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基辅斯基所涉及和歪曲了的其他政治问题

我们在自己的提纲中指出，所谓解放殖民地就是实行民族自决。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容忍这种“健忘”就是容忍沙文主义。

彼·基辅斯基“反驳”说：

“就无产阶级这个词的本义来说”，在纯粹的殖民地“没有无产阶级”（第 2 章

第 3 节末尾）。“既然如此，‘自决’是向谁提出的呢？向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向费拉[395]？向农民？当然不是。社会党人〈黑体是彼·基辅斯基用的〉向殖民地提出自决口号，是荒唐的，因为向没有工人的国家提出工人党的口号，根本就是荒唐的。”

不管说我们观点“荒唐”的彼·基辅斯基多么气愤，我们还是不揣冒昧，恭恭敬敬地向他指出：他的论据是错误的。只有臭名昭著的“经济派”才认为，“工人党的口号”仅仅是向工人提出的。①不对，这些口号是向全体劳动居民、向全体人民提出的。我们党纲中的民主要求那一部分（彼·基辅斯基“根本”没有想一想它的意义），是专门向全体人民提出的，因此我们在党纲的这一部分里讲的是“人民”。②

我们估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 10 亿人口，对于我们这个十分具体的说

法，彼·基辅斯基根本无意反驳。在这 10 亿人口中，有 7 亿以上（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属于有工人的国家。但是，在每个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即使向那些没有工人而只有奴隶主和奴隶等等的殖民地国家提出“自决”，也不仅不是荒唐的，而且是必须的。彼·基辅斯基只要略微想一想，大概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同时也会懂得，“自决”向来就是“向”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这两种民族提出的。

彼·基辅斯基的另一个“反驳”是：

“因此，我们向殖民地只限于提出否定的口号，也就是说，只限于由社会党人对本国政府提出‘从殖民地滚出去！’的要求。这个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实现的要求，会加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并不违背发展的趋势，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占有殖民地。”

作者不能或者是不愿意多少考虑一下政治口号的理论内容，这简直令人吃惊！难道因为我们不使用理论上精确的政治术语而只用一些鼓动词句，问题就会有所改变吗？说“从殖民地滚出去”，就是用鼓动的词句来避开理论的分析！我们党的任何一个鼓动员，在说到乌克兰、波兰、芬兰等等时，都有权对沙皇政府（“自己的政府”）说“从芬兰等等地区滚出去”，但是，头脑清楚的鼓动员都懂得，不能仅仅为了“加剧”而提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口号。只有阿列克辛斯基式的人物才会坚持用“加剧”反对某种祸害的斗争的愿望来为“退出黑帮杜马”这个“否定的”口号作辩护。

加剧斗争是主观主义者的一句空话，他们忘记了：为了说明任何一个口号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对经济现实、政治形势和这一口号的政治意义进行精确的分析。翻来复去说这一点，真叫人不好意思，但是既然非这样不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用鼓动性的叫喊来打断对理论问题的理论争辩，这种阿列克辛斯基式的手法我们见得多了，这是拙劣的手法。“从殖民地滚出去”这个口号的政治

① 我们劝彼·基辅斯基再读一读亚·马尔丁诺夫之流在 1899—1901 年间所写的东西。他在那里可以为“自己”找到许多论据。

内容和经济内容有一点而且只有一点：给殖民地民族分离自由，建立单独国家的自由！彼·基辅斯基既然认为帝国主义的一般规律妨碍民族自决，使之成为空想、幻想等等，那么，怎能不加思索便认定世界上多数民族是这些一般规律中的例外呢？显然，彼·基辅斯基的“理论”不过是对理论的一种讽刺罢了。

在大多数殖民地国家里，都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都有金融资本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从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角度看来，“从殖民地滚出去”是一种“不科学”的，是已经被伦施、库诺等人自己“驳倒了” 的“空想”要求，那又怎能向各帝国主义国家和政府提出这个要求呢？

作者在议论时没有动过一点脑筋！

作者没有想一想，所谓解放殖民地“不能实现”，仅仅是指“不经多次革命就不能实现”。他没有想一想，由于欧洲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解放殖民地是可以实现的。他没有想一想，“社会主义社会”不仅“不会占有”殖民地，而且也根本“不会占有”被压迫民族。他没有想一想，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问题上，俄国“占有”波兰或土耳其斯坦，这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没有差别的。他没有想一想，“社会主义社会”愿意“从殖民地滚出去”，仅仅是指给它们自由分离的权利，决不是指提倡它们分离。

由于我们把分离权的问题和我们是不是提倡分离的问题区别开来，彼·基辅斯基就骂我们是“魔术家”，为了向工人“科学地论证”这种见解，他写道：

“如果工人问一位宣传员，无产者应当怎样对待独立〈即乌克兰的政治独立〉问题，而他得到的回答是：社会党人争取分离权，但同时进行反对分离的宣传，那么工人会怎样想呢？”

我想，我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十分明确的答复。这就是，我认为任何头脑清楚的工人都会想：彼·基辅斯基不善于思想。

每一个头脑清楚的工人都会“想”：正是这位彼·基辅斯基教我们工人喊“从殖民地滚出去”。这就是说，我们大俄罗斯工人应当要求本国政府滚出蒙古、土耳其斯坦和波斯，英国工人应当要求英国政府滚出埃及、印度和波斯等等。但是，难道这就意味着我们无产者想要同埃及的工人和费拉，同蒙古、土耳其斯坦或印度的工人和农民实行分离吗？难道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劝告殖民地的劳动群众去同觉悟的欧洲无产阶级实行“分离”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一贯主张各先进国家的觉悟工人同一切被压迫国家的工人、农民和奴隶最紧密地接近和融合。我们一向劝告而且还将劝告一切被压迫国家（包括殖民地）的一切被压迫阶级不要同我们分离，而要尽可能紧密地同我们接近和融合。

如果我们要求本国政府滚出殖民地——不用鼓动性的空喊，而用确切的

政治语言来说，就是要求它给予殖民地充分的分离自由，真正的自决权，如果我们一旦夺取了政权，我们自己一定要让这种权利实现，给予这种自由，那么，我们向现在的政府要求这一点而且我们自己在组成政府时将做到这一点，这决不是为了“提倡”实行分离，相反地，是为了促进和加速各民族的民主的接近和融合。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同蒙古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及人接近和融合，我们认为做到这一点是我们的义务和切身利益之所在，否则，欧洲的社会主义就将是不巩固的。我们要尽量给这些比我们更落后和更受压迫的人民以“无私的文化援助”，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很好的说法来讲，就是帮助他们过渡到使用机器，减轻劳动，实行民主和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要求给予蒙古人、波斯人、埃及人以及所有一切被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以分离自由，那么这决不是因为我们主张它们分离，而仅仅是因为我们主张自由的、自愿的接近和融合，但不主张强制的接近和融合。仅仅是因为这一点！

我们认为，在这方面，蒙古或埃及的农民和工人同波兰或芬兰的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唯一差别，就在于后者发展程度高，他们在政治上比大俄罗斯人更有经验，在经济上更加训练有素，等等。因此，他们大概很快就会说服本国人民：他们现在仇恨充当刽子手的大俄罗斯人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把这种仇恨转移到社会主义工人和社会主义俄国身上，那就不明智了；经济的利益以及国际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本能和意识，都要求各民族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尽快地接近和融合。因为波兰人和芬兰人都是具有高度文化的人，所以他们大概很快就会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而波兰和芬兰的分离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可能只实行一个短时期。文化落后得多的费拉、蒙古人和波斯人分离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但是我们要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力求通过无私的文化援助来缩短分离的时间。

我们在对待波兰人和蒙古人方面，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差别。宣传民族分离自由同我们组成政府时坚决实现这种自由，同宣传民族的接近和融合，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矛盾”。———

———我们确信，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工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对于我们和彼·基辅斯基的争论①都会这样“想”的。

一种主要的疑惑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彼·基辅斯基的文章：既然整个发展的趋势是民族融合，为什么我们要宣传民族分离自由，并且要在掌握政权时实现这种自由呢？我们回答说，其理由也同下面一点一样：虽然整个发展的趋势是消灭社会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暴力统治，但是我们还是宣传并且在我们掌握政权时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对整个社会的

① 看来，彼·基辅斯基不过是继德国和荷兰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复“从殖民地滚出去”这个口号罢了，他不但没有考虑这个口号的理论内容和意义，而且也没有考虑俄国的具体特点。荷兰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局限于“从殖民地滚出去”这个口号，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原谅的，因为第一，对多数西欧国

统治，而且是直接依靠暴力的统治。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并且击退它的反革命的尝试，必须建立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以至凡是否认或仅仅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都不能当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然而不能否认，在某些情况下，作为例外，例如，在某一个小国家里，在它的大邻国已经完成社会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和平地让出政权是可能的，如果它深信反抗已毫无希望，不如保住自己的脑袋。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即使在各小国家里，不进行国内战争，社会主义也不会实现，因此，承认这种战争应当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唯一纲领，虽然对人使用暴力并不是我们的理想。这个道理只要作相应的改变（mutatis mutandis），同样可以适用于各个民族。我们主张民族融合，但是没有分离自由，目前便不能从强制的融合、从兼并过渡到家说来，民族压迫的典型情况就是殖民地压迫，第二，在西欧各国，“殖民地”这个概念是特别清楚、明了和重要的。

而在俄国呢？它的特点恰恰在于：“我们的”“殖民地”同“我门的” 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差别是不清楚、不具体和不重要的！

对于一个例如用德语写文章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忘记了俄国的这一特点，是情有可原的，对于彼·基辅斯基来说，这就不可原谅了。一个不但愿意重复而且还愿意思考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必须懂得，对俄国说来，试图在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之间找出某种重大的差别，那是特别荒谬的。自愿的融合。我们承认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这完全正确），但是像彼·基辅斯基那样加以解释，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甚至现代帝国主义的托拉斯和银行，尽管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到处同样不可避免，但在不同国家里其具体形式却并不相同。美、英、法、德这些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更加各不相同，虽然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这不过是苏兹达利城的拙劣绘画[396] 而已。即使实际情况表明，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取得初次胜利以前，获得解放和实行分离的仅占现在被压迫民族的 1500 ，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全球取得最后胜利以前（也就是说，在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变动时期），实行分离的同样只占被压迫民族的 1500 ，并且时间极其短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劝告工人现在不要让压迫民族中不承认和不宣传一切被压迫民族有分离自由的社会主义者跨进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大门，这无论在理论上或政治实践上都是对的。因为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在实践中到底有多少被压迫民族需要实行分离，以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使得

民主的形式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多样化。至于现在否认分离自由，那在理论上是极端虚伪的，在实践上则是替压迫民族的沙文主义者效劳，这一点我们每天都了解到、看到和感觉到。

彼·基辅斯基在给我们前面所引的那段话所作的脚注中写道：“我们强调指出，我们完全赞成‘反对暴力兼并⋯⋯’的要求”。

我们曾经说过，这个“要求”等于承认自决，如果不把这个要求归结为自决，就不可能正确地确定“兼并”这个概念，对我们这个十分明确的说法，作者根本不置可否！大概他认为，为了进行争论只须提出论点和要求就够了，而不必加以证明吧！

他接着写道：“⋯⋯总之，对一系列可以加强无产阶级反帝意识的要求，我们完全接受其否定的提法，何况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根本不可能找出相应的肯定的提法。反对战争，但是不赞成民主的和平⋯⋯”

不对，从头到尾都错了。作者读过我们的“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这个决议（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第 44—45 页①），看来，甚至同意这个决议，但显然并没有理解它。我们赞成民主的和平，只是提醒工人不要受人欺骗，似乎在现今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条件下，如决议中所说，“不经过多次革命”，民主的和平也能实现。我们宣告，“抽象地”宣传和平，即不考虑各交战国现有政府的真实阶级本质，尤其是帝国主义本质，那就是蒙蔽工人。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7 号）的提纲中明确指出，在目前这场战争中，如果革命使我们党掌握了政权，党要立刻向各交战国建议缔结民主的和约。②

彼·基辅斯基为了让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仅仅”反对自决，并不反对一般民主，竟说我们“不赞成民主的和平”。这岂不可笑？

我们不必再一一分析彼·基辅斯基所举的其他例子了，因为不值得浪费篇幅来反驳这些只会使每个读者付之一笑的、极为幼稚的逻辑错误。社会民主党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否定的”口号，只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反帝意识”，而不肯定地回答社会民主党在自己执政时应当怎样解决有关的问题。不同某种肯定的解决办法配合起来的“否定的”口号，不会“加强”只会削弱意识，因为这样的口号是无谓的空谈，空洞的叫喊，没有内容的高调。

彼·基辅斯基不懂得“否定”或痛斥政治灾难和经济灾难的两种口号之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6 卷第 167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27 卷第 55 页。——编者注

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一定的经济灾难是一般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不管它具有怎样的政治上层建筑；不消灭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就不可能消灭这些灾难，举不出任何一个例子来证明可能做到这一点。反之，政治灾难在于违背民主制，“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制在经济上是完全可能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例外，在一个国家里实现它的这一部分，而在另一个国家里实现它的另一部分。作者又一次没有理解的，恰恰是可能实现一般民主的一般条件！

在离婚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请读者回忆一下，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中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是罗莎·卢森堡。她提出了一个完全合理的见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集中派要维护国内（州或边疆区等等）的自治，就必须坚持由全国政权即全国国会决定重大国务问题，关于离婚的立法就属于这样的问题。离婚的例子清楚地表明，谁现在不要求充分的离婚自由，谁就不配作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自由，被压迫的女性就会惨遭蹂躏，——虽然不难理解，承认有离开丈夫的自由，并不等于号召所有的妻子都离开丈夫！

彼·基辅斯基“反驳”说：

“如果在这种场合〈即妻子想离开丈夫〉，妻子不能实现自己的权利〈离婚权利〉，那么这种权利又有什么用处呢？或者，假使这一权利的实现取决于第三者的意志，或者更糟糕，取决于向这个妻子‘求爱’的人的意志，那又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要争取宣布这样的权利吗？当然不是！”

这一反驳表明，他根本不了解一般民主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使被压迫阶

级不能“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的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常见的，不是个别情形，而是典型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离婚权多半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被压迫的女性在经济上受压迫，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管有什么样的民主，妇女始终是“家庭女奴”，是被关在卧室、育儿室和厨房里的女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选举“自己的”人民法官、官吏、教师、陪审员等等的权利，同样多半是不能实现的，其原因就是工人和农民在经济上受压迫。关于民主共和国，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的党纲“宣布”民主共和国为“人民专制”，虽然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很懂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最民主的共和国也只是导致资产阶级收买官吏，导致交易所和政府结成联盟。

只有根本不会思考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由此得出结论说：共和国毫无用处，离婚自由毫无用处，民主毫无用处，民族自决毫无用处！马克思主义者却懂得，民主并不消除阶级压迫，而只是使阶级斗争变得更单纯，更广泛，更公开，更尖锐；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一点。离婚自由愈充分，妇女就愈明白，使他们作“家庭奴隶”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无权。国家制度愈民主，工人就愈明白，罪恶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无权。民族平等愈充分（没有分离的自由，这种平等就不是充分的），被压迫民族的工

人就愈明白，问题在于资本主义，而不在于无权。如此等等。

我们再说一遍：老是讲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真叫人不好意思，但是既然彼·基辅斯基不知道，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彼·基辅斯基关于离婚问题的议论，同组委会的一位国外书记谢姆柯夫斯基的论调（记得是在巴黎《呼声报》[239]上）如出一辙。后者议论道：不错，离婚自由并不等于号召所有的妻子都离开丈夫，但是，如果你向一位太太证明说，夫人，别人的丈夫个个都比您的丈夫强，那就会造成同样的结果！！

谢姆柯夫斯基发表这种议论时忘记了，性情古怪并不违背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义务。谢姆柯夫斯基如果要使任何一位太太相信，别人的丈夫个个都比她的丈夫强，那谁也不会认为这就违背了民主主义者的义务；充其量人们只会说：在一个大党里难免有一些大怪人！但是假定有一个否认离婚自由的人，例如向法庭、警察局或教会控告要跟他离婚的妻子，而谢姆柯夫斯基却想替这个人作辩护，并把他叫作民主主义者，那我们相信，谢姆柯夫斯基在国外书记处的多数同事虽然是一些蹩脚的社会主义者，但甚至连这些人也不会支持他！

谢姆柯夫斯基和彼·基辅斯基都“谈论了”离婚，都暴露了对问题的无知，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因为离婚权也像所有一切民主权利一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有条件的，有限制的，极其表面的，但是尽管如此，任何一个正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把否认这一权利的人叫作社会主义者，甚至不能把他们叫作民主主义者。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一切“民主制”就在于宣布和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实现得很少和附带条件很多的“权利”；不宣布这些权利，不立即为实现这些权利而斗争，不用这种斗争精神教育群众，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

彼·基辅斯基不懂得这一点，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回避了一个和他所研究的专题有关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怎样消灭民族压迫呢？彼·基辅斯基讲了一些诸如世界将“洒遍鲜血”之类的空话（这与问题毫不相干），以此敷衍了事。实际上只有一点：社会主义革命什么都会解决！或者像赞成彼·基辅斯基的观点的人常说的那样：自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又是多余的。

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政治实践上是沙文主义的。这样看问题就是不了解民主的意义。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

（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因此，说自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多余的，正像说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多余的一样，是十分荒谬、十分糊涂的。

自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不比一般民主更加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如果说它是多余的，则一般民主也同样是多余的。

经济变革为消灭各种政治压迫创造必要的前提。正因为如此，当提出的问题是怎样消灭民族压迫时，拿经济变革来支吾搪塞，这是不合逻辑的，不正确的。不实现经济变革，就不能消灭民族压迫。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仅仅限于这一点，那就意味着陷入了可笑而又可怜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必须实行民族平等，宣布、规定和实现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大概除彼·基辅斯基一个人之外，所有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但是，正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们常常回避的问题：否认有成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利，不就是否认平等吗？

当然是的。因此，彻底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派宣布、规定并且要实现这一权利，不这样就没有走向各民族完全自愿的接近和融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