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无论取消派，无论某些国外集团（普列汉诺夫的、阿列克辛斯基的、托洛茨基的，等等），或所谓“民族的”（即 非大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承认我们的 1912 年一月代表会议。我们挨了数不清的咒骂，其中最常听到的罪名就是“盗用名义”和“分裂主义”。我们对此的回答就是举出经得起客观检查的确凿数字，证明我们党团结了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如果考虑到在反革命时代进行秘密活动的各种困难，这个数目就不算小了。

如果说在俄国不清除《我们的曙光》集团就可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基础上达到“统一”，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为数众多的反对者甚至在他们彼此之间都没有实现统一呢？自 1912 年 1 月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三年半了， 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的反对者虽然很想建立一个与我们相对立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来。这个事实为我们党作了最好的辩护。

同我们党进行斗争的各社会民主派别的整个历史，是一部崩溃和瓦解的历史。在 1912 年 3 月它们曾经一致“联合起来”咒骂我们。然而到 1912 年

8 月，当反对我们的所谓“八月联盟”[157]建立起来的时候，它们就开始分崩离析了。一部分派别脱离了它们。它们无法建立起一个党和中央委员会。它们只建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以恢复统一”。但事实上这个组织委员会不过是俄国取消派集团的一个不中用的掩蔽物。在 1912—1914 年俄国工人运动和群众罢工异常高涨的整个时期内，整个“八月联盟”中只有《我们的曙光》集团是能够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唯一集团，这个集团的力量来源于它和自由派的联系。1914 年初，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正式退出了“八月联盟”

（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参加这个联盟），联盟的领袖之一托洛茨基则非正式地退出了联盟，又建立了他自己单独的集团。1914 年 7 月的布鲁塞尔代表会议在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的参加下建立了所谓“布鲁塞尔联盟”[265]来反对我们，拉脱维亚人没有参加这个联盟，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派）也立即脱离了这个联盟。这个联盟在战争爆发后便瓦解了。《我们的曙光》杂志、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以及高加索社会民主党领袖阿恩，都成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鼓吹最好让德国失败。组织委员会和崩得庇护社会沙文主义者，维护社会沙文主义原则。齐赫泽党团虽然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在俄国，甚至连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都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但仍然是《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忠实盟友。我们的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之流对齐赫泽党团十分满意。在巴黎，创办了《我们的言论报》（其前身是《呼声报》），其主要参加者是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他们想把空泛地捍卫国际主义和要求同《我们的曙光》杂志、组织委员会或齐赫泽党团无条件地统一这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报纸在出版了 250 号以后，自己不得不承认已经解体：编辑部的一部分人倾向我们党，马尔托夫仍然忠于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公开谴责《我们的言论报》[232]犯了“无政府主义”（正如德国的机会主义者大卫之流、《国际通讯》

杂志[300]、列金之流指责李卜克内西同志犯了无政府主义一样）；托洛茨基宣称和组织委员会决裂，但又愿意和齐赫泽党团一道走。下面就是齐赫泽党团的一位领袖阐述的该党团的纲领和策略。契恒凯里 1915 年在奉行普列

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方针的《现代世界》杂志 301 第 5 期上写道：

“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本来能够制止自己国家的军事行动而没有这样做，这是暗地希望该党不仅让自己，而且让自己的祖国断送在街垒上，或者是拿无政府主义的望远镜观察近在咫尺的事物。”

短短几句话将社会沙文主义的实质表达得淋漓尽致：既是在原则上为主

张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又是嘲笑——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允许下——宣传和准备革命的行动。问题根本不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能否制止战争，也不在于革命者究竟能否担保革命胜利。问题在于：是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者，还是真要“断送”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怀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