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工人党团和战争

1913 年在社会民主党的国家杜马代表中间发生了分裂。一方是齐赫泽领

导的 7 名拥护机会主义的代表。他们是由 7 个非无产阶级省份选出的，这 7

个省计有 214000 工人。另一方有 6 名代表，他们全部是由俄国工业最发达

的中心地区的工人选民团选出的，这些地区计有 1008000 工人。

引起分歧的主要问题是：实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还是实行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实际上分歧主要表现在议会以外的群众工作方面。在俄国，如果进行这项工作的人想要坚持革命立场的话，那他就必须秘密地进行。齐赫泽党团[284]仍然是反对秘密工作的取消派的最忠实的同盟者，它在同工人的一切谈话中和在一切会议上，都袒护取消派，由此就发生了分裂。6 名代表组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一年来的工作无可争辩地表明，俄国的绝大多数工人是拥护这个党团的。

战争爆发时，分歧表现得非常明显。齐赫泽党团局限于议会活动。它没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因为它要是投赞成票就会引起工人对它的极大的愤慨。（我们已经看到，在俄国甚至小资产阶级劳动派也没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但是它也没有对社会沙文主义提出过异议。

贯彻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采取了与此不同的做法。它深入到工人阶级中间去进行反战工作，它向俄国广大的无产者群众进行了反帝国主义宣传。

这个党团赢得了工人的热烈拥护，这使政府大为惊慌，它不得不公然违犯自己颁布的法律，逮捕了我们的代表同志并判处他们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沙皇政府在逮捕我们的同志的第一个正式文告中写道：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的某些成员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立场，他们的活动的目的，是要通过用秘密传单和口头宣传进行的反战鼓动来动摇俄国的军事力量。”

对王德威尔得提出的“暂时”停止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这一人所共知的号召，只有我们党通过中央委员会作了否定的答复。现在从沙皇驻比利时公使库达舍夫公爵的证词中已经得知，这个号召不是王德威尔得一个人起草的，而是同这位沙皇公使一起拟定的。取消派的领导核心赞同王德威尔得，在报纸上正式宣称它“在自己的活动中不抵制战争”。

沙皇政府首先指控我们的代表同志说，他们在工人中宣传了这个对王德威尔得的否定的答复。

沙皇检察官涅纳罗科莫夫先生在审判中举出德国和法国社会党人作为我们的同志的榜样。他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成了政府的朋友。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做了，然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愁容骑士们却没有这样做⋯⋯比利时和法国的社会党人一起都忘记了自己同其他

阶级的纷争，忘记了党派纠纷，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旗帜下面。”他说，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们却遵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并没有这样做⋯⋯

这次审判向人们展示了我们党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广泛地进行秘密反战宣传的动人图景。当然，沙皇法庭“查出来的”远远不是我们的同志们在这方面的全部活动。但是仅仅所查出的活动已经说明，我们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做了多么大量的工作。

在审判中，宣读了我们的一些小组和委员会所散发的反对战争和拥护国际主义策略的秘密号召书。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和全俄国的觉悟工人都有联系，并且尽力去帮助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价这场战争。

哈尔科夫省工人的杜马代表穆拉诺夫同志在法庭上说： “我知道，我被人民派到国家杜马里来不是为了坐杜马的安乐椅，我到

过许多地方，去了解工人阶级的情绪。”他在法庭上承认，他担负了我党秘密鼓动员的任务，并在乌拉尔的上伊谢季工厂和其他地方组织过工人委员会。这次审判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在战争爆发后，为了进行宣传而几乎走遍了全俄国，说明穆拉诺夫、彼得罗夫斯基、巴达耶夫等人组织了许多次工人大会，在会上通过了反对战争的决议，等等。

沙皇政府用死刑恫吓被告。因此，他们在法庭上并不是都表现得像穆拉诺夫同志那样勇敢。他们竭力使沙皇检察官难于给他们定罪。这一点现在正被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卑鄙地用来掩盖问题的实质：工人阶级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议会活动？

休特古姆和海涅、桑巴和瓦扬、比索拉蒂和墨索里尼、齐赫泽和普列汉诺夫都承认议会活动。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同志们也承认议会活动，同沙文主义者决裂的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的同志也承认议会活动。议会活动有各种各样。一些人利用议会舞台是要讨好自己的政府，或者至多不过像齐赫泽党团那样自居清白。另一些人利用议会活动，则是为了做彻底的革命者，为了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履行自己作为社会党人和国际主义者的职责。一些人的议会活动使他们坐上部长的安乐椅，另一些人的议会活动则使他们坐监牢，被流放，服苦役。一些人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另一些人则在为无产阶级服务。一些人是社会帝国主义者，另一些人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