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古代朝鲜和日本第一节 古代朝鲜

本节所述是现今中朝界江鸭绿江、图们江以南整个朝鲜半岛的古代历史。朝鲜半岛上最早建立的国家政权是中国西周在半岛北部分封的箕氏朝鲜。西汉初年燕人卫满取代箕氏朝鲜建立卫氏朝鲜后，半岛南方兴起了辰国。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其旧域实行郡县制。辰国衰弱分裂后，相继形成了新罗、百济、金官（伽耶）三国。高句丽合并两汉、魏晋在半岛北部的乐浪郡全境和带方郡北部，于 427 年迁都平壤，从此开始同向北扩张的新罗、百济在汉江流域展开角逐。

自然环境和古代居民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东部，东临日本海（朝鲜称东海），西濒黄海，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北界鸭绿江、图们江与中国为邻，东北以图们江下游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接壤。

朝鲜半岛多山，北部是盖马高原，东部是纵贯的太白山脉，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高原山地约占半岛面积的四分之三。河川多向西、向南流， 半岛境内最大的河流是中部的汉江，北部有清川江、大同江，南方有锦江、洛东江。山地与高原中间的河川冲积平原适于农耕，半岛上有丰富的矿藏、森林、水产和水利资源，这些给人类提供了生息的条件。

早在远古时代，朝鲜半岛就有人类活动。在平壤市祥原郡黑隅里发现了迄今已知朝鲜半岛最早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平壤市力浦区大岘洞古人洞穴遗址、咸镜北道雄基郡屈浦里文化遗址、忠清南道公州石壮里和马岩里遗址、济州岛于音里遗址的相继发现证明，朝鲜半岛北部和南部许多地方都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息，到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遍布朝鲜半岛。中国古籍

《逸周书》把朝鲜半岛北部的古代居民总称为“秽貊”，其中有西北部的貊人，东部沿海的秽人（东秽），东北部的沃沮人，而以大同江流域的一支貊人“良夷”（“明夷”）社会进步最快。半岛南方的居民是韩人，分为马韩、辰韩、弁韩（弁辰）三支，史称“三韩”。

朝鲜半岛的古代居民同世界各族一样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

箕氏朝鲜 据中国古籍记载，公元前 11 世纪中期，周武王灭殷后，殷朝贵族箕子不肯臣服西周王朝，率领一批殷朝遗民东走到朝鲜。周武王分封诸侯时也把箕子封为朝鲜侯，于是箕子在周武王在位的第十三年回来朝周， 接受封号，周武王还同他讨论了治国问题。①箕子再回到朝鲜，在“明夷”② 人居住地区建立政权，以武王所封朝鲜为国号，设都城于王俭城（今平壤），

① 《尚书大传》：“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鲜封之。箕子受周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洪范’”。

② 《易经·明夷》：“箕子之明夷，利贞。”

这就是“箕氏朝鲜”。

箕氏朝鲜初期制定了“犯禁八条”的立法。八条立法没有全部见诸典籍， 从保存下来的“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奴，俗犹羞之”①等三条立法可知， 箕氏朝鲜社会有奴隶，而且奴隶可以自行赎免，奴隶以外的居民中间存在着社会地位的差别。历史文献中关于箕氏朝鲜社会状况的记载仅此而已。在此后中国西周、春秋和战国前期的几个世纪里，由于文献记载中缺，箕氏朝鲜的历史与社会发展不得而知。《史记·朝鲜传》和《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仅仅记述了战国后期和西汉初年箕氏朝鲜的政治事件，没有关于社会状况的报道。

中国战国时期，北方的燕国全盛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彰塞”②。“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③。这场战争推迟若干年后，燕国派大将秦开打败箕氏朝鲜，“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④。“秦灭燕，（箕氏朝鲜）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今朝鲜清川江）界”⑤。

卫氏朝鲜和“汉四郡”公元前 195 年，西汉异姓诸侯王燕王卢绾造反， 逃奔匈奴，他手下的一个叫卫满的燕人亡命到箕氏朝鲜。卫满依靠秦汉之际中原战乱时避地朝鲜的燕、齐、赵移民数万口，积蓄实力，于公元前 194 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箕氏朝鲜末代王准，自立为朝鲜王，这就是“卫氏朝鲜”。

⑥它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史不籍书，因而目前还没有确凿的根据

来判明卫氏朝鲜的社会性质。《史记·朝鲜传》只记录了它的兴亡以及与汉朝的关系。

西汉初年，“辽东太守即约（卫）满为外臣”。这时，卫氏朝鲜势力扩大，“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附属，方数千里”。卫满死后，传子至孙右渠。当时，卫氏朝鲜南方和东方的一些部族的君长愿意同汉朝交往结好，有的甚至自愿归顺西汉政府管辖，西汉政府希望卫氏朝鲜“勿得禁止”， 但是，由于卫氏朝鲜势力扩大而“拥阏不通”。公元前 128 年（汉武帝元朔元年），西汉政府在已经归顺的东秽地区设置沧海郡，由于卫右渠从中梗阻， 两年后被迫撤废。公元前 109 年（元封二年），汉武帝派使臣前往招谕卫右

① 《汉书·地理志》。

② 《史记·朝鲜传》。

③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引《魏略》。

④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引《魏略》。

⑤ 《史记·朝鲜传》。

⑥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引《魏略》。

渠，“终不肯奉诏”①，反而进攻辽东，因此，汉武帝派遣水陆大军攻灭卫氏朝鲜。翌年，将在全国普行的郡县制地方行政体制推行于其旧域，设置乐浪（今朝鲜平安南道）、临屯（在今朝鲜江原道）、真番（在今朝鲜黄海道、韩国京畿道一带）、玄菟（在今朝鲜咸镜道）四郡，合称“汉四郡”，其下分置若干县。乐浪郡治朝鲜县设在王俭城，是西汉政府在朝鲜半岛的行政中心。公元前 82 年，西汉政府撤销临屯、真番两郡，以其属县并于乐浪郡， 同时将玄菟郡后撤到辽东。

韩人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和《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古代朝鲜半岛南部的居民是韩人，分为马韩、辰韩、弁韩三支， 各有若干部落（“国”）。马韩在西，势力最大，“凡五十余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总十余万户”。辰韩亦称秦韩，在马韩之东，有 12 国。

弁韩亦称弁辰，在辰韩之南，亦有 12 国。辰韩与弁韩的部落比马韩小，“大国四五千家，小国六七百家，总四五万户”。

韩人最早的国家是辰国，统治者称辰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继”，治马韩月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其国设有臣智、俭侧、樊祗、杀奚、邑借等官职。韩人地区“土地肥美，宜种五谷及稻，晓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辰韩还是古代东亚著名的铁产地，并用铁为交易手段。“国出铁，韩、秽、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又以供给（乐浪、带方）二郡。”

辰国建于何时，史无确载。但从秦时人民“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与之”，遂有辰韩之名，以及箕氏朝鲜被卫满攻灭时，其末王准“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等史事推测，辰国之兴大约不早于秦朝，可能与卫氏朝鲜同时建立。

辰国止于何时，籍不见书。东汉末年，雄据辽东的公孙氏为了抵制韩人势力向北发展，将乐浪郡屯有县（今朝鲜黄海道黄州）以南地方辟设为带方郡。乐浪、带方两郡所需之铁从辰国贸取，则东汉末年时辰国尚存。此后， 随着三韩各自势力的发展，相继建立了新罗、百济、金官（伽耶或加罗）三国，辰国告终。

新罗是由辰韩斯卢（又称新卢，即新罗）六村首领于公元前 54 年共推朴赫居世为“居西干”，将六村改为六部而建立的国家。六部贵族成为统治集团，由其中的朴、昔、金三个享有特权的贵族家族世袭继承王位，但新王需经贵族会议“和白”一致同意方能承嗣。4 世纪时，新罗用武力统一辰韩各部，以庆州为都城。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其特权地位，制定了等级制度，称为“骨品制”。朴、昔、金三家王族地位最高，称为“圣骨”，大小贵族依次分为“真骨”、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等四个等级。“圣骨”、“真骨” 贵族能继承王位。各骨品都自我封闭，互不通婚。统治者还挑选贵族青年组

① 《史记·朝鲜传》。

建一支亲兵，称为“花郎”，有些贵族官吏即出身于此。5 世纪中叶，佛教从中国经高句丽传入，开始兴建佛寺，“许人出家为僧尼奉佛”，并经常派人到中国求取佛经、佛像，利用宗教加强统治。新罗社会经济在当时的朝鲜半岛居于领先地位。4 世纪时开始兴修水利，5 世纪至 6 世纪扩大了规模， 铁制农具逐渐推广，牛耕代替了人力挽犁。手工业中铁和铜的冶铸规模很大。《三国史记·新罗真兴王本纪》载，574 年“铸成皇龙寺丈六像，铜重三万五千七百斤，镀金重一万一百九十八分”。5 世纪末 6 世纪初，“初开京师市肆，以通四方之货”，又“置京都东市”，王京庆州成为全国商贸中心。

百济国形成于马韩地区。传说是由中国少数民族高句丽族始祖朱蒙之弟温祚于公元前 18 年南下到马韩伯济部建立的国家，最初都慰礼城。此后逐渐合并马韩各部，并与东面的新罗和中国魏晋带方郡争夺汉江流域，313 年夺取了带方郡的南半部。371 年迁都汉山城。

公元 1 世纪中期，弁韩人建立金官国。《三国志·魏志东夷传》称“弁辰狗邪国”，或“狗邪韩国”。《三国史记》称“金官国”。《三国遗事》称“驾洛”或“伽耶国”。好太王碑铭文称“加罗任那”。其地约当今庆尚南道金海一带。传说是金首露于公元 42 年建立的。金官国与新罗频繁进行战争。4 世纪时遭到日本侵略。532 年为新罗合并。

高句丽南迁及其与韩人国家的角逐 高句丽是汉玄菟郡管辖下的中国少数民族，于公元前 37 年自立政权后，在东汉、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一直是隶属于中原王朝的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东汉、魏晋以迄南北朝初期，高句丽一面向辽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扩张，占据了玄菟、辽东、中辽等郡的辖地；同时向南发展进入朝鲜半岛北部，夺取了乐浪郡全境和带方郡辖境的北半部，开始与新罗、百济争夺汉江流域。广开土王谈德（亦称好太王，391～412 年在位）时大力南征，并与日本侵略势力作战。其子长寿王巨琏（413～491 年在位）于 427 年迁都平壤。百济因不敌高句丽，都城一再南迁。474 年迁熊津，538 年再迁泗沘。高句丽一时取得了汉江流域。随后， 百济又联合新罗于 551 年打败高句丽，结果是新罗夺取了汉江流域，再打败百济，百济从此衰弱。新罗则由于合并金官国和取得汉江流域扩大了疆域， 增强了国力。

4～6 世纪朝鲜半岛的社会状况 关于 4～6 世纪在朝鲜半岛上竞相角逐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的社会性质，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同时存在着奴隶制说和封建制说。由于缺乏资料，两说均难成定论。

在 4 世纪至 6 世纪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确实存在着不同来源和一定数量的奴隶。高句丽的奴隶来源于罪奴、债奴和战俘。《三国志·魏 志高句丽传》和《周书·高句丽传》叙述高句丽的法制时分别提到罪奴和债务奴隶。前者说高句丽早期“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后者说长寿王时“其刑法，谋反及叛者，先以火焚爇，然后斩首，

籍没其家。盗者十余倍征赃，若贫不能备及负公私债者，皆听评其子女为奴婢以偿之”。高句丽有罪奴、债奴的记录仅此而已，故难以说明罪奴和债奴受役使的情况和发展程度。高句丽在同百济、新罗打仗的过程中掠夺了大量人口。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395 年（广开土王四年）“王与百济战于浿水之上，大败之，掳获八千余级”。475 年（长寿王六十三年） “王帅兵三万侵百济，陷王所都汉城，杀其王扶余庆，掳男女八千而归”。511 年（文咨明王二十一年）“侵百济，陷加弗、圆山二城，掳获男女一千余口”。607 年（婴阳王十八年）“遣师攻百济松山城，不下，移袭石头城， 掳男女三千而还”。翌年“命将袭新罗北境，掳获八千人”。这些被掳掠来的人口是否全部沦为奴隶，如何役使，其社会地位如何，历史文献均无记载。但在高句丽碑刻中有役使和买卖掳掠人口的记录。例如，好太王碑铭文中说到的 330 户守墓人（烟户）中，有 220 户是从外部掠来的韩、秽人，110 户是本族“旧民”，并且禁止买卖。由此可见，高句丽也有买卖和家生的奴隶。历史文献上没有找到高句丽在生产上使用奴隶的记载，也绝少有统治者用奴隶进行赏赐的记录，仅有的一条是 179 年明临答夫死葬于质山食邑时，新大王为其“置守墓二十家”。中外史籍中都找不到高句丽用奴隶作人牲和殉葬的记载，高句丽墓葬中亦未发现这样的遗迹。奴隶们的反抗斗争也不见于史籍。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称新罗的奴隶为生口，主要来源于战俘，也有贫饥百姓卖子孙为奴者。从政府多次赦免罪囚的记载推测，罪奴的数量可能不多。奴隶劳动用于生产也不见于史籍。役使奴隶比较普遍的形式是为统治者、剥削者的服务性劳动，也有为王室看管陵庙的。例如，《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炤知麻立干“七年夏四月，亲祀始祖庙，增置守墓二十家”。与高句丽不同的是，“新罗旧俗，前王死后以男女各五人殉葬”，但到 502 年（智证麻立干三年）“下令禁殉葬”。新罗统治者往往将奴隶和土地一起赏赐给功臣，这或许是有部分奴隶用于农田劳动的明证。562 年（真兴王十六年），王以良田和所掳生口 200 人赏赐给对百济作战有功的将军斯多含， “斯多含三让，王强之，乃受其生口，放为良人，田分与战士，国人美之”。6 世纪时先后禁止用奴隶殉葬和开始释放奴隶，可能是奴隶制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了。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中亦称奴隶为生口，主要来源于战俘，并且用于赏赐。温祚王二十二年九月“王帅骑兵一千猎斧岘东，遇末曷贼，一战败之，虏获生口，分赐将士”。百济还从乐浪郡掳掠人口。古尔王十三年曾遣将“袭取乐浪边民，（乐浪太守刘）茂闻之怒。王恐见讨，还其民口”。这些“民口”大概不同于作为奴隶的“生口”。百济与高句丽还互相掳掠人口。近肖古王“二十四年秋九月，高句丽王斯由帅步骑二万来屯雉壤，分兵侵夺民户。王遣太子以兵径至雉壤，急击破之，获五千余级，其虏获分赐将士”。这些被分赐者如何受役使则不得而知。同书没有提到过债奴、罪奴和买卖奴

隶，是否有家生奴隶亦难稽考。

总之，4 世纪至 6 世纪的朝鲜半岛虽然确实存在着不同来源与一定数量的奴隶，但是没有役使奴隶劳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的确凿证据，因而难以作出处于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的论断。

4 世纪至 6 世纪，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占人口大多数的直接生产者是作为自由民的“民户”或“百姓”。《三国志·魏志高句丽传》明白表述了高句丽政权建立初期的阶级关系和剥削方式是，“其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下户是有自己个体家庭和私有经济，保有人身自由，遭受国家赋税、徭役剥削的国家农民。《周书·高句丽传》说高句丽的赋税制度是“赋税则绢布及粟，随其所有，量贫富差等输之”。《北史·高句丽传》进一步讲到剥削的数量是“租，户一石， 次七斗，下户五斗”。民户还受到贵族们的欺压、凌辱。好太王碑铭文中提到高句丽王室将一些民户百姓沦为守墓奴（“取远近旧民守墓洒扫”），不过从好太王在世时就决定他死后不再用旧民为其守墓。国家和贵族们的剥削、压迫，使民户的生活十分困苦，“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蚕农不足以自供”。新罗和百济政府也对作为国家农民的百姓民户实行征收租调的剥削制度。当这种征课达到不堪忍受的程度时，就会出现百姓民户的大量流亡。《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有一些不堪忍受赋税、徭役压迫的民户饥饿、贫穷、破产流亡的记录。399 年百济阿辛王准备进攻高句丽，“大征兵马，民苦于役，多奔新罗，户口锐减”。《三国史记》中有几次新罗、百济政府调整政策免征租调的记录。例如，《新罗本纪》载奈勿尼师今四十二年七月“复一年租调”。真兴王十六年，王“自至汉山，教所经州郡复一年租调”。《百济本纪》载古尔王“十五年春、夏旱。冬，民饥，发仓赈恤， 又复一年租调”。由国家农民耕种的国有土地还作为食邑分授给贵族。532 年新罗合并金官国时，授其国主金仇亥“以本国为食邑”。这种授食邑的制度大约也同样普行于本国贵族。

朝鲜半岛的古代文化 古代朝鲜半岛的文化是在本地居民创造和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冶铸技术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首要的生产技术。在箕氏朝鲜后期和卫氏朝鲜时期，中原移民传入了铜剑、铜镜等青铜器，其后又出现了细纹白铜镜、琵琶型短剑、铜斧等本地青铜器。朝鲜考古界在咸镜南道发掘出琵琶型短剑和铜斧的铸范。后来又出现了铁器，考古发掘出来的有斧、镐、锄、镰等工具。在平安北道宁边郡细竹里和咸镜北道茂山郡虎骨出土的铁斧，经朝鲜学术界测定其化学成分，认为是在铁或石制铸范中浇铸的。

观测和记录天文气象是古代农业居民较早从事的科学活动。《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载，东秽人已“晓候星宿，预知年岁丰约”。这种活动需要设有专司记录研究天文气象的官员和机构，例如高句丽的日者、百济的日官部和新罗的天文博士等。《三国史记》中留下了 419 条有关天文气象的记录，其

中日蚀记录 55 条，彗星记录 40 条。7 世纪初，新罗修建的瞻星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其遗迹至今尚存。

建筑艺术最能表现民族文化特色。《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说：高句丽统治者“好治宫室”。4 世纪中叶传入佛教以后，又开始兴修佛寺。宫殿和寺庙建筑遗留的砖瓦上装饰有美丽的花纹和祈祷吉祥的文字。王公贵族墓室中的壁画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早期作品多是描写贵族的仪仗、狩猎、舞蹈和角抵戏等现实生括。晚期作品增加了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等四像图和日月星辰图。百济的建筑风格与高句丽相仿，古砖上装饰有风景纹和凤凰纹。定林寺平济塔高约十米，分为五层，结构严整，造型美观，代表了百济的建筑成就。新罗建筑艺术在半岛上水平最高。5 世纪中叶传入佛教后，首都庆州兴建了许多寺院佛塔。黄龙寺丈六佛像的铸造显示了新罗造型艺术的高水平。

朝鲜半岛居民自古擅长音乐歌舞。《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说高句丽“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韩人则有每年五月播种和十月收割等农事完毕时“祭鬼神，群聚歌舞”的习惯。《三国史记》对新罗音乐歌舞记载较详，有三竹（大■、中■、小■）、三玄（玄琴、伽耶琴、琵琶）、拍板、大鼓等乐器。百济则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北史·百济传》）。高句丽音乐中有筝、箜篌、琵琶、笙、笛、箫、鼓等各种弹拨吹打的乐器。

中国儒家思想在古代朝鲜半岛有很大的影响。372 年，高句丽设太学， 各地也设立称为扁堂的学校，用儒家经典教育贵族子弟。4 世纪时，百济建立了儒家的教育制度，授予学者博士称号。4 世纪末，百济博士王仁把儒家的《论语》等经书带到日本。中国文化在新罗传播较晚，但影响更大。6 世纪时新罗将国家机构普遍改用汉式名称，并且派遣留学生到中国研究儒家思想，后来出现了金大问、薛聪等名儒学者。

545 年，新罗政府命居柒夫等编修《国史》，高句丽、百济也开始治史书，但都已湮没无存，后来的《三国史记》里可能保留了其中的一些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