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吓人字眼——“同化”

同化①问题，即失去民族特点，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清楚地表明了崩得分子及其同道者的民族主义动摇思想所产生的后果。

李普曼先生正确地转述和重复了崩得分子惯用的论据，更确切些说，转述和重复了崩得分子的手法，他把本国的各民族工人必须在统一的工人组织之中统一和打成一片的这个要求（见上面提到的《北方真理报》刊载的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叫作“同化的陈词滥调”。

关于《北方真理报》那篇文章的结尾，弗·李普曼先生说：“因此，要是有人问你属于哪个民族，工人就应该回答说：我是社会民主党人。”

我们的崩得分子认为这种说法俏皮极了。其实，这种立意反对彻底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口号的俏皮话和关于“同化”的叫嚣，正是他们的彻底自我揭露。

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

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二种趋势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考虑到这两种趋势，因而首先要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允许在这方面存在任何特权（同时维护民族自决权，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谈），其次要维护国际主义原则，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哪怕是最精致的）毒害无产阶级。

试问，我们的崩得分子向苍天高喊反对“同化”，他指的究竟是什么呢？这里他不会是指对民族采取暴力和某个民族应享有特权，因为“同化”二字在这里根本不适合；因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个人还是正式的统一整体，都非常明确而毫不含糊地斥责过哪怕是最轻微的民族暴力、压迫和不平等现象；还因为那篇遭到崩得分子攻击的《北方真理报》的文章，也十分坚决地阐明了这个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不。这里含糊其辞是不行的。李普曼先生在斥责“同化”时，他指的既不是暴力，也不是不平等，更不是特权。那么同化这一概念，除了一切暴力和一切不平等现象外，还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呢？

当然有。还有消除民族隔阂、消灭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等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趋势，这种趋势每过 10 年就显得更加强大，并且是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

谁不承认和不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一切民族压迫或不平等现

① 字面的意思是同类化，一律化。

象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大骂其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同化”，这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不过是民族主义的市侩而已，这也是毫无疑问的。所有的崩得分子以及（我们就要看到的）列·尤尔凯维奇和顿佐夫先生之流的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都属于这类不值得尊敬的人物之列。

为了具体说清楚这些民族主义市侩的观点的十足反动性，我们引证三种材料。

反对俄国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化”喊得最厉害的是俄国的犹太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其中的崩得分子。不过，从上面引证的材料可以看到，全世界 1050 万犹太人中，约一半人生活在文明世界里，处在“同化”最多的条件下；只有俄国和加里西亚的被蹂躏的、无权的、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俄国和波兰的）压迫的不幸的犹太人，才生活在“同化”最少、隔绝得最厉害，甚至还有“犹太区”[165]、“百分比限额”[166]以及其他普利什凯维奇式的种种好处的条件下。

卡·考茨基和奥·鲍威尔说，文明世界的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他们被同化得最厉害。加里西亚和俄国的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很遗憾，他们（不是由于他们的过错，而是由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过错）在这里还是帮会。这就是那些完全了解犹太人历史并且考虑到上述种种事实的人所作的无可争辩的论断。

这些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只有犹太的反动市侩才会高喊反对“同化”，他们想使历史的车轮倒转，想让历史不要从俄国和加里西亚的制度走向巴黎和纽约的制度，而是想让历史开倒车。

在世界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犹太优秀人物，其中出现过全世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先进领袖，他们从未高喊过反对同化。只有那些肃然起敬地注视犹太人“后背”[167]的人才高喊反对同化。

在现代先进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同化过程的规模一般究竟有多大，以北美合众国的移民材料为例就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概念。1891—1900 这 10

年，欧洲有 370 万人去那里，而 1901—1909 这 9 年，就有 720 万人。根据

1900 年的统计调查，合众国有 1000 多万外国人。而纽约州活像一个磨掉民族差别的磨坊，根据这份统计调查，这里有 78000 多奥地利人，136000 英国人，20000 法国人，480000 德国人，37000 匈牙利人，425000 爱尔兰人，182000意大利人，70000 波兰人，166000 俄国移民（大部分是犹太人），43000 瑞典人等等。在纽约州以巨大的国际规模发生的过程，现在也在每个大城市和工厂区发生了。

谁没有陷进民族主义偏见，谁就不会不把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过程看作是极其伟大的历史进步，看作是对各个偏僻角落的民族保守状态的破坏，对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就拿俄国和大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态度来说吧。自然，任何一个民主

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都会坚决反对骇人听闻的对乌克兰人的侮辱，都会要求保证他们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但是，如果削弱目前存在的乌克兰无产阶级同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在一国范围内的联系和联盟，那就是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甚至从乌克兰人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任务”来看，这也是愚蠢的政策。

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自称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幸的马克思！），他就是推行这种愚蠢政策的榜样。尤尔凯维奇先生写道：1906 年索柯洛夫斯基（巴索克）和卢卡舍维奇（图恰普斯基）断言，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俄罗斯化了，因此它不需要另立组织。尤尔凯维奇先生根本不打算举出任何一件涉及问题实质的事实，而是抓住这一点对他们二人进行攻击，完全以最低级、愚蠢和反动的民族主义精神，歇斯底里地狂叫什么这是“民族的消极性”，是“对民族的背弃”，扬言这些人“分裂了<！！>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尤尔凯维奇先生硬说，现在我们这里，尽管“工人的乌克兰民族意识增强了”，但是有“民族意识的”工人还是少数，多数人“仍然处于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下”。这位民族主义的市侩大声疾呼，我们的任务“不是跟着群众走，而是率领群众前进，向他们说明民族的任务（民族事业）”

（《钟声》杂志第 89 页）。

尤尔凯维奇先生的所有这些议论完全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议论。但是，甚至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他们中一些人想使乌克兰获得完全平等和自治，另一些人想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看来，这种议论也是不值一驳的。反对乌克兰人谋求解放的意愿的是大俄罗斯和波兰的地主阶级以及这两个民族的资产阶级。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有能力抵抗这些阶级呢？20 世纪的头 10 年已经作出实际的回答，只有率领民主主义农民的工人阶级才是这种社会力量。如果真正的民主力量获得胜利，民族暴力就不可能存在，而尤尔凯维奇先生则竭力分裂这种真正的民主力量，从而削弱它，因此他不仅背叛了民主派的利益，而且背叛了本民族即乌克兰的利益。只有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无产者统一行动，才可能有自由的乌克兰，没有这种统一行动，就根本谈不上这一点。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受资产阶级民族观点的限制。在南部即乌克兰，已有好几十年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较快的经济发展过程，乌克兰把数以几万、几十万计的大俄罗斯农民和工人吸引到资本主义农场、矿山和城市中去了。在这些地方，大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和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同化”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而这一事实肯定是进步的。资本主义把大俄罗斯或乌克兰愚蠢、保守、死守在穷乡僻壤的不开化的庄稼汉变为流动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的生活条件既打破了大俄罗斯特有的民族狭隘性，也打破了乌克兰特有的民族狭隘性。假定说，大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以后要划国界，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俄罗斯工人和乌克兰工人“同化”的历史进步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这和美国的民族界限的磨掉有其进步性一样。乌克兰和大俄罗斯愈自

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愈广泛愈迅速，那么资本主义将会更加有力地把国内各地区的各民族工人和各邻国（如果俄罗斯成了乌克兰的邻国的话）的劳动群众吸引到城市、矿山和工厂里去。

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的所作所为，活像是一个十足的资产者，而且是一个狭隘愚蠢、鼠目寸光的资产者即市侩，他为了乌克兰的民族事业的一时成就而将两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彼此交往、联合、同化的利益置之脑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跟着他们跑的尤尔凯维奇和顿佐夫先生之流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说，首先是民族的事业，然后才是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我们说，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事业，因为它不仅能保证劳动的长远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利益，而且能保证民主派的利益，而没有民主，无论是自治的乌克兰，还是独立的乌克兰，都是不可思议的。

最后，在尤尔凯维奇先生层出不穷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奇谈怪论中，还应当指出下面一点。他说，乌克兰工人中有民族意识的是少数，“多数人仍然处于俄国文化的影响下”（бiльШiсть пеРеσувае Ще пiд впливом росiйськоï культури）。

在谈到无产阶级时，这种把整个乌克兰文化同整个大俄罗斯文化对立起来的做法，就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最无耻的背叛，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效劳。

我们要告诉一切民族的社会党人：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种是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还有一种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乌克兰同德国、法国、英国和犹太人等等一样，也有这样两种文化。如果说多数乌克兰工人处于大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下，那么我们就确凿地知道了，除了大俄罗斯神父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外，还有大俄罗斯的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在产生影响。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前一种“文化”作斗争时，总是要把后一种文化区别开来，并且要告诉自己的工人们：“必须用全力抓住、利用、巩固一切机会，同大俄罗斯的觉悟工人相交往，阅读他们的书刊，了解他们的思想，乌克兰的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和大俄罗斯的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都要求这样做。”

一个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大俄罗斯压迫者的仇恨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忘乎所以，以致对大俄罗斯工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事业也仇恨起来，哪怕只有一点儿，哪怕仅仅采取疏远态度，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会滚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潭。如果一个大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哪怕只是一分钟忘记了乌克兰人对于完全平等的要求，或者忘记了他们享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那么他同样也会滚入民族主义的泥潭，并且不仅会滚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潭，而且还会滚入黑帮民族主义的泥潭。

只要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他们就应该一同通过组织上最紧密的统一和打成一片，维护无产阶级运动共同的文化或各民族共

同的文化，以绝对宽容的态度对待用何种语言进行宣传的问题和在这种宣传中如何照顾一些纯地方的或纯民族的特点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任何鼓吹把一个民族的工人同另一个民族的工人分离开来的论调，任何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同化”的言论，任何在涉及无产阶级的问题时把某个民族文化当作整体同另一个据说是整体的民族文化相对立等等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应该与之作无情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