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自决

帝国主义时代和 1914—1916 年的战争，特别提出了在各先进国家反对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任务。社会沙文主义者，也就是说，那些把“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应用于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并以此粉饰这场战争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在民族自决问题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相当露骨的资产阶级奴仆，他们借口帝国主义和政治集中是进步的而赞成兼并，否认自决权，说它是空想的、虚幻的、小资产阶级的，等等。属于这一类的，有德国的库诺、帕尔乌斯和极端机会主义者，英国的一部分费边派[254]和工联[312]领袖，俄国的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等。

另一类是考茨基分子，其中也包括王德威尔得、列诺得尔及英法等国的许多和平主义者，他们主张同前一类人讲统一，而且在实践上和他们完全一致，他们维护自决权纯粹是口头上的和伪善的，因为他们认为要求政治分离自由是“非分的”（“zu viel verlangt”，这是考茨基在 1915 年 5 月21 日《新时代》杂志[29]上用的字眼），他们不坚持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采取革命的策略，反而抹杀他们的革命义务，为他们的机会主义辩护，帮助他们欺骗人民，对于把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强制地留在本国版图内的国家疆界问题，他们恰恰避而不谈，等等。

这两类人同样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糟蹋马克思主义，根本理解不了马克思用爱尔兰的例子说明的策略的理论意义和现实迫切性。

至于讲到兼并，这个问题由于战争而变得特别迫切了。但是，什么是兼并呢？不难理解，反对兼并，要么就是归结为承认民族自决，要么就是停留在主张维护现状和敌视一切暴力、甚至革命的暴力的和平主义言词上。这种言词根本是虚伪的，是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