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民族文化自治”[168]

“民族文化”这个口号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意义重大，不仅是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的思想内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宣传，而且还因为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一整套纲领是以这个口号为依据的。

这个纲领主要的、根本的缺陷，就在于它竭力要实现最精致、最绝对、最彻底的民族主义。这个纲领的实质是：每一个公民都登记加入某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整体，有权强迫自己的成员纳税，有本民族的议会（国会），有本民族的“国务大臣”（大臣）。

这种思想用到民族问题上，正如蒲鲁东思想用到资本主义上一样。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及其基础——商品生产，而是清除这个基础的各种弊端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是“确立”交换价值，使之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正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也没有弊端的东西。

——这就是蒲鲁东思想。

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他的理论把交换和商品生产绝对化，把它当作宝贝，而“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和纲领也是小资产阶级的，同样是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绝对化，把它当作宝贝，清除其中的暴力、不公正等等现象。

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就是各民族通过高度统一而达到融合，我们亲眼看到，每修筑一俄里铁路，建立一个国际托拉斯，建立一个国际工人协会（就其经济活动来说，以及就其宗旨和意向来说是国际性的），这种融合都在加强。

民族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重视这个社会，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不要把这种承认变成替民族主义辩护，因此应该极严格地仅限于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进步东西，因此不能因为这种承认而让资产阶级思想模糊了无产阶级意识。

群众从封建沉睡状态中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为争取人民主权、争取民族主权而斗争，这是进步。因此，在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维护最坚决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项任务多半是消极的。可是无产阶级不能超出这项任务去支持民族主义，因为超出这项任务就

属于力图巩固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积极”活动了。

冲破一切封建桎梏，打倒一切民族压迫，取消一个民族或一种语言的一切特权，这是无产阶级这个民主力量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正在为民族纠纷所掩盖和妨碍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绝对利益。然而，超出这些受一定历史范围的严格限制的界限去协助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而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里有一条界线，这条界线往往是很细微的，而崩得分子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却把它全忘光了。

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是绝对正确的。为一切民族发展，为笼统的“民族文化”而斗争是绝对不正确的。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没有充分发展的民族运动的实例，提供了一些由若干小民族组成大民族或损害某些小民族而组成大民族的实例，也提供了一些民族同化的实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是笼统的民族发展，由此而产生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局限性，由此而产生了难解难分的民族纠纷。无产阶级不仅不维护每个民族的民族发展，相反，还提醒群众不要抱这种幻想，无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流转的最充分的自由，欢迎民族的一切同化，只要同化不是强制性的或者依靠特权进行的。

在某种“公正”划定的范围内巩固民族主义，“确立”民族主义，借助于专门的国家机关牢固而长期地隔离一切民族，——这就是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基础和内容。这种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是彻头彻尾虚伪的。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不这样做就站到反动的民族主义市侩一边去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他们的布隆代表大会[169]上（1899 年）讨论民

族文化自治草案时，几乎没有注意对这个草案从理论上加以评价。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提出了以下两个反对这一纲领的论据：（1）它会加强教权主义；（2）“它导致的后果就是使沙文主义永世长存，把沙文主义搬进每一个小团体，每一个小组”（见布隆代表大会正式德文记录第 92 页。这个记录有犹太民族主义政党“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170]出版的俄文译本）。

毫无疑问，目前世界各国，一般含义的“民族文化”即学校等等，都处于教权派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的绝对影响下。崩得分子为“民族文化”自治进行辩护，说民族的确立会使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成为不带任何不相干的意图的纯粹斗争，这是很明显很可笑的诡辩。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重大的阶级斗争都首先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进行的。把教育部门从这个领域分出来，首先，这是一种荒谬的空想，因为要学校（以及笼统的“民族文化”）脱离经济和政治是不行的；其次，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每走一步都迫使消除荒谬陈腐的民族隔阂和偏见，而把学校教育这一类事业分出来恰恰会保持、加剧、加强“纯粹的”教权主义和“纯粹的”资产阶级沙文

主义。

在股份公司里，不同民族的资本家坐在一起，不分彼此。在工厂里，不同民族的工人在一起工作。当发生任何真正严肃而深刻的政治问题时，人们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来进行组合的。使教育这一类事业“不受国家管理” 交给各个民族管理，恰恰是企图把社会生活的可以说是最高的意识形态领域同使各民族打成一片的经济分开，在意识形态这一领域中，对“纯粹”民族文化的存在或教权主义和沙文主义在民族中的培植都是极为有利的。

“超地域的”（非地域的，同某一民族所居住的地域无关的）或“民族文化的”自治计划付诸实施，只能意味着以民族划线分割教育事业，即分民族办教育事业。只要清楚地想想著名的崩得计划的这种真正本质，就足以了解这个计划的十足反动性了，即使从民主派的观点来看这个计划也是极其反动的，更不用说从无产阶级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了。

只要举出学校教育“民族化”的一个例子和一个草案，就可以清楚地说明问题的实质。北美合众国在全部生活中直到现在仍然划分为北方诸州和南方诸州；前者自由传统和反对奴隶主斗争的传统最多，后者奴隶占有制的传统最多，经济上压制黑人、文化上歧视黑人（黑人中 44％是文盲，白人中 6

％是文盲）等等对黑人迫害的残余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在北方诸州，黑人和白人是合校上课的。在南方则有专门的——“民族的”或种族的，怎么称呼都行——黑人学校。看来，这倒是学校“民族化”的唯一实例。

东欧有一个国家直到现在还有可能发生类似贝利斯案件[171]的事情，那里的犹太人被普利什凯维奇先生们贬到比黑人还不如的地位。这个国家的内阁不久前拟了一个犹太学校民族化的草案。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反动的空想未必能够实现，奥地利的小资产者的空想也是如此，这些人对实现彻底的民主主义、对终止民族纠纷已经绝望了，于是就在学校教育方面给各民族重重设防，使各民族不会因为分校而发生纠纷⋯⋯然而各民族之间却“确定地”要发生一种“民族文化”反对另一种“民族文化”的永无休止的纠纷。奥地利的民族文化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著作家杜撰出来的，奥地利的社

会民主党人自己都没有把它当真。但是俄国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各民族的一些市侩机会主义分子，例如崩得分子、高加索的取消派以及俄国各民族左派民粹派政党代表会议[172]，却都把它纳入了纲领。（顺便说一下，这个代表会议在 1907 年召开，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在俄国社会革命党和波兰社会爱国派、波兰社会党[173]弃权的情况下通过的。弃权——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和波兰社会党人在涉及民族纲领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所采用的一种极其典型的方法！）

在奥地利，正是“民族文化自治”的最主要的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在自己的书中，用专门一章来论证对犹太人不能提出这个纲领。而在俄国，正是

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应声虫崩得采纳了这个纲领① 。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历史用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实践揭露了鲍威尔的荒谬杜撰，同样，俄罗斯的伯恩施坦分子（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别尔嘉耶夫之流）也用自己从马克思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迅速演变的事实揭露了德国伯恩施坦派[175]的实际思想内容。

无论是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还是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没有把“民族文化”自治纳入自己的纲领。然而，一个最落后的国家里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许多冒牌的社会主义市侩集团却采纳了它，以便用精致的形式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中去。这个事实本身很清楚地说明了问题。

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了奥地利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那就不能不恢复常常被崩得分子所歪曲的真相。在布隆代表大会上曾经提出一个纯粹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这是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这个纲领的第 2 条说： “居住在奥地利的每一个民族，不论其成员所居住的地域，组成一个自治团体，完全独立地管理本民族的（语言的和文化的）一切事务。”维护这个纲领的不仅有克里斯坦，而且还有颇具威信的埃伦博根。但是这个纲领被否决了，没有一票赞成。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是拥护地域原则的，即主张不建立任何“与民族成员的居住地域无关”的民族集团。

已通过的纲领的第 3 条写道：“同一个民族所居住的各自治区崩得分子之一马宁先生在《光线报》[174]上试图重申其否认，恩·斯科宾则对他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启蒙》杂志 154 第 3 期）。但是列夫·尤尔凯维奇先

生在《钟声》杂志上（1913 年第 7—8 期合刊第 92 页）引用《启蒙》杂志（第

3 期第 78 页）上恩·斯科宾关于“崩得分子同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集团一起，早就维护民族文化自治”这段话时，竟加以歪曲，删去了这句话中的“崩得分子”几个字，并以“民族权利”一语偷换了“民族文化自治”一语，对此，我们只能感到惊奇！！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不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仅是一个对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它的纲领极其无知的人，而且是一个为了维护崩得利益而干脆捏造引文的人。崩得和尤尔凯维奇先生们的情况不妙啊！域共同组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参看 1913 年《启蒙》杂志第 4 期第 28 页[176]）显然，这个折中的纲领也是不正确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萨拉托夫省的德意志移民村社、里加或罗兹城郊的德意志工人区和彼得堡附近的德意志人的居住区等等合起来组成俄国境内的德意志人“统一民族联盟”。显然，社会民主党人不能要求干这种事，不能巩固这种联盟，虽然他们当然丝毫不否认在这个国家成立任何联盟的目由，包括成立任何民族的任何村社联盟的自由。但是，按国家法律把俄国各地的和各阶级中的德意志人等单独组成统一的德意志民

① 崩得分子常常激动万分地否认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都采纳了“民族文化自治”的事实，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事实彻底揭露了崩得所起的真正作用。

族联盟，这种事只有神父、资产者、市侩等等人才会干，社会民主党人是决不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