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社会党机会主义分子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

我们已经看到，罗莎·卢森堡当作一张主要“王牌”用来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的就是如下这个论据：承认自决权等于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另一方面，罗莎·卢森堡说，如果把这种权利理解为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那么在纲领上就不需要专门列这一条，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根本反对任何民族暴力和不平等的。

第一个论据，正如考茨基差不多在 20 年前就不容争辩地指出过的那样，是把自己的民族主义嫁祸于人，因为罗莎·卢森堡害怕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在行动上却替大俄罗斯黑帮民族主义张目！第二个论据实质上是胆怯地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承认民族平等是不是包括承认分离权？如果

包括，那就是说，罗莎·卢森堡承认我们党纲第 9 条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如果不包括，那就是说她不承认民族平等。在这里，回避问题和支吾搪塞是无济于事的！

然而对于上述的以及一切与此类似的论据的最好检验方法，就是研究社会各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必须进行这种检验。必须从客观情况出发，必须考察各阶级彼此对于这一条文的态度。罗莎·卢森堡没有这样做，因而正好犯了她枉费心机地企图加在论敌头上的形而上学、抽象、老生常谈、笼统等等的错误。

这里所说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即俄国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应不应该考察一下俄国各统治阶级的立场呢？

“官僚”（恕我们用了这个不确切的字眼）和贵族联合会之类的封建地主的立场，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对民族平等和自决权，都采取了绝对否定的态度。他们的口号是从农奴制度时代拿来的旧口号——专制、正教、民族，他们所谓的民族只是指大俄罗斯民族。甚至乌克兰人也被宣布为“异族人”，连他们的母语也受到压制。

我们来看看“被召来”参加政权的俄国资产阶级吧，固然它在政权中所占的地位很有限，但总算是参加了政权，参加了“六三”立法和行政体制。十月党人[118]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跟着右派走，这是用不着多说的。可惜，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大俄罗斯自由派资产阶级，即进步党人[188]和立宪民主党人[8]的立场注意得太少了。然而，谁不研究这个立场，不仔细考察这个立场，那他在讨论民族自决权时就必然会犯抽象和武断的错误。

去年《真理报》[155]同《言语报》[91]进行了论战，这个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虽然非常巧于玩弄外交辞令以逃避直接回答“不愉快的”问题，但终究被迫作了一些宝贵的自供。这场风波是 1913 年夏天在利沃夫召集的全乌克兰学生代表大会[189]引起的。首屈一指的“乌克兰问题专家” 或者说《言语报》乌克兰问题撰稿人莫吉梁斯基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用许多最厉害的骂人字眼（“梦呓”、“冒险主义”等等）攻击乌克兰分立（分离）的主张，攻击民族社会党人顿佐夫所鼓吹而为上述代表大会所赞同的这个主张。

《工人真理报》[190]丝毫也不赞同顿佐夫先生的意见，直截了当地指出他是个民族社会党人，说许多乌克兰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同意他的看法，但还是声明说，《言语报》的论调，或者更确切些说，《言语报》对于问题的原则提法，对一个大俄罗斯的民主派或愿意当民主派的人来说，是极不得体的，是不能容许的。①《言语报》可以直接反驳顿佐夫之流的先生们，但是一个自命为民主派的大俄罗斯人的机关报竟忘记分离自由和分离权，那是根本不能容许的。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3 卷第 354—355 页。——编者注

过了几个月，莫吉梁斯基先生在利沃夫出版的乌克兰文报纸《道路报》[191]上读到了顿佐夫先生的反驳意见，其中顺便提到“《言语报》的沙文主义攻讦只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受到了应有的指摘〈是痛斥吧？〉”，于是莫吉梁斯基先生便在《言语报》第 331 号上发表了一篇“解释”文章。莫吉梁斯基先生的“解释”就是一连三次重复说：“批评顿佐夫先生所提出的办法”，“与否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

莫吉梁斯基先生写道：“应当指出，‘民族自决权’也不是什么不容批评的偶像〈听啊！！〉：民族生活的不良条件能引起民族自决问题上的不良倾向，而揭穿这种不良倾向并不就是否认民族自决权。”

可见，自由派关于“偶像”的论调，是完全同罗莎·卢森堡的论调合拍的。显然，莫吉梁斯基先生是想回避直接回答一个问题：他究竟承认不承认政治自决权，即分离权？

于是，《无产阶级真理报》[192]（1913 年 12 月 11 日第 4 号）便向莫吉梁斯基先生和立宪民主党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①

当时《言语报》（第 340 号）就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即编辑部的正式声明，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内容可归纳为下列三点：

立宪民主党纲领第 11 条，直接地和明确地谈到了民族“自由文化自决权”。
《言语报》断言，《无产阶级真理报》把自决同分立主义，即同某个民族的分离“彻底混淆了”。
“立宪民主党人确实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 权。”（见 1913 年 12 月 20 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 12 号上所载《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权》一文②）

我们先来看看《言语报》声明中的第二点。它向谢姆柯夫斯基之流、李普曼之流、尤尔凯维奇之流及其他机会主义者先生们明确地指出，他们大喊大叫，说什么“自决”的含义“不清楚”或“不明确”，实际上，即根据俄国各阶级相互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客观情况来看，只是简单地重复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言论而已！

当时《无产阶级真理报》向《言语报》的那些高明的“立宪民主党人” 先生们提出了三个问题：（1）他们是不是否认在全部国际民主运动史上，特别是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民族自决始终都正是被理解为政治自决，即成

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呢？（2）他们是不是否认 1896 年的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也是指这种意思呢？（3）他们是不是否认普列汉诺夫早在 1902 年谈到自决问题时，就把自决理解为政治自决呢？——当《无产阶级真理报》提出这三个问题时，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便哑口无言了！！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4 卷第 217—219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259—261 页。——编者注

他们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因为他们无言可答。他们不得不默默承认《无产阶级真理报》绝对正确。

自由派大喊大叫，说什么“自决”这个概念不清楚，说社会民主党把自决同分离主义“彻底混淆了”等等，这不过是力图搅乱问题，不愿承认民主派共同确认的原则而已。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和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如果不是这样愚昧无知，就会羞于用自由派口吻来向工人说话了。

让我们继续说下去吧。《无产阶级真理报》迫使《言语报》不得不承认，立宪民主党纲领上所谈的“文化”自决，恰恰就是否认政治自决的意思。

“立宪民主党人确实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

——《无产阶级真理报》把《言语报》上的这些话当作我国立宪民主党人“恭顺”的范例，介绍给《新时报》[193]和《庶民报》[194]看，是不无原因的。

《新时报》在第 13563 号上，当然没有放过机会来骂骂“犹太鬼子”，还向立宪民主党人说了各种挖苦的话，但是同时也声明：

“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是政治常识公理的东西<即承认民族自决权，分离权>，现在甚至在立宪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引起非议。”立宪民主党人声明他们“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于是就在原则上站到同《新时报》完全一样的立场上去了。这也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民族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导致他们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接近，在政治思想上和政治实践上依附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基本原则之一。《无产阶级真理报》写道：“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学过历史，所以很清楚，在实际中运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抓走和不准’[195]这种古已有之的权利往往会导致什么样的——说得婉转些——‘类似大暴行的’行动。”立宪民主党人很清楚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无限权力的封建根源和性质，但他们还是完全拥护这个阶级所建立的关系和国界。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很清楚，这个阶级所建立或所确定的关系和国界有很多是非欧洲式的，反欧洲式的（要不是听起来像是无端蔑视日本人和中国人，那我们就会说是亚洲式的）东西，但他们还是认为这些关系和国界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极限。

这也就是迎合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向他们卑躬屈节，唯恐动摇他们的地位，保卫他们不受人民运动的攻击，不受民主运动的攻击。《无产阶级真理报》写道：“实际上这是迎合了农奴主的利益，迎合了统治民族最坏的民族主义偏见，而不是同这种偏见进行不断的斗争。”

立宪民主党人熟悉历史，并且奢望成为民主派，所以不敢明说（连试一试也不敢），现在已经成为东欧和亚洲特征的民主运动，力求按文明资本主义国家模样改造东欧和亚洲的民主运动，必定保持封建时代，即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具有无限权力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毫无权利的时代所确定的国界。

《无产阶级真理报》同《言语报》的论战中所提出的问题，决不只是什么文字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当前迫切的实际政治问题，1914 年 3 月 23—25

日举行的最近那次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也证明了这一点。《言语报》（1914 年 3 月 26 日第 83 号）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正式报道中说：

“民族问题也讨论得特别热烈。得到尼·维·涅克拉索夫和亚·米·科柳巴金支持的基辅代表指出，民族问题是正在成熟的巨大因素，必须比以前更坚决地欢迎这个因素。可是<这个“可是”恰恰同谢德林所说的那个“但是”，即“耳朵不会高过额头，不会的”一语[196]相合>费·费·科科什金指出，无论是纲领或过去的政治经验，都要求我们十分谨慎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原则’。”

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的这段极其精彩的言论，值得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民主主义者密切注意。（顺便指出，《基辅思想报》[197]显然非常知情并且无疑是正确转述了科科什金先生的意思，这家报纸补充说，科科什金特别指出过国家“瓦解”的危险，当然，这是对论敌的一种警告。）

《言语报》的正式报道是用极圆滑的外交笔调写成的，为的是尽可能少撩起幕布，尽可能多地掩盖内情。但是从这篇报道中大体上还是可以看出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所发生的事情。熟悉乌克兰情况的自由派资产者代表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所提出的，正是民族政治自决的问题。否则，科科什金先生就用不着号召“谨慎对待”这一“公式”了。

在立宪民主党人纲领（参加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当然知道这个纲领）上所写的，恰巧不是政治自决，而是“文化”自决。可见，科科什金先生是捍卫这个纲领而反对乌克兰代表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是捍卫“文化”自决而反对“政治”自决的。非常明显，科科什金先生表示反对“政治” 自决，指出“国家瓦解”的危险，把“政治自决”原则称为“有伸缩性的”

（与罗莎·卢森堡的论调完全合拍！），也就是捍卫大俄罗斯的民族自由主义，而反对立宪民主党内比较“左倾”或比较民主的分子，反对乌克兰资产阶级。

科科什金先生在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获得胜利了，这从《言语报》的报道里露了马脚的“可是”二字就可以看出来。大俄罗斯的民族自由主义在立宪民主党人中获得胜利了。难道这种胜利还不能促使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那些开始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也害怕“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原则”的糊涂虫醒悟过来吗？

“可是”，我们现在要从问题的实质看看科科什金先生的思路。科科什金先生援引“过去的政治经验”（显然是指 1905 年的经验，当时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害怕失去自己的民族特权，又以自己的这种恐惧吓坏了立宪民主党），指出“国家瓦解”的危险，这就表明他十分清楚政治自决就是指分离权和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意思。试问，从民主派的观点，特别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科科什金先生的这种忧虑呢？

科科什金先生硬要我们相信，承认分离权就会增加“国家瓦解”的危险。

这是遵循“抓走和不准”这一格言的警察梅姆列佐夫的观点。而从一般民主派观点来看，恰巧相反，承认分离权就会减少“国家瓦解”的危险。

科科什金先生的论调和民族主义者一模一样。民族主义者在他们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猛烈攻击了乌克兰的“马泽帕分子”。萨文科先生一伙惊呼，乌克兰运动有减弱乌克兰同俄国联系的危险，因为奥地利正利用亲乌克兰政策来加强乌克兰人同奥地利的联系！！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俄国不能用萨文科先生们怪罪于奥地利的那种方法，即让马克兰人有使用母语、实行自治和成立自治议会等等自由的方法，去试一试“加强”乌克兰人同俄国的联系呢？

萨文科先生们的论调和科科什金先生们的论调完全相同，而且从单纯逻辑方面来看，也同样可笑，同样荒谬。乌克兰民族在某一国家内享有的自由愈多，乌克兰民族同这一国家的联系也就会愈加牢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看来，只有断然抛弃民主主义的一切前提，才能否认这种起码的真理。试问，对一个民族来说，还能有比分离的自由，比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自由更大的民族自由吗？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个被自由派（以及那些因为头脑简单而附和他们的人）弄糊涂了的问题，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拿离婚问题来说吧。罗莎·卢森堡在她的论文中写道，中央集权的民主国家虽然完全可以容许个别部分实行自治，但是它应当把一切最重要的立法工作，其中包括有关离婚的立法工作，留归中央议会处理。这样关心用民主国家的中央政权来保障离婚自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反动派反对离婚自由，号召大家要“谨慎对待”，而且大喊大叫，说离婚自由就意味着“家庭瓦解”。而民主派认为，反动派是虚伪的，实际上他们在维护警察和官僚的无限权力，维护男性的特权以及对女性最沉重的压迫；实际上离婚自由并不意味着家庭关系“瓦解”，反而会使这种关系在文明社会中唯一可能的和稳固的民主基础上巩固起来。

指责拥护自决自由即分离自由的人是在鼓励分离主义，正像指责拥护离婚自由的人是在鼓励破坏家庭关系一样愚蠢，一样虚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拥护资产阶级婚姻所赖以维持的特权和买卖性的人，才会反对离婚自由，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否认民族自决即民族分离自由，只能意味着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和警察的治国方式，而损害民主的治国方式。

毫无疑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所造成的政客习气，有时也使议员或政论家极端轻率地，甚至简直荒谬地空谈某个民族的分离问题。可是，只有反动派才会被这种空谈所吓倒（或者假装被吓倒）。凡是拥护民主观点，即主张由居民群众解决国家问题的人，都很清楚，政客的空谈和群众的解决问题“有很长的距离”。居民群众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十分清楚地理上和经济上联系的意义，大市场和大国家的优点，因此，只有当民族压迫和民族摩擦使共同生活完全不堪忍受，并且阻碍一切经济关系时，他们才会赞成分离。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和阶级斗争自由的利益恰恰是要

求分离的。

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科科什金先生的论调都是极其荒谬的，都是对民主原则的嘲笑。但是这些论调也有某种逻辑，那就是大俄罗斯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逻辑。科科什金先生同立宪民主党的大多数人一样，也是这个资产阶级钱袋的奴仆。他维护资产阶级的一切特权，特别是它的国家特权；他同普利什凯维奇并肩携手，一起维护这些特权，不过普利什凯维奇更相信农奴制的棍棒，而科科什金之流知道这根棍棒已被 1905 年折裂而大受损伤，所以更多地指望使用资产阶级愚弄群众的手段，例如用“国家瓦解”这个魔影来恫吓小市民和农民，用“人民自由”同历史基础相结合的词句来欺骗他们，等等。

自由派敌视民族政治自决原则的实际阶级意义只有一个，这就是民族自由主义，就是维护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国家特权。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机会主义者，即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崩得分子李普曼、乌克兰小资产者尤尔凯维奇等，正是在目前，在六三体制时代极力反对民族自决权，他们实际上完全是跟着民族自由主义跑，而用民族自由主义思想来腐蚀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及其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工人最充分最紧密地团结一致，要求反击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所以社会民主党如果否认自决权，即否认被压迫民族的分离权，或支持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一切民族要求，都会背离无产阶级政策的任务，而使工人服从于资产阶级政策。在雇佣工人看来，不管谁是主要的剥削者，是大俄罗斯资产阶级还是异族资产阶级，是波兰资产阶级还是犹太资产阶级，诸如此类，都是一样。在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雇佣工人看来，大俄罗斯资本家的国家特权也好，波兰资本家或乌克兰资本家说他们一旦拥有国家特权就会在人间建立天堂的诺言也好，都是无足轻重的。无论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或是在一个个的民族国家中，资本主义总是在向前发展，并且会继续向前发展。

在任何情况下，雇佣工人仍是剥削的对象，因此，反对剥削的斗争要有成效，无产阶级就必须不依赖民族主义，必须在各民族资产阶级争霸的斗争中保持所谓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无产阶级只要稍微拥护“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都必然会引起另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对它的不信任，都会削弱各民族工人之间的阶级团结，都会把工人拆散而使资产阶级称快。否认自决权或分离权，在实践上就必然是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