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元论和二元论”

彼·基辅斯基指责我们“对要求作了二元论的解释”，他写道：

“国际的一元论的行动，被二元论的宣传所代替。”

统一的行动是同“二元论”的宣传相对立的，——这听起来似乎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可惜，我们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我们就必须说，这和杜林的“一元论”一样，是口头上的“一元论”。恩格斯在反对杜林的“一元论”时写道：“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

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①

这就是说，只有那些在客观现实中是统一的事物、属性、现象和行动，才可以称为“统一的”。而我们的作者恰巧忘记了这件“小事情”！

第一，他认为我们的“二元论”就在于：我们向被压迫民族工人首先提出的要求（这里只是就民族问题而言），不同于我们对压迫民族工人的要求。

为了审查一下彼·基辅斯基在这里的“一元论”是不是杜林的“一元论”，必须看一看客观现实中的情况是怎样的。

从民族问题的角度来看，压迫民族工人和被压迫民族工人的实际地位是不是一样的呢？

不，不一样。

在经济上有区别：压迫民族的资产者用一贯加倍盘剥被压迫民族工人的办法取得超额利润，压迫国家的工人阶级有一部分人可以从中分享一点残羹剩饭。此外，经济资料表明，压迫民族工人当“工头”的百分数要比被压迫民族工人高，压迫民族工人升为工人阶级贵族的百分数也大①。这是事实。压迫民族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被压迫民族工人

（和多数居民）的勾当。

在政治上有区别：与被压迫民族工人比较，压迫民族工人在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占特权地位。
在思想上或精神上有区别：压迫民族工人无论在学校中或在实际生活中，总是受着一种轻视或蔑视被压迫民族工人的教育。例如，凡是在大俄罗斯人中间受过教育或生活过的大俄罗斯人，对这一点都有体会。

总之，在客观现实中处处都有差别，就是说，在不以个人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客观世界中，到处都有“二元论”。

既然如此，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彼·基辅斯基的所谓“国际的一元论的行动”这句话呢？

这是一句响亮的空话，如此而已。

国际实际上是由分别属于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组成的，为了使国际的行动统一，就必须对两种不同的工人进行不同的宣传：从真正的（而不是杜林式的）“一元论”观点看来，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只能这样谈问题！

例子呢？我们（两年多以前在合法刊物上！）已经举了关于挪威的例子，而且任何人也没有试图反驳我们。在从实际生活中举出的这一具体事例中，挪威工人和瑞典工人的行动所以是“一元论的”、统一的、国际主义的，只是由于瑞典工人无条件地坚持挪威的分离自由，而挪威工人则有条件地提出关于这次分离的问题。如果瑞典工人不是无条件地赞成挪威人的分离自由，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81 页，黑体是列宁用的。 —— 编者注

① 例如，可参看古尔维奇论美国移民和工人阶级状况的一部英文著作（《移民与劳动》）。

那他们就成了沙文主义者，就成了想用暴力即战争把挪威“留住”的瑞典地主们的沙文主义同谋。如果挪威工人不是有条件地提出分离问题，即社会民主党党员也可以投票和宣传反对分离，那挪威工人就违背了国际主义者的义务，而陷入了狭隘的、资产阶级的挪威民族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实行分离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挪威资产阶级（也同各国资产阶级一样）总是力求分裂本国和“异国”的工人！因为在觉悟的工人看来，任何民主要求（其中也包括自决）都要服从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譬如说，挪威同瑞典的分离势必或者可能引起英德之间的战争，由于这种原困，挪威工人就应当反对分离。而瑞典工人作为社会党人，只有在一贯地、彻底地、经常地反对瑞典政府而拥护挪威分离自由的情况下，才有权利和有可能在类似的场合进行反对分离的宣传。否则，挪威工人和挪威人民就不相信而且也不能相信瑞典工人的劝告是诚恳的。

反对自决的人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只会拿一些僵死的抽象概念来敷衍了事，而不敢彻底分析实际生活中任何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的提纲已经具体指出，在纯军事和战略的种种条件一定的配合下，波兰新国家现在是完全“可以实现”的①。无论波兰人或者彼·基辅斯基，对这一点都没有表示过异议。但谁也不愿意想一想，从默认我们是正确的这一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为了教育俄国人和波兰人采取“统一的行动”，国际主义者决不能在两者中间进行同样的宣传。大俄罗斯（和德国）工人应当无条件地赞成波兰的分离自由，否则在目前他们实际上就成了尼古拉二世或兴登堡的奴仆。而波兰工人只能有条件地主张分离，因为想用某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胜利来投机（像“弗腊克派”[173]那样），那就意味着充当它的奴仆。这种差别是国际的“一元论的行动”的条件，不了解这种差别，就等于不了解为了采取“一元论的行动”来反对比如莫斯科附近的沙皇军队，为什么革命军队必须从下诺夫哥罗德向西挺进，而从斯摩棱斯克向东挺进。

* * *

第二，我们这位杜林式一元论的新信徒指责我们没有注意在社会变革时期“国际的各个民族支部的最紧密的组织上的团结”。

彼·基辅斯基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决将消亡，因为那时国家也将消亡。这句话仿佛是专为反驳我们而写的！但是我们曾经用了三行字（我们的提纲的第 1 条的最后三行）说得清清楚楚：“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形式，

它将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②彼·基辅斯基在他的文章的第 3 节（第 1

① 见本卷第 562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561—562 页。——编者注

章）中，用好几页篇幅所重复的正是这个真理，——当然是为了“反驳”我们！——而且在重复时加以歪曲。他写道：“我们设想并且从来就设想，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严格民主〈！！？〉集中的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作为一部分居民统治另一部分居民的机构将会消失。”这是糊涂观点，因为民主也是“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的统治，也是一种国家。作者显然不了解社会主义胜利后国家消亡是怎么一回事，这个过程的条件是什么。不过重要的还是他的有关社会革命时代的“反驳”。作者先拿“自决的

信奉者”这个吓人的字眼骂了我们一顿，接着说：“我们设想这个过程〈即社会变革〉将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的统一行动，他们将打破资产阶级〈！！〉国家的疆界，拆掉界碑〈这同“打破国界”无关吗？〉，炸毁〈！！〉民族共同体并建立阶级共同体。”

请“信奉者”的严峻审判官恕我们直说：在这里讲了一大堆空话，可是根本看不到“思想”。

社会变革不可能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的统一行动，理由很简单：地球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居民，直到今天甚至还没有达到或者刚刚开始达到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关于这点我们在提纲第 6 条中已经讲了①，但是，彼·基辅斯基只是由于不经心或者不善于思考而“没有觉察到”，我们提出这一条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恰恰是为了驳斥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的言论。只有西欧和北美各先进国家才已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彼·基辅斯基在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一封信[392]（《〈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393]）中可以读到对这种实在的而不只是许愿的“思想”的具体说明：幻想什么“所有国家的无产者的统一行动”，就是把社会主义推迟到希腊的卡连德日[394]，也就是使它“永无实现之日”。

不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而是少数达到先进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无产者，将用统一行动实现社会主义。正因为彼·基辅斯基不懂这个道理，他才犯了错误。在这些先进国家（英、法、德等国）里，民族问题早就解决了，民族共同体早已过时了，在客观上已不存在“全民族的任务”。因此现在只有在这些国家里，才可以“炸毁”民族共同体，建立阶级共同体。

在不发达的国家里，在我们（我们的提纲第 6 条中）列为第二类和第三类的国家里，也就是在整个东欧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情形就不同了。这里的民族通常还是受压迫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民族。在这些民族中客观上还有全民族的任务，即民主的任务，推翻异族压迫的任务。

恩格斯曾拿印度作为这些民族的例子，他说，印度可能要进行一次反对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的革命①，——因为恩格斯同可笑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大不相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认为，在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

① 见本卷第 568—569 页。——编者注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353 页。——编者注

不必采取一定的民主措施，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消灭各个地方的民族压迫。无产阶级将改造它取得了胜利的那些国家。这不能一下子做到，而且也不能一下子“战胜”资产阶级。我们在自己的提纲中特意着重指出了这一点，而彼·基辅斯基又没有想一想，我们在谈到民族问题的时候强调这一点，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击退它的反革命企图的时候，不发达的和被压迫的民族不会等待，不会停止生活，不会消失。既然它们甚至可以利用 1915—1916 年的这场战争——它同社会革命比较起来不过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一次小小的危机——来发动起义（一些殖民地、爱尔兰），那么毫无疑问，它们更会利用各先进国家的国内战争这种大危机来发动起义。

社会革命的发生只能是指一个时代，其间既有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又有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的、革命的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平衡，而客观现实使我们看到，除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民族，还有许多在经济上不那么发达和完全不发达的民族。彼·基辅斯基根本没有从不同国家在经济上的成熟程度来考虑社会革命的客观条件，所以说，他指责我们“臆想出”某地应实行自决，实行上是诿过于人。

彼·基辅斯基煞费苦心地反复重述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摘来的引文，说我们应当“不是从头脑中臆想出，而是通过头脑从现有的物质条件中发现”使人类摆脱这种或那种社会灾难的手段。每当我读到这些重复的引文时，总是不能不想起臭名昭著的“经济派”，他们是这样无聊地⋯⋯咀嚼着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已在俄国获得胜利的“新发现”。彼·基辅斯基想用这些引文来“吓倒”我们，因为据说我们是从头脑中臆想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实行民族自决的条件！不过恰巧在同一个彼·基辅斯基那里，我们却读到了如下一段“不小心的自供”：

“单是我们反对〈黑体是原作者用的〉保卫祖国这一事实，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我们将积极反抗一切对民族起义的镇压，因为我们将以此同我们的死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彼·基辅斯基的文章的第 2 章第 3 节）

要批评一个有名的作者，要答复他，就不能不完整地引用他的文章的论点，哪怕是几个最主要的论点。但是，即使只是完整地引出彼·基辅斯基的一个论点，那也随时都可以发现，他的每一句话都有两三个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疏忽的地方！

彼·基辅斯基没有注意到，民族起义也是“保卫祖国”！任何人只要稍微思索一下，都会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因为任何“起义的民族”，

都是为了“保卫”本民族不受压迫民族的压迫，都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语言、疆土和祖国。

一切民族压迫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而遭受民族压迫的居民的一切反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如果说我们经常看到（特别在奥地利和俄国），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是空谈民族起义，实际上却背着本国人民而且针对本国人民，同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的交易，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批评民族运动，而应当反对缩小这一运动、使之庸俗化和把它歪曲为无谓争吵。顺便指出，奥地利和俄国的很多社会民主党人都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把自己对许多细小的、庸俗的、微不足道的民族纠纷

（例如，为了用哪种文字写的街名应当放在街名牌的上边、哪种文字应当放在下边而发生争吵和斗殴）所抱的正当的反感，变成否认支持民族斗争。我们不会“支持”摩纳哥某公国成立共和国的喜剧式的把戏，也不会“支持” 南美洲一些小国或太平洋某岛屿的“将军们”实行“共和的”冒险，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在重大的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放弃共和国的口号。我们嘲笑而且应当嘲笑俄国和奥地利各民族间微不足道的民族纠纷和民族争吵，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支持民族起义或一切重大的反民族压迫的全民斗争。

如果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起义是不可能的，那么彼·基辅斯基也就无权来谈论民族起义了。如果这种起义是可能的，那么他的一切关于“一元论”、关于我们“臆想出”一些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实现自决的例子等等无穷尽的空话，就统统不攻自破了。彼·基辅斯基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

如果“我们”“积极反抗对民族起义的镇压”（彼·基辅斯基“自己” 认为这是可能的事情），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行动是双重的，如果用我们这位作者所用的文不对题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二元论的”。（a）第一，遭受民族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同遭受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一起采取反对压迫民族的“行动”；（b）第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或其中有觉悟的一部分采取反对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和跟着它走的一切分子的“行动”。

彼·基辅斯基讲了许许多多反对“民族联盟”、民族“幻想”、民族主义“毒害”和“煽动民族仇恨”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这全是空话，因为作者既然劝告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我们不要忘记，作者认为这个无产阶级是一个了不起的力量）“积极反抗对民族起义的镇压”，他也就是在煽动民族仇恨，也就是在支持被压迫国家的工人“同资产阶级的联盟”。

如果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民族起义是可能的，那么民族战争也是可能的。从政治上说，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重大差别。军事史学家把起义也看作战争，这是完全正确的。彼·基辅斯基由于不加思索，不仅打了自己的嘴巴，而且也打了否认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有发生民族战争的可能性的尤尼乌斯和“国际”派的嘴巴。而否认这种可能性，就是否认帝国主义条件下民族

自决的观点的唯一可以设想的理论基础。

因为——什么是“民族”起义呢？就是力图实现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独立，即建立单独的民族国家的起义。

如果说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是一个了不起的力量（正如作者对帝国主义时代所预料的和应当预料的那样），那么，这个无产阶级下定决心，“积极反抗对民族起义的镇压”，这是不是对建立单独的民族国家的促进呢？当然是！

我们这位大胆否认自决“可以实现”的作者居然说，各先进国家的觉悟的无产阶级应当促进这个“不能实现的”措施的实现！

为什么“我们”应当“积极反抗”对民族起义的镇压呢？彼·基辅斯基只举了一个理由：“因为我们将以此同我们的死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个理由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死”这个有力的字眼，总之，在作者那里论据的力量被代之以严厉的响亮的词句的力量，被代之以“把木橛钉入资产阶级发抖的躯体”这类符合阿列克辛斯基风格的漂亮话。

但是，彼·基辅斯基的这个论据是不正确的。帝国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我们的“死”敌。这是事实。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忘记，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而帝国主义又比垄断前的资本主义进步。这就是说，我们应当支持的不是任何一种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并不支持反动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并不支持反动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起义。

这就是说，如果作者承认必须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起义（“积极反抗”镇压就是援助起义），那么他也就承认民族起义的进步性，承认在起义胜利后建立单独的新国家和划定新疆界等等的进步性。

作者简直没有一个政治论断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顺便指出，我们的提纲在《先驱》杂志[379]第 2 期上发表以后爆发的

1916 年的爱尔兰起义证明，说民族起义甚至在欧洲也可能发生，这决不是毫无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