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史料与研究——西方史家论帝国的没落 罗马帝国由治而乱，由盛而衰，衰极而亡（西部）。西部帝国的灭亡是罗马史上一个重点和难点，所以也是个古老的话题。有关后期帝国的史料可分为铭文及其他考古资料、皇帝颁布的律令以及文献资料三类。限于篇幅和知识，只拟简要叙述西方文献和研究情况。

拉克唐提乌斯（约 240～320 年）是早期教会史家，著《论迫害者之死》， 记有帝国征税、派差及农村破败的情形。阿密亚纳斯·玛凯林纳斯（约 330～ 395 年）是后期帝国史家，撰写《历史》31 卷（仅存第十四卷至第三十一卷）， 记述 353～378 年间的帝国历史。汉译本第二章记匈奴和阿兰人的民族风情。其余各章按年系事，依次报道匈奴人西迁、哥特人渡过多瑙河（376 年）， 马西阿诺波利斯事件（377 年）①，亚得里亚那堡之战（378 年）以及皇帝瓦伦斯之死。②攸纳比乌斯（约 345～420 年）是反基督教的希腊历史编纂家， 作《编年史》，仅存残卷。他认为基督教侵犯了旧教，激怒了旧神，神不再保护“永恒之城”，帝国衰落了。奥古斯丁（约 354～430 年）则为基督教辩护。他首创“双城理论”：一个是永恒的“上帝之城”；另一个是“魔鬼之城”（包括罗马帝国在内的现实世界），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它的历史就是罪恶的。西班牙教会史家奥罗修斯（活动期约在 414～417 年）是《以七部史书驳斥异教徒》一书的作者。他把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写成漆黑一

① Marcianopolis，亦译马西雅那堡，下米西亚首府，今保加利亚普拉瓦迪城（Pravadi），距多瑙河岸约 7

英里。

② 见齐思和译：《中世纪初期的西欧》，三联书店，1958。

团，旨在“证明”罪恶与衰败早已发生，和基督教毫无关系，从而把“双城理论”具体化了。《新历史》（六卷）出自希腊史家左西穆斯（生活在 5 世

纪前半期）之手，从戴克里先写到 410 年，另附自奥古斯都以来的诸帝简况。他和攸纳比乌斯一样，认为放弃古代宗教是罗马帝国衰落的根本原因，而君士坦丁是罪魁祸首。③萨尔维安（约 400～490 年）是马赛城主教，著《论神的统治》（八卷），既有“神授权蛮族惩罚遍身罪恶的罗马人”之类的神学说教，也记述了人民的痛苦和社会的不平。

普罗科比是 6 世纪的作家，主要著作是《查士丁尼战争史》（八卷）， 涉及阿拉里克攻占罗马（410 年）和奥多雅克废黜奥古斯都路斯（476 年） 等重大历史事件。约尔丹尼斯（活动于 6 世纪中叶）是哥特史家，著有《哥特人的起源和历史》以及《罗马人的起源和历史》。作为哥特人，他不但记述民族英雄阿拉里克在攻占罗马期间（410 年）的克制行为，还描绘了埋葬这位英雄时神秘而又残忍的场面。

君士坦丁七世（913～959 年）政绩平平但儒雅好学，有保存整理古籍之功。《帝国治理论》（一译《帝国行政论》，53 卷？）收录了公元 5 世纪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包括史家普瑞斯科《匈奴见闻录》（448 年）这样的珍品。

由于受时代条件限制和宗教情绪影响，古代作家往往是记事多于研究， 就是记事也未必全都可靠。现代的研究萌芽于 14 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充当了开路先锋。彼特拉克（1304～1374 年）认为日耳曼人入侵是西部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列奥纳多·布鲁尼（1369～1444 年）主张，日耳曼人侵占西部诸省及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廷之日，便是西部帝国灭亡之时。弗拉维奥·比翁多（1392～1463 年）把西部帝国灭亡的日期定在 410 年西哥特人洗劫罗马，并把此后的 1000 年理解为中世纪黑暗时代①。

马基雅维里（1469～1527 年）历时五年写成八卷本《佛罗伦萨史》，第一卷前两章论及罗马帝国的灭亡。他宁可从内部寻找答案而不像前辈那样看重外部力量的作用：官场腐败，宗教纷争，君主无能，治国乏术，君士坦丁迁都（330 年）等毁了帝国。②

18 世纪的三本书历来引人注目。孟德斯鸠（1689～1755 年）作《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 年），旨在借古论今，透过罗马史宣扬自己向往共和、反对帝制的政治主张：罗马所以盛，功在共和，帝国所以衰，害在帝制。在帝制之下，人民丧失思想自由，蜕变为流氓无产者，军队变成武装匪徒，“蛮

③ 参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第 284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① 布赖斯·来昂（Bryce Lyon）主编：《中世纪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Middle Ages，N.Y.1972），第16～17 页。

② 详见马基雅维里著、李活译：《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82。

族”的连续进攻把罗马的财产“一点一点地”耗尽了。①伏尔泰（1694～1778 年）的《风俗论》历时 16 年完成（1740～1756 年）。他认为“蛮族入侵和宗教纠纷”两重灾祸摧毁了这个巨人。②爱德华·吉本（1737～1794 年）是这个世纪最后一位大家，“罗马帝国衰亡”这个术语就是他的创造。《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有一个著名论点：“基督教所起的破坏作用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③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例如行省居民处境恶化、军队飞扬跋扈以及因帝国分裂带来的恶果等等。④

20 世纪以来，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开始从社会经济角度进行考察，不再像前代作者那样把目光局限在政治、宗教和“蛮族”方面。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就是突出代表。罗斯托夫采夫认为，西部帝国的衰亡不是因为“蛮族”入侵，不是因为基督教改变了古代世界的传统精神面貌，也不是因为经济生活单方面的衰落和简单化。他认为后期帝国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母文化失去活力，城市不再能使乡村的“蛮族风气”希腊化或罗马化，反而被后者同化了。公元 3 世纪以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逐渐消失，必然使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呈现败兆、才是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⑤ 汤普逊认为公役制（强制性无偿劳动） 和公职人员赔偿制（以强迫当官的方式向富人索钱）是毁灭帝国的祸根。其他祸害如中等阶级和工商业的毁灭，庇护制的盛行，城市的衰落以及富裕公民公益心的丧失均由此派生出来。①

经济分析表明当代学者更重视内因，不再像彼特拉克那样把“蛮族入侵”视为决定性因素。罗斯托夫采夫如此，先他而著书立论的塞缪尔·迪尔和 J.B.伯瑞等更是如此。迪尔经过周密研究得出结论：“蛮族”人数有限， 战斗力不强，没有推翻帝国的共同目标，首领只要能得到官职，便无他求。帝国抵抗“蛮族”压力 500 年，虽有时受挫但终操胜券。每次胜利不是敌人被消灭，而是“蛮族”成分在军队、边疆、田地和家庭中增加。一旦高级官职落入“蛮族”首领手中，一旦日耳曼生活方式被罗马市民竞相仿效，就说明在外部工事受到攻击之前，日耳曼人已悄悄进入帝国的堡垒。②J.B.伯瑞认定“蛮族”不是无法阻挡的洪水，4 世纪末帝国组织优良的军队足以击退

① 详见婉玲译：《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1984。

② 详见梁守锵译：《风俗论》，上册，第 11 章，商务印书馆，1995。

③ 参见王绳祖、蒋孟引译：《〈罗马帝国衰亡史〉选》，商务印书馆，1964。

④ 详见《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Ⅳ，pp.172～181）。

⑤ 详见罗斯托夫彩夫著，马雍、厉以宁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第 11～12 章，商务印书馆，

1985。

① 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 1 章，商务印书馆，1961。

② 详见 S.迪尔：《西部帝国晚期的罗马社会》（Roman Societyin the Last Centu-ry of the Western Empire）， 第 291～292、297～298 页，伦敦，1921。

任何外族入侵。③当代英国学者 A.H.M.钟斯也重视内因分析：一、帝国分裂是西部衰落的政治原因；二、扩张军备耗尽了有限的资源。赋税过重是衰落的经济根源；三、贵族公共精神和爱国热情消失是衰落的精神根源；四、基督教助长了公民对政府的冷漠态度和失败主义情绪。④他的特点是把视野扩及东罗马帝国，在比较中解释西部帝国的衰亡。⑤

通观上述内容可以发现西方史学观念和方法的发展轨迹：从宗教解释上升到历史分析；从政治解释上升到经济分析；从强调外因上升到内部分析； 从强调单一因素上升到综合分析；从只研究西部上升到东西部帝国的比较研究。

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观念的更新，一些论点变得陈旧过时，例如“蛮族入侵”决定论，阿拉里克灭亡西部帝国论（410 年）等，而吉本和罗斯托夫采夫的结论早就引起非议。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要借他们的眼观察这个帝国灭亡的内情。

恩格斯批判继承并发展了前代的研究成果。他从帝国政治中心的变化、帝国职能的简单化、奴隶制庄园经济的瓦解、庇护制的流行以及公民的心理变化（把“蛮族”“奉为救星”）等多种方面作了分析之后首次指出，根本原因在于古代奴隶制“不再有利”，“已经过时”；①表明西部帝国的灭亡既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灭亡，从而也是一种文化模式的灭亡。经济状况是基础，“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包括个别人物的活动也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 但“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②马克西穆斯之乱就是这样的偶然事件。

马克西穆斯之乱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马克西穆斯（396～455 年）出身望族，是著名元老、罗马巨富。曾任罗马行政长官（420 年），并两次任执政官。晚年受个人野心驱使，在政坛翻云覆雨，挑拨离间，终于当上短命的皇帝。

这一过程是惊心动魄的。一、陷害名将（454 年）。埃提乌斯（？～454 年）是后期帝国的统帅兼政治家，跟随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425～455 年） 30 年，先后统兵击败法兰克人、勃艮人、哥特人，又在“百族大战”（451

③ 伯瑞：《晚期罗马帝国史》（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卷 1，第 309 页，伦敦，1923。

④ 钟斯：《古代世纪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Ancient World），第 26 章，伦敦，1975。该章汇集了各家之言。

⑤ 除钟斯之外，其他一些著作也包含学术动态。可参阅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第 12 章，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 1 章。布赖斯·来昂《中世纪的起源》就是一本各种观点的汇编。詹姆斯·哈威·鲁滨孙的《新史学》（齐思和译，商务印书馆，1964）亦有一定信息量。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 8 章。

②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 年 9 月 21 日[～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696 页。

年）中指挥多族部队挫败匈奴王阿提拉，可谓战功彪炳，声名显赫，因此成了野心家的第一个打击对象。马克西穆斯串通皇帝的近臣诬告埃提乌斯心怀异志，应及早诛除，否则陛下性命难保。皇帝昏庸无能，是非不辨，竟信以为真。一场阴谋于是出台。一日，埃提乌斯应召而来，未及开口，只见皇帝突然跳起，大呼有人行刺并亮出白刃。暗中埋伏的刀手一涌而上，西部帝国最后一位名将顷刻之间命归黄泉。事后有人责备皇帝：你用自己的左手砍掉了自己的右手，今后还有谁能抗击汪达尔人，保卫意大利？二、谋杀皇帝

（455）。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名将新死，尸骨未寒，马克西穆斯那死亡之剑便指向皇帝。还是巧施离间计借刀杀人。日耳曼人欧提拉和司劳斯提拉是已故统帅的亲兵，容易接近皇帝。他们头脑简单，讲究义气，是理想的杀手。马克西穆斯佯作悲痛地说：将军追随皇帝几十年，出生入死，忠心耿耿， 竟枉死在皇帝刀下，你们要给他报仇！二人闻言怒不可遏，就按此人计划乘机把瓦伦提尼安击杀在马尔斯原野（Campus Martius）。①三、阴谋家之死

（455 年）。二人小心翼翼剥下皇帝的服饰，马克西穆斯于是当了皇帝。僭位伊始，就向寡后攸多奇亚逼婚。大概是夫人复仇心切，竟在绝望中向盖撒里克求援。② 汪达尔人大喜过望，立即发兵北上，演出了“洗劫”罗马的惨剧（455 年）。兵荒马乱中，马克西穆斯企图逃跑，但被愤怒的市民捕杀， 总共当了两个半月皇帝（455 年 3 月 17 日至 5 月 31 日）。据说汪达尔人大

掠 14 昼夜，掳 3 万人（寡后在内）及一些财物而归。2 世纪罗马人口百万， 如今只剩 7000。

马克西穆斯之乱（454～455 年）造成的后果是致命的。埃提乌斯是帝国最后一员战将，他的死表明武装力量陷入混乱，从此“蛮族”再也不会遇到真正的抵抗，汪达尔人“洗劫”罗马就是明证。其二，皇帝之死表明政府系统已被摧毁，军政大权和废立之权终于转移到罗马化的“蛮族”军事贵族手中。瓦伦提尼安死后 20 年间，虽说西部先后出现八个“皇帝”（马克西穆斯不计），其实都是傀儡、假皇帝，而四大“蛮族”出身的首领李希梅尔（苏维汇人）、冈多拜德（勃艮第王）、欧瑞斯特（潘诺尼亚人，一说伊利里亚人）和奥多雅克（日耳曼赫如尔族人）才是意大利的真正主人。八“帝”之中由他们废立者就有六人，①东部皇帝利奥一世选立一人（安提米乌斯，467～ 472 年），自立者一人（尼波斯，474～475/480 年）。由此可见，传统的君权承继制度（养子继承制）已经不复存在。476 年，奥多雅克轻而易举废黜罗慕路·奥古斯都路斯，在意大利称“王”而不称帝，皇帝制度终于在西部

① 详见伯瑞：《晚期罗马帝国史》，伦敦，第 1 卷，第 298～300 页。

② 一说她嫁给马氏并立之为帝。

① 李希梅尔在 16 年间废立四人：废阿维图斯（455～456 年），立马约里安（457～461 年，因不甘当傀儡被杀），塞维鲁（461～465 年）、奥利布里乌斯（472 年 4～11 月）；冈多拜德立格利塞里乌斯（473～474 年）；欧瑞斯特立子罗慕路·奥古斯都路斯（475～476 年）。

灭亡。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政府灭亡在前，帝制灭亡在后， 其间经历了 22 年（454～476 年）。

阴谋和流血政变在帝国宫廷时有所见。为什么西部政权偏偏在马克西穆斯之乱的冲击下灭亡了？

首先，士兵路线扼杀了农业。希腊思想家色诺芬说过，“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②刘彻（汉武帝，公元前 156～87 年）也说过，“农，天下之本也⋯⋯”，可是罗马帝国元首 S.塞维鲁（193～211 年）却把士兵视为天下之本：“要善待士兵，其余的人可以不管”。姑不论他是否真正这样说过， 此话却反映了真实情况并被后世君王奉为圭臬：军队是国家的主人，皇帝除了同意他们的要求，别无他法。军队已经是“蛮族”构成的新军，不再是罗马国民的一部分，“靠牺牲国民来养活它们去同外敌作战。”因此，皇帝的首要任务就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的军队索取金钱、粮食、衣着、武器等等”。塞维鲁的前人已将政府官僚化，他又使之军人化，即成为“有组织的恐怖制度”。其特征之一就是“强制原则”，即强行征收钱粮及其他一切财物，强制性劳役和派差以及把每个人强行固定在原住地和各自的职业范围之内。①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堪称典型。拉克唐提乌斯报道，戴克里先四分帝国，每个君主都有比前代君主更多的士兵。租税沉重，农民逃亡，“收税人超过交税人”，“田地变成丛林”②。为防止逃亡和保证税收，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全面推行职业世袭制，包括隶农在内。公元 332 年，君士坦丁立法：更换主人的隶农，应被送回原籍，归还原主；企图逃亡者应加上枷锁使之处于受奴役状态。③ 结果，隶农被固定在土地上，丧失迁徙自由，地位如同奴隶。士兵路线毁了农业，招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民不聊生，国家岂能不亡！

其次，“庇护制”迅猛发展。奴隶制剥削关系既然无利可图，一个由新

（多为退役官兵）旧土地所有主构成的新庄园主阶级应运而生。他们兼并土地，扩大地产，也把走投无路的农民吸引过来。在小亚细亚、高卢、西班牙， 尤其是埃及，一个人，一批人，乃至整个村庄都投靠庄主请求保护。庇护制是晚期帝国一个重要经济特征，也是帝国衰亡的重要原因。庄园的劳动者是奴隶、佃农、分成制农民（六分之一或九分之一），但主要是预告一种新型生产关系即将产生的隶农。为了控制隶农，防范盗匪和“蛮族”，庄主组织私人武装，建造私牢、围墙、店铺，甚至还有教堂和主教。庄园既是经济实体，也是政治实体。即不准盗匪“蛮族”进入，也把帝国税吏拒之门外。庄园破坏政权的完整性，缩小帝国的税收来源，改变了经济与社会结构，是真

② 张伯健、陆大年译：《经济论·雅典的收入》，第 19 页，商务印书馆，1961。

① 详见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第 643、645、674、623、641、653 页，1985。

② 《论迫害者之死》，转引自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 928 页，三联书店，1957。

③ 《提奥多西法典》。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第 289～290 页，1991 年。

正的离心力量。庇护制是强制原则造成的后果，又反过来破坏这个原则，与皇帝争夺土地、劳力和税收。从 366 年起（至 534 年），皇帝八次下令禁止， 均未奏效，国家岂能不亡！

第三，社会腐败，人民转向“蛮族”。萨尔维安揭露：无论在城市和乡村，如狼似虎的官吏随处可见。穷人遭抢劫，寡妇呻吟，甚至出身高贵有教养的人，日子也不好过，只好逃到敌人那里以躲避迫害，并在“蛮族”中间寻找罗马的仁爱。虽然在风俗习惯和语言上，他们和“蛮族”并没有共同之处，虽然“蛮族”令人厌恶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看了吃惊，他们却甘愿习惯于“蛮族”生活，而不愿忍受罗马人的残暴行为；他们去给哥特人等“蛮族” 服务，而不后悔自己的行动；他们宁肯带着奴隶称号自由地生活，而不愿保留实际上是奴隶的自由人的名义。①

448 年，历史家普瑞斯科记录了出访匈奴王阿提拉时所听到的一些情况：等待接见时，有个希腊人出来接待。他说：在这里生活比以前好得多。在罗马境内，生活不好。税吏残暴，告密者无耻，司法不平等。富人犯法， 总能设法不受制裁。穷人要受严厉惩罚，除非宣判时他已死去。最可耻的是， 一个人必须付钱才能得到合法权利。一个受害者，如不先付一笔钱给法官和官吏，法院就不受理他的申诉。①

日耳曼人和意大利的交往由来已久，从马略起（公元前 157～前 86 年）， 辛布里和条顿人就入侵意大利（公元前 105～前 101 年）。公元 3 世纪猛烈进攻帝国，被伊利里亚诸帝击退。4 世纪中叶以后，进攻更为频繁，规模更大。356 年，大批法兰克人、阿拉曼尼人、撒克逊人越过莱茵河侵扰高卢。20 年后，大批西哥特人进入帝国。378 年 8 月 9 日，他们不堪欺凌，操戈而

起，在亚得利亚那堡与官军兵戎相见，②公元 5 世纪的大侵犯就是“蛮族” 运动的最后一幕。③此前，他们是敌人，现在变成受欢迎的客人和主人。农民把他们当作反对帝国吸血税吏的保护人，认为主人的改变可能使自己的处境更好一些。里昂和罗尼河流域的居民故意让勃艮第人占领自己的土地。这

① 转引自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 970 页。同时根据《论神的统治》英译本片断增加了一些内容。见约瑟夫·K.斯垂尔及汉斯·W.盖兹克合著《文明的主流》（The Mainstream of Civilization to 1500），第 114 页，1984 年。

① 见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134～135 页。又见前引伯瑞书第 1 卷，第 279～288 页。

②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第 3 卷，第 104～195 页。

③ 从 401 年，阿拉里克（Alaric，约 370～410 年）两次三番侵扰意大利，并一度突入罗马（410 年）。405 年到 406 年，大群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以及阿兰人（总数约 20 万）在拉达盖伊苏（Radagaisus） 带领下越过阿尔卑斯山闯入伊达拉里亚。451 年到 452 年，匈奴王阿提拉（Attila，434～453 年在位），给高卢和意大利带来不小的麻烦。455 年，盖撒里克（Gaiseric，约 330～477 年）“洗劫”已经开始破灭的罗马。“大侵犯”的外部结果是一些“蛮族”王国的建立，即西哥特王国（419～711 年）、汪达尔王国（439～ 533/534 年）以及 5 世纪初建立的勃艮第王国等；内部结果是完成了后期罗马帝国“蛮族化”的历史进程。

些用牛油涂发满身腥臭的“蛮人”性格善良豪爽，公平对待没有防御力的行省居民。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抛弃帝国。国家岂能不亡！

第四，转向基督教。基督教不拜皇帝，不拜偶象，不参加旧的宗教活动， 宣传友爱、和平及善意待人，反对血腥残忍的角斗表演，向不幸者许诺一个死后的新生活与新世界，压迫者想进去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实在是“好消息”。于是早已失去爱国热情的穷人甚至达官显贵轻视现实，寄希望于超越黑暗进入公正幸福的天国，视灵魂得救为人生唯一目的，帝国的事务是肮脏的事。① 这种与旧观念相对立的新型意识形态自然不能见容于社会和皇帝，从尼禄（54～68 年）到戴克里先（284～305 年）的两百多年间，迫害接踵而来。4 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像日耳曼人从敌人变为客人，又变成主人那样，基督教也从非法变成合法，又从合法变成国教。如果说这是君士坦丁和提奥多西的功劳，不如说是藏在他们背后的那些力量起了作用：经济生活返回原始状态（“钱货废，谷帛用”）。皇帝杀鸡取卵，勒索无度， 只顾士兵存活，不虑国计民生。各族人民和奴隶造反不成，投身外族和庄主也不能摆脱苦难。普遍的绝望情绪把不幸的人们推到耶稣基督面前，意味着现实的人民被帝国变成了向往天国的人民，这些力图在天国“获得自己”的人民又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消灭了现实的帝国。人民恶厌现实，向往“天国”， 帝国岂能不亡！

把人民推到庄园主一边，隶农制发展起来；把人民推到“蛮族”一边， “蛮族”强大起来。把人民赶到基督教一边，教会强大起来，古老的罗马万神殿失去昔日的神力，帝王崇拜也随之悄然消失。所有这些变化组成了一幅新旧力量相互对峙、相互消长的生动画面。一方面是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新因素一天天成长，另一方面是社会衰败，危机四伏，聚合力一天天减少。皇帝统治不下去，人民也活不下去。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制止帝国下滑的社会力量。政府岌岌可危，朝不虑夕，纵令瓦伦提尼安三世和埃提乌斯不死， 纵令他们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无力改变严酷的现实。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流血政变于是因势而起。观乎此，不管我们是否喜欢马克西穆斯和奥多雅克，他们毕竟在个人主义的盲动中干了那个时代要干的事，“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①。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给西欧古典奴隶社会画上一个合乎逻辑的句号，此后这一地区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东罗马帝国直到 1453 年才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