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的方法

哦，一切国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战争一爆发，他们就为国际操尽了心。一方面他们要人相信：说国际破产，这是“夸大其词”，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请听考茨基是怎样说的。他说：国际不过是“和平时期的工具”，这个工具在战时自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285]另一方面，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找到了一个摆脱现状的非常简单的方法，——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国际的方法。这个方法确实不复杂：只需要等待战争结束，而在战争结束以前，各国的社会党人应当保卫自己的“祖国”和支持“自己的”政府。到战争结束以后，则应当互相“赦免”，承认大家做得都正确，承认在和平时期我们应当像兄弟一样和睦相处， 而在战时我们就应当恪守某项某项决议，号召德国工人消灭自己的法国兄弟，号召法国工人消灭自己的德国兄弟。

在这一点上，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维克多·阿德勒以及海涅是完全一致的。维克多·阿德勒写道，“在我们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之后，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要彼此斤斤计较”。[286]考茨基断言，“直到现在为止， 任何一方严肃的社会党人都没有认为人们必须为”国际的命运“担忧”。普列汉诺夫说，“握沾有无辜被杀害者的鲜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手是不愉快的”。但是他又立即提出“赦免”，他写道，“使感情服从理智在这里将是完全适当的。为了自己的伟大事业，国际应当接受即使是事后表示的懊悔”。海涅在《社会主义月刊》[205]中称王德威尔得的行为是“勇敢的和不屈不挠的”，说他是德国左派的榜样。[287]

总之，当战争结束时，只要任命一个由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和阿德勒组成的委员会，转眼间就会拟定出一个合乎互相赦免精神的“一致同意的”决议。争端就将圆满地被掩盖起来。他们将不是帮助工人去了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是要用有名无实的纸上的“统一”去欺骗工人。于是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伪君子的联合，就将被说成是国际的重建。

无庸讳言：如此“重建”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同样愿意这样做。他们都同样不希望他们国家的工人群众能够弄清这样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他们都同样愿意互相掩饰罪过。除“国际”伪善专家考茨基所提出的办法之外，他们谁也提不出任何别的办法。

然而，对于这种危险性，人们几乎没有认识。战争爆发一年以来，我们看到许多重建国际联系的尝试。我们不打算谈伦敦和维也纳的代表会议[288]，当时那些态度明确的沙文主义者聚在一起，是为了帮助自己“祖国”

的总参谋部和资产阶级。我们要谈的是卢加诺[289]和哥本哈根的代表会议[290]、国际妇女代表会议[291]和国际青年代表会议[292]。这些会议都具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它们完全没有看到上述的危险性。它们没有制定出一条国际主义者的战斗路线。它们没有向无产阶级指出社会沙文主义者“重建” 国际的方法对于无产阶级的危险性。它们至多不过重复一下旧的决议，而没有向工人指出，如果不进行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社会主义事业是没有希望的。它们至多是在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