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上的“实际主义”

机会主义者特别喜欢接过罗莎·卢森堡这样一个论据：我们纲领的第 9 条没有包含一点“实际的东西”。罗莎·卢森堡自己也非常欣赏这个论据，我们在她的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有时在一页之内一连把这个“口号”重复了 8 次。

她写道，第 9 条“对于无产阶级的日常政策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指示，对于民族问题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解决办法”。

她的这个论据还有这样的表述：第 9 条不是言之无物，就是要求必须支持一切民族要求。我们现在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论据。

在民族问题上要求“实际”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是指支持一切民族要求；或者是指对每个民族分离的问题作出“是或否”的回答；或者是指民族要求能无条件地立即“实现”。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要求“实际”的这三种可能的含义。

在一切民族运动开始时很自然地充当运动首领（领导者）的资产阶级，把支持一切民族要求称为实际的事情。但是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

（在其他问题上也一样），只是在一定的方向上支持资产阶级，而永远不同资产阶级的政策完全一致。工人阶级只是为了民族和睦（这是资产阶级不能完全做到的，只有在完全民主化的时候才能实现），为了平等，为了创造最好的阶级斗争环境，才支持资产阶级。因此，无产者恰恰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实际主义才提出了民族问题上的原则性政策，始终只是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任何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都希望本民族享有种种特权，或者为本民族谋取特殊利益；这就叫作“实际”。无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反对任何特殊。要无产阶级讲“实际主义”，就等于迁就资产阶级，陷入机会主义。

对每个民族分离的问题都要作出“是或否”的回答吗？这似乎是一个很“实际的”要求。其实它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上是让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政策。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无条件地提出来的。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是以该民族分离还是以该民族取得同其他民族平等的地位而告终，这在理论上是不能预先担保的；无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要保证本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阻碍这种发展，把无产阶级发展的任务推到“本”民族的任务后面去。因此，无产阶级就只提出所谓消极的要求，即要求承认自决权，而不向任何一个民族担保，不向任何一个民族答应提供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任何东西。

就算这是不“实际”吧，但这在事实上能最可靠地保证用尽可能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无产阶级只需要有这种保证，而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则需要保证自己的利益，不管其他民族的处境如何（不管它们可能受到什么损害）。资产阶级最关心的是某项要求是否“能实现”，——因此就产生了同其

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勾结而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永远不变的政策。而对无产阶级重要的是巩固本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用彻底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

让机会主义者去说这不“实际”吧，但这是唯一实际的保证，是违背封建主和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意愿争取最大限度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和睦的保证。

在每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看来，无产者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全部任务都是“不实际的”，因为无产者仇视任何民族主义，而要求“抽象的”平等，要求根本取消任何特权。罗莎·卢森堡不懂得这一点，糊里糊涂地赞美实际主义，这恰巧是为机会主义者，特别是为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作机会主义让步大开方便之门。

为什么说是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让步呢？因为大俄罗斯民族在俄国是压迫民族，而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在被压迫民族中和压迫民族中的表现自然是各不相同的。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借口自己的要求合乎“实际”而号召无产阶级无条件地支持它的要求。最实际的莫过于直接说个“是”字，赞成某一个民族的分离，而不是赞成一切民族的分离权！

无产阶级反对这种实际主义。它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同时又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实际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只是盲从资产阶级要求的口号。

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赞成民族分离权，就是赞成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说这种话的有罗莎·卢森堡，附和她的有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顺便说一下，他是在取消派报纸上就这个问题鼓吹取消派思想的唯

一代表！

我们的回答是：不，在这里，正是资产阶级看重“实际的”解决，而工人看重在原则上划清两种倾向。在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反对压迫民族这一点上，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加以支持，而且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是最大胆最彻底的。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极力主张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谋求特权。

如果我们不提出和不宣传分离权的口号，那就不仅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封建主和专制制度。考茨基早就提出这个论据来反对罗莎·卢森堡，而这个论据是无可争辩的。罗莎·卢森堡因害怕“帮助”波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而否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中提出的分离权，实际上就是帮助了大俄罗斯黑帮。她实际上是助长机会主义容忍大俄罗斯人的特权（甚至是比特权更坏的东西）的态度。

罗莎·卢森堡醉心于反对波兰民族主义，却忘记了大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而这个民族主义在目前恰恰是最可怕的，恰恰是资产阶级色彩较少而封建色彩较浓，恰恰是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障碍。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同时要严格地区分出谋求本民族特殊地位的趋向，反对波兰资产者压迫犹太人的趋向，等等。

这在资产者和小市民看来是“不实际的”。但这是民族问题上唯一实际的、原则性的、真正有助于民主、自由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政策。

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分离权；从消除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和任何特殊地位着眼，来评价每一个关于分离的具体问题。

让我们看看压迫民族的地位。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能不能获得解放呢？不能。大俄罗斯居民①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反对这种压迫。镇压被压迫民族运动的漫长历史，数百年的历史，“上层”阶级对这种镇压的不断宣传，造成了大俄罗斯民族的种种偏见，成了大俄罗斯民族本身解放事业的莫大障碍。

大俄罗斯黑帮有意支持和煽动这种偏见。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容忍或迎合这种偏见。大俄罗斯无产阶级不同这种偏见进行不断的斗争，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就不能替自己扫清走向解放的道路。

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在俄国暂时还只是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我们，大俄罗斯无产者，不维护任何特权，当然也就不维护这种特权。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进行斗争，要把这个国家的各民族工人联合起来，我们不

① 巴黎有一位名叫列·弗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用词。这位列·弗拉·是可笑的“superklug”

（译成有讽刺意味的词，就是“自作聪明的”）。这个“自作聪明的”列·弗拉·大概打算写一部怎样从我们的最低纲领中（根据阶级斗争观点！）剔除“居民”、“民族”等等字眼的研究著作。

能保证民族的发展一定要经过某条道路，我们要经过一切可能的道路走向我们的阶级目标。

可是，不同一切民族主义进行斗争，不捍卫各民族的平等，就不可能走向这一目标。例如，乌克兰能不能组成独立国家，这要以千百种预先不得而知的因素为转移。我们不想凭空“猜测”，但坚决拥护这一毫无疑问的原则：乌克兰有成立这种国家的权利。我们尊重这种权利，我们不赞成大俄罗斯人有统治乌克兰人的特权，我们教育群众承认这种权利，否认任何一个民族享有国家特权。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切国家都经历过的那种飞跃中，为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而发生冲突和斗争是可能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我们无产者预先就宣布我们反对大俄罗斯人的特权，并且依照这个方针来进行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

罗莎·卢森堡因追求“实际主义”而忽略了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和其他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主要实际任务，即进行日常宣传鼓动，反对任何国家特权和民族特权，主张一切民族有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同等权利；这种任务是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在目前）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捍卫住民主运动的利益和一切民族的一切无产者平等联合的利益。

让大俄罗斯人中的压迫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二者都要求明确地回答是或否，都责难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不明确”）去说这种宣传“不实际”吧。其实，正是这种宣传，只有这种宣传，才能保证对群众进行真正民主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教育。也只有这种宣传，才能保证俄国在它仍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时，有最大的民族和睦的可能，一旦出现分离为各民族国家的问题，又能保证最和平地（并且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无损害地）实行这种分离。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民族问题上这个唯一的无产阶级政策，我们现在研究一下大俄罗斯自由派对“民族自决”的态度和挪威同瑞典分离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