洞穴遗址的第九层发现了早于绳文式陶器的隆起文陶器，经用碳 14 测定年代是 12165

年±600 年。

发现一件与绳文式陶器不同的正圆形陶器。此后十年，这类陶器在日本各地陆续发现。1920 年，日本考古学界按其最初发现的地点，定名为“弥生式陶器”。这种陶器的特点是褐色陶器，器身薄硬，形制划一，使用陶钧。使用弥生式陶器的古代居民已从事农业生活并且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金石并用时代。日本考古学上称之为弥生式文化时代，大约从公元前 300 年到公元 300 年，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农业的进步是弥生式文化时代最重要的成就。主要种植作物是水稻。从九州到日本东北地区发现有几千处种植水稻的遗址，其中有带稻壳压痕的陶器、含有炭化稻粒的竖穴和各种水田遗址。此外也种植大麦、小麦。同时还继续用橡、栗子、核桃等野生植物果实当食物。弥生式陶器中的瓮（炊煮器）、壶（贮藏器）、高脚盘（祭器）等，都是农业生活的居民必需的器物。

从石器过渡到金石并用，是弥生式文化时代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标志。弥生式文化时代前期，石器仍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其制作技术比以前大

有进步，有磨制的石斧、石锄、石镰等，村落遗址中发现有石器制造场。木制农具（不带金属刃）的使用也比较广泛。1936 年在奈良县田原本町发掘的唐古遗址，反映了弥生式前期居民的农业生活。人们使用木锹、木锄在低湿地上种植水稻，用木杵舂米。作物的收获，在日本西部普遍用石刀（石庖丁） 割穗。

从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2 世纪，即弥生式文化时代的中期和后期，金属文化从中国经由朝鲜传入日本。首先传入的是青铜镜、青铜剑及其铸造方法，1 世纪以后又传入了冶铁术。金属文化的传入，促进了日本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

1947 年起发掘的静冈县登吕遗址，生动地反映了弥生式文化后期农业的

进步。登吕是一个有 12 户居民的村落。这里是低湿地区，不能造竖穴，人们都在地面上建屋，各家都面向水田方向开门。村落周围用杉树林保护。村落附近修有两处高仓。这里已经没有石器，人们使用的是铁制农具和木工具。水田遗址，区划整然，畦的两侧都用杉板固定以防倒塌。它说明人们已经从自然灌溉过渡到营造农田水利设施了。登吕遗址出土的陶器中，供贮藏用的大型陶壶很少，代替它的是用高仓藏粮，反映了农业收获量的增多。弥生式文化时代后期，水稻种植采用直播法，收获已从前期用石刀割穗进步到用铁镰割秧。手工业生产的进步，表现为有了专门生产陶器、铜器、武器、纺织品的手工业者。弥生式文化时代的种稻、制陶、金属器制造等技术都是从外部传入的，即从中国大陆经由朝鲜半岛南部和对马岛，传到九州，再以九州为中心，从西向东传到日本大部分地区。

弥生式文化时代中期和后期的墓葬遗址表明，古代日本居民中已经有了贫富分化。古代日本比较普遍的葬法是瓮棺葬，此外还有箱式石棺和支石墓。1822 年，在北九州福冈县怡土郡（今丝岛郡）三云地方发现了有丰富随葬器物的一处墓葬。从地下 1 米深处发掘出一把有柄细形铜剑、一只细形铜

戈，往下横葬着两具瓮棺，其中有汉代铜镜 35 面，细形铜鉾两个，以及一些玉器等。大约在这之前三四十年，三云侧近的井原村，也发现过随葬有二十余面铜镜的瓮棺。1930 年，根据日本京都大学的报告，在北九州筑紫郡春日村的须玖遗址古代公共墓地南方的田地里一处支石墓的地下 90 厘米深处，发现了一具单独埋葬的瓮棺，其中有汉式铜镜近三十面，铜剑、铜鉾七件以上，还有一些玉器。1963 年，在北九州福冈县饭塚市立岩发现一处有 34 具瓮棺的古代公共墓葬遗址，其中一具成人瓮棺里有西汉铜镜六面、细形铜剑铁剑各一把；另一具成人瓮棺中有西汉铜镜、环头刀各一，以及五百七十多件玉器。① 这些带有贵重随葬器物的墓葬说明，死者生前拥有较多财富和某种特权，私有制已开始产生，原始居民中有了贫富贵贱的差别。因此，日本原始社会便不可避免地逐渐瓦解而被国家所代替。

最早的奴隶制国家邪马台国 流传到现在的日本最早的文献史料，是公元 8 世纪初期先后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但其中的大部分内

容，特别是有关公元 4 世纪以前的记载，显然出于后人根据古代神话和传说的附会和编造，可信程度不大。中国史书中有一些关于古代日本国家和社会情况的珍贵资料。最早的记载是公元前 1 世纪成书的《汉书·地理志》，其中写道：“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汉书·倭传》中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 57 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1784 年，北九州博多湾口志贺岛上的农民在挖沟时发现一枚金印，印文是阴刻的“汉委奴国王”五个字。日本学者认为，金印上的委奴国就是《后汉书》所说的倭奴国，应理解为倭人的奴国。因为当时日本列岛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这个倭人的奴国是许多小国中的一个，其位置应在发现金印的北九州，也就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所说与伊都国相邻的那个奴国，不是卑弥呼女王国“境界所尽”的那个奴国。《后汉书》作者说它是“倭国之极南界”，是把两个奴国混为一谈了。

据《魏志倭人传》记载，1、2 世纪时，日本列岛上有一百多个小国，到曹魏时同中国通使交往的有 30 国，其中最大的是卑弥呼女王统治的邪马台国。从设在朝鲜半岛北部的乐浪郡、带方郡去邪马台国，中间经过有对马国、末卢国、伊都国、奴国、不弥国、投马国。日本学者认为，对马国在今对马岛，末卢国在今北九州佐贺县松浦郡，伊都国在今北九州福冈县系岛郡（旧称怡土郡），奴国在今北九州志贺岛对面。前面提到的那些分布在这一带地方的弥生式文化时代中后期的墓葬遗址可作为佐证。关于邪马台国的位置， 日本学术界历来有争论，一些人认为在九州，但对具体地点又有不同意见； 另一些人认为在本州中部，也提出了几个不同地点，至今两说各有短长，仍无公认的定论。

① 参见《日本的考古学》，第 3 卷，和岛诚一编：《弥生时代》，第 300～320 页，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80。

据《魏志倭人传》说，邪马台国最初是以男性为王，七八十年后，国中发生内乱，经过一年以后，确立了卑弥呼女王的统治地位。女王之下有伊支马、弥马升、弥马获支、奴佳鞮等官职。邪马台国附近还有二十多个小国也受卑弥呼女王统治，由女王在伊都国设置称为大率的官职实行管辖。

邪马台国内有不少奴隶，仅女王卑弥呼个人就占有奴隶千人。她死时还杀死一百多名奴隶殉葬。奴隶来源包括罪犯的妻儿和战俘。《魏志倭人传》上明显说到从事家内劳动的奴隶。邪马台国是否在生产上使用奴隶，没有发现确凿的史料，尚待进一步研究。卑弥呼几次向中国曹魏通使，都赠送奴隶， 但为数不多。

邪马台国不仅存在着奴隶主贵族与奴隶两个对立的基本阶级，还存在着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由于奴隶制的出现，奴隶主贵族势力增强，原来氏族部落成员的地位下降，中国史书上称其奴隶主贵族为“大人”，平民为“下户”。下户受贵族压迫，处于无权的地位。“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下户必须向国家交纳租赋，一旦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

邪马台国居民大都从事农业和捕鱼。主要农作物有水稻、苎麻和蔬莱， 并且栽桑养蚕。生产工具除石器、木器外，已经有了铁制箭头。此外，编织等家内手工业生产也占有重要地位，不仅生产本国居民日用的木绵、缣绵和细综纻，而且把倭锦、绛青缣、绵衣和帛布等产品作为贡物输往中国曹魏， 换取曹魏回赠的各种锦绸、铜镜、黄金、珍珠等。

邪马台国对外关系的重大事件是同中国曹魏通使。238 年（曹魏明帝景初二年），卑弥呼第一次派遣难升米等为使节前来曹魏，赠送奴隶和班布。魏明帝授予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的封号和金印，并回赠各种锦绸、铜镜、黄金和珍珠等珍贵物品。公元 240 年（曹魏正始元年），曹魏带方太守弓遵派遣梯◻等携带国书前往邪马台国，并且带去了黄金、锦缎、刀、镜、药物等礼品。这是关于中国使者赴日的最早记载。1972 年，在日本岛根县出土的刻有曹魏“景初三年（公元 239 年）陈是作镜”铭文的铜镜，证明了《魏志倭人传》记载的真实性。

邪马台是一个初形成的奴隶制国家，统治者还没有确立起稳固的世袭统治地位。卑弥呼女王死后，国内又发生政争，经过一场流血事件之后，“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壹与即位后，又曾派人送中国曹魏的使节张政回国。这是中国史书关于邪马台国历史的最后记载。该国此后的情形如何，由于史料中断，我们不得而知。

大和国家统一日本 大约与邪马台国存在的同时，在本州岛近畿地方也已有古代国家兴起，这就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所载的“女王国东， 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这个日本列岛古代国家的存在，已由在近畿地方考古发掘的铜铎文化所证实。古坟群历史遗迹是大和国家统治者权威的象征。现今仍坐落在大阪府界市大仙町的仁德陵规模最大，为前方后圆的形

制，封土长 487 米，前方部宽 305 米，后圆部直径 245 米。这一巨大古坟的周围分布有 13 座巨型古坟，按其长度大小依次是应神陵（430 米）、履中陵

（360 米）、景行陵（288 米）、著墓（278 米）、崇神陵（240 米）等。陵墓中随葬的器物有金银、铜镜、剑、玉器和铁器等。

公元 2 世纪以后，近畿地方成为中国文化输入本州的门户。亚洲大陆移民不断来到本州，带来了中国先进的铁制农具，农业技术，养蚕、织绢以及其他手工业技术，促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日本考古学者在近畿地区的古坟中发掘出大量古代铜镜，其中有三百多枚“三角缘神兽镜”， 据中国考古学者的研究，认为它们并不是从中国传入的，而是东渡日本的三国时期吴国的制镜工匠制作的。巨大古坟的建造和为数较多的随葬器物，代表了这一时期当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当邪马台国衰弱的时候，大和国家却在经略日本列岛。4 世纪初，大和国已经征服了包括北九州在内的许多地区，到 5 世纪时大体上统一了日本列岛。

日本古史《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关于大和国统一日本的记载，大都是神话和故事，显然是出于后人的编造。但有的也多少反映了大和国家扩张征服的历史片断。如崇神天皇派大彦命等四道将军向四方征讨的故事，垂仁天皇收取出云、但马（今本州西南部）的神宝的传说，是和大和国征服日本各地的统一战争有关的。

5 世纪的中国史书《宋书·倭国传》中有一些关于大和国家的记载，其

中说到倭国的瓒、珍、济、兴、武先后五个国王同南朝刘宋通使。公元 478 年，倭王武在给宋顺帝的国书中说：“自昔祖祢，躬环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宋书·倭国传》）这反映了大和国通过一系列战争，征服了日本列岛上各个部落，到 5 世纪末统一了日本。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倭王武，就是日本史书上的雄略天皇。

大和国最高统治者称为“大王”。例如，坐落在和歌山县桥本市隅田町的日本最古老神社之一八幡宫中收藏的 5 世纪制品人物画像镜即有“大王”

之称。日本考古界在九州熊本县葡水町江田村古坟石棺中发掘出的 5 世纪制品铁制环头大刀，其铭文中有“蝮口口齿大王”，据日本学者考证，当是《古事记》中所载的“蝮之水齿别”和《日本书纪》卷十二所载的“多迟比瑞齿别天皇”，即反正天皇，也就是 438 年向南朝刘宋遣使的倭王珍。从现有历

史文物和历史文献上看，天皇称号是在大和国后期即 7 世纪初期厩户皇子（圣德太子）改革时候才出现的，而第一个使用天皇称号的是用明天皇①，继后是推古天皇。大王依照贵族出身的高下，授予氏姓，用以标志享有世袭的政治、经济特权。朝中贵族授予“臣”、“连”、“宿弥”、“造”等姓。地

① 法兴寺塔露盘铭文谓“池边大宫治天下天皇”。

方贵族授予“直”、“君”、“首”等姓。中央政权由葛城、平群、三轮等氏把持最高权力，中臣氏、忌部氏主持祭祀，大伴氏、物部氏、久米氏主持军事，苏我氏掌财政。地方行政分置若干国、县，设“造长”，其下有“稻置”、村主等官吏。

部民制 在大和国家中，创造社会财富的是人数逐渐增多的部民阶级。部民的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被征服的氏族集体变为部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称为“田部”、“舂米部”等，人数最多；二是被称为“归化人”（今称“渡来者”）的中国和朝鲜移民。他们有较高的文化和手工业生产技术， 除少数从事农业生产外，多数被编为从事手工业生产的部，如锦织部、衣缝部、鞍部、弓削部等，称为“品部”，一部分能够书写的被编为文部和史部， 称为杂部；三是将罪犯沦为部民。

部民的社会地位有一些差别，但基本上是被集体管理和集体役使。品部一般没有自己的家庭，即使是原来的氏族成员，也被拆散了家庭。据《日本书纪》卷二十五《孝德纪》说：“分其品部，别彼名名。复以其民品部交杂， 使居国县，遂使父子易姓，兄弟异宗，夫妇更互殊名”。这些品部不仅没有人身自由，甚至被黥面，以示其卑贱，大约属于奴隶类型的社会生产者。田部民虽然可以有自己的家庭，但不占有土地和生产工具，没有自己独立经营的私有经济，不能支配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既不同于氏族部落时代的自由农民，亦不同于封建主义时代的依附农民，也不同于国家农民，因而也可以说是属于奴隶类型的农业生产者。这种部民分布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田部从事农业生产的土地称为“屯仓”或“田庄”和神社的“神田”。大王家族的屯仓、田庄特称为“御名代”、“御子代”。那些拥有多数屯仓、田庄的贵族，力图获得更多的部民劳动力；而已经获得大量部民的贵族则需要有更多的屯仓、田庄。因此，在大和国统治阶级内部充满着大王与贵族， 中央贵族与地方贵族之间，大小贵族之间争夺土地和部民的复杂而日益激烈的斗争，同时伴以争夺政权的政治斗争。中央贵族大伴氏、物部氏在斗争中相继衰落，苏我氏势力迅速膨胀，控制了中央政权，而且实行任意弑立专擅朝政的专横统治，大和国逐步增长着社会危机。

大和国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侵略邻邦朝鲜，4 世纪中叶，在朝鲜半岛南端从弁韩伽耶国手中夺取了任那（今釜山、金海一带），作为向北继续侵略的据点。当新罗力量强大后，把大和侵略势力驱逐出了朝鲜半岛。这种情况也加速了大和国的社会危机。

古代日本的文化 古代日本的文化是在大陆上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古代日本的工匠在制造青铜镜时，最初是模仿中国青铜镜背面的花纹装饰，后来自己创造出独具风格的镜背花纹。4 世纪时大和国佐味田古坟出土的青铜镜，装饰有房屋纹饰，到 5 世纪又出现了猎纹镜，它们都表现了日本

镜工的创造力。日本陶工还能烧制出各种陶俑，其中有各种姿态的人物形象，如腰间插着锹的农夫的妻女、身背小孩头顶水瓮走路的女人、扬手舞蹈的男女和敲鼓的男人等，还有马牛鸡、竖穴和宫殿式的陶房，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这些陶制工艺品，都是为了列置于大贵族坟墓外面而制造的，用以显示死者的威严。

日本最初没有自己的文字，大约在 4 世纪至 5 世纪，大陆上来的所谓“归化人”逐渐增多，汉字和汉文开始传入日本。4 世纪末，百济博士王仁携带

《论语》《千字文》到日本，做了应神天皇皇子的宫廷教师，日本人开始习用汉文、汉字，作为记录的工具。目前已知的有关日本最早使用汉字的资料， 是 1873 年从九州熊本县玉名郡江田村船山古坟发现的大刀上的铭文，共有

75 个汉字，据推测可能是 5 世纪前半期的遗物。本州纪伊半岛和歌山县伊都

郡隅田八幡宫所藏人物画像镜上，也有 48 个汉字的铭文，可能是 6 世纪初的遗物。日本宫廷开始用汉文编写《帝纪》和《帝皇日继》，记述皇室世系、历代王名、宫殿和陵墓所在地。许多大贵族也用汉文编制族谱。这些日本最早的汉文作品成为 8 世纪编成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所依据的资料。

5 世纪中叶，日本人开始用汉字作为标记日本语音的音符，这是日本人创制自己本族文字的起点。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作品是《旧辞》，其中包括许多神话、传说、故事、祝词和歌谣等，均已失传，部分地保留在《古事记》里。

古代日本居民相信万物有灵，随后又有对他们的祖先及农业神的崇拜。他们最初认为神祇居住在山间树木和岩石上，没有建立供神的特殊建筑物， 4、5 世纪起开始建造了伊势神宫和出云大社等社殿祭神。佛教自印度东传后，也传入日本，但究竟在何时，尚难确定。据《日本书纪》说：百济圣明王遣西部姬氏达率怒唎斯致契等献释迦佛金铜像一尊、蟠盖若干、经论若干卷。日本《扶桑略记》中日吉山药恒法师的法华验记引延历寺僧禅岑记则说： 继体天皇时，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入朝，在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结草堂，安置木佛一尊，皈依礼拜。大约佛教传入日本是在 5、6 世纪。6 世纪时， 大和国家社会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对待佛教的态度成为突出问题，结果，反对接受佛教的大伴氏、物部氏相继衰落，主张接受佛教的苏我氏获胜。于是佛教在日本逐渐获得传播，成为日本统治阶级利用的主要宗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