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新时代的理解”

引号里的这句话是彼·基辅斯基说的，他常常提到“新时代”。然而遗憾的是，在这里他的论断也是错误的。

我们党的一些决议说，这场战争是由帝国主义时代的一般条件造成的。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指出了“时代”和“这场战争”的相互关系：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具体地评价每一次战争。为什么在各大国之间

——其中有许多国家在 1789—1871 年间曾经领导过争取民主的斗争——竟会而且必然会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即按其政治意义来说是极端反动的、反民主的战争呢？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了解帝国主义时代的一般条件，即各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已变为帝国主义的一般条件。

彼·基辅斯基完全曲解了“时代”和“这场战争”之间的这种关系。照他说来，要具体地谈，就是谈论“时代”！这恰巧不对。

1789—1871 年那个时代，对于欧洲说来是一个特殊时代。这是无可争辩的。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一般条件，就不能了解对于那个时代来说特别典型的任何一次民族解放战争。这是不是说，那个时代的一切战争都是民族解放战争呢？当然不是。这样说是极其荒唐的，是用可笑的死板公式代替对每一次战争的具体研究。在 1789—1871 年间，既发生过殖民地战争，也发生过压迫许多其他民族的反动帝国之间的战争。

试问，能不能从先进欧洲（以及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新时代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现在只可能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呢？作这样的论断是荒谬的，这是不善于把某一具体现象和该时代可能发生的各种现象的总和区别开来。时代之所以称为时代，就是因为它包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和战争，这些现象和战争既有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既有大的也有小的，既有先进国家所特有的也有落后国家所特有的。像彼·基辅斯基那样只是泛泛地谈论“时代”，而回避这些具体问题，这就是滥用“时代”这个概念。为了不作无稽之谈，我们现在从许多例子中举出一个例子。但是首先必须指出，

有一个左派集团，即德国的“国际”派[326]，曾经在《伯尔尼执行委员会公报》[316]第 3 期（1916 年 2 月 29 日）中发表了一个提纲，并在第 5 条中作了如下一个显然错误的论断：“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中分析过这个论断①。这里只须指出，虽然一切关心国际运动的人老早就熟悉这个论点（我们早在1916 年春天伯尔尼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389]上就反对过这个论点），可是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派别重述过这个论点，接受过这个论点。彼·基辅斯基在1916 年 8 月写他那篇文章时，也没有说过一句同这种论断或类似论断精神一致的话。

之所以必须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如果有人发表过这种论断或类似论断，那才谈得上理论上的分歧。既然没有提出过任何类似的论断，那我们只好说：这并不是对“时代”的另一种理解，不是什么理论上的分歧，而只是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只是滥用了“时代”这个词。

例如，彼·基辅斯基在他那篇文章的开头写道：“它〈自决〉岂不是同在火星上免费得到 10 000 俄亩土地的权利一样吗？对于这个问题，只能十分具体地，同对今天整个时代的估计联系起来加以回答。要知道，在发展当时那种水平的生产力的最好形式——民族国家的形成时代，民族自决权是一回事，在这种形式即民族国家形式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民族自决权则是另一回事。在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确立的时代与民族国家正在灭亡、资本主义本身也处在灭亡前夜的时代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抛开时间和空间而作‘泛泛’之谈，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

这段议论是歪曲地运用“帝国主义时代”这一概念的标本。正因为这个概念是新的和重要的，所以必须同这种歪曲作斗争！有人说民族国家的形式已经成为桎梏等等，这是指什么呢？是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指德国、法国和英国，由于这些国家参加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才首先成为帝国主义战争。在这些过去特别是在 1789—1871 年间曾经引导人类前进的国家里，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已经结束了，在这些国家里民族运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要想恢复这种运动只能是荒谬绝伦的反动空想。法兰西人、英吉利人和德意志人的民族运动早已结束，在那里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是另一个问题：已获得解放的民族变成了压迫者民族，变成了处在“资本主义灭亡前夜”、实行帝国主义掠夺的民族。

而其他民族呢？

彼·基辅斯基像背诵记得烂熟的规则那样，重复说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具体地”谈问题，但他自己并不运用这条规则。我们在自己的提纲中特意提供了具体回答的范例，可是彼·基辅斯基却不愿意把我们的错误给我们指出来，如果他在这里发现了错误的话。

① 见本卷第 692—697 页。——编者注

我们的提纲（第 6 条）指出，为了具体起见，在自决问题上至少应当区分三类不同的国家。（显然，在一个总的提纲里不能谈到每一个别的国家。）第一类是西欧（以及美洲）的各先进国家，在那里，民族运动是过去的事情。第二类是东欧，在那里，民族运动是现在的事情。第三类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那里，民族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来的事情。①

这对不对呢？彼·基辅斯基本应把他的批评指向这里。然而他甚至没有觉察到，理论问题究竟何在！他没有看到，只要他还没有驳倒我们提纲（第6 条）中的上述论点（要驳倒它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正确的），他的关于“时代”的议论就像一个人“挥舞”宝剑而不出手攻击。

他在文童的末尾写道：“同弗·伊林的意见相反，我们认为，对于多数

〈！〉* 西欧〈！〉国家来说，民族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岂不是说，法兰西人、西班牙人、英吉利人、荷兰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的民族运动并没有在 17、18、19 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完成吗？在文章开头，“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概念被曲解成这样：似乎民族运动已经完成，而不仅是在西欧各先进国家里已经完成。同一篇文章的结尾却说，正是在西欧国家“民族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岂不是思想混乱吗？

在西欧各国民族运动是早已过去的事情。在英、法、德等国，“祖国” 已经唱完自己的歌了，已经扮演过自己的历史角色了，也就是说，在那里，不可能再有进步的、能唤起新的人民群众参加新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民族运动了。在那里，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问题，不是从封建主义或从宗法制的蒙昧状态过渡到民族进步，过渡到文明的和政治上自由的祖国，而是从已经过时的、资本主义过度成熟的“祖国”过渡到社会主义。

东欧的情况则不同。譬如，对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来说，只有梦幻中住在火星上的人才会否认：这里的民族运动还没有完成，这里还正在唤醒民众掌握本族语言和本族语言的出版物（而这是资体主义获得充分发展、交换彻底渗入最后一家农户的必要条件和伴随物）。在这里，“祖国”还没有唱完自己的全部历史之歌。在这里，“保卫祖国”还可能是保卫民主、保卫本族语言和政治自由、反对压迫民族、反对中世纪制度，而今天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说什么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则是撒谎，因为他们实际上保卫的并不是本族语言，不是本民族发展的自由，而是他们作为奴隶主的权利、他们的殖民地、他们的金融资本在别国的“势力范围”等等。

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民族运动的历史比在东欧还要年轻一些。

所谓“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帝国主义时代是指什么；俄国的“特殊”地位（彼·基辅斯基的文章第 2 章第 4 节的标题）以及并非俄国一国的“特殊” 地位究竟何在；民族解放运动在什么地方是骗人的鬼话，在什么地方是活生

① 见本卷第 568—569 页。——编者注

生的和具有进步意义的现实，——对于这一切彼·基辅斯基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