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

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马克思认为一切民主要求，毫无例外，都不是绝对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反封建制斗争的历史表现。在这些要求中，每一项要求在某种情况下都能成为或者会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工具。在这方面，把政治民主要求之一，即民族自决单独挑出来，同其余的要求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对的。在实践上，无产阶级只有使自己争取一切民主要求（包括共和制的要求）的斗争服从于自己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保持住自己的独立。

另一方面，同那些借口“为了社会革命”而“否定”民族问题的蒲鲁东主义者相反，马克思主要着眼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而始终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①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放在第一位。正是从德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利益出发，马克思在 1848 年要求德国民主派一旦获得胜利以后宣布和实现受德国人压迫的各国人民的自由。[308]正是从英国工人革命斗争着想，马克思在 1869 年要求爱尔兰从英国分离，他并且补充说：“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②。马克思正是通过提出这样的要求，真正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了英国工人。正是这样， 他做到了用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革命方法来抵制机会主义者，抵制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还没有实现爱尔兰“改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正是这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586 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381 页，第 32 卷第 398—399、625—626 页。——编者注

样，马克思做到了与叫嚷小民族的分离自由是空想的、不能实现的，叫嚷不但经济集中而且政治集中都是进步的那些资本辩护士针锋相对，不是从帝国主义的角度来坚持这种集中是进步的，坚持各民族不是在暴力的基础上，而是在所有国家的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基础上的接近。正是这样，马克思做到了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也用群众的革命行动抵制那种口头承认而且往往是假装承认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态度。1914—1916 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它所暴露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的伪善的奥吉亚斯牛圈[309]，鲜明地证实了马克思这个政策的正确性，这个政策应当成为所有先进国家的榜样， 因为现在每个先进国家都在压迫其他民族。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