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事落后，指导无方

清军在直隶地区有十二万人，加上四万勤王之师，共有十六万人，还有数万义和团配合作战。而联军总兵力最多时虽有十二万余人，但实际参战兵力仅有三四万人，每次大的作战行动，一般不超过两万人。在天津和北京等处作战时，清军在兵力上都占有两倍以上的优势，其所以屡战屡败，从军事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最高军事当局昏庸混乱。清廷在宣战以后，委任荣禄统筹战事， 与徐桐、崇绮、奕、载漪并军机大臣一起会商京师军务。从形式上看，这是清廷成立的最高指挥机构，但实际上这个机构处在慈禧的控制下，根本不能真正行使集中统一的指挥权。荣禄等人都是后党的核心人物，政治上唯慈禧之命是听，军事指挥上墨守陈规，颟顸无能。在战争过程中，经常消息不灵，情况不明，发布过时或不切实际的命令。如大沽炮台于 6 月 17 日晨已经

② 周恩来：《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 年 12 月

12 日。

失守，而朝廷却在 6 月 19 日发布了一个坚守大沽的作战命令。有时调动部队

朝令夕改，反复多变。如 6 月初命董福祥部往天津助战，而 6 月中又令其回

京围攻使馆区。又如从 6 月 15 日至 7 月 24 日的四十多天中，忽而令袁世凯带队来京，忽而令其原地驻守，忽而又令其派兵赴津作战。本来就不想参战的袁世凯，便乘机拖延推诿，事后也无法追究其责任。此外，部队调动缺乏应有的组织和计划。6 月 17 日，在决定宣战前夕，朝廷令各省派勤王之师赴京调用，但是，关于各部队到京的时间、地点、应执行的任务和隶属关系， 以及军械粮饷的供给等问题，均无明确的要求和周密的计划，致使各省勤王之师有的到京后不知所措，有的徘徊不前，有的半道撤回，有的一战即退， 一片混乱景象。

第二，作战方法保守落后。联军进攻津京的作战，基本上承袭 1860 年英法联军用过的老办法。如果清军汲取历史教训，采取积极的防御作战方针， 正面重点地部署守备兵力，同时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力于有利位置，协同守备部队夹击敌人，或主动攻击联军的薄弱环节，并有计划地和义和团配合，袭击敌人后方交通运输线，必然使远隔重洋的侵略军在人力物力的补充上日感困难，士气不断下降。经过多次打击，进而粉碎敌之进攻，夺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清军采取的是分兵把口、单纯防守的消极方针，在大沽、天津、北京各次防御作战中，都被敌人正面攻击与侧翼包围而一举攻破。同时，清军对于随着火炮的射速、射程和杀伤威力的提高而引起的作战方式的发展变化，缺乏认识，保守过时的战术，特别是在守城方法上，基本沿袭冷兵器时代的一套，因而尽管兵力居于优势，仍不免于失败。

第三，纪律松弛，赏罚不明。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涌现出诸如聂士成、董福祥等积极抗战的将领，由他们指挥的清军，能同义和团一起打击侵略者， 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在清军高级将领中，恐洋畏敌、惧战溃逃者居多数。他们对所属部队平时不认真加以训练，战时又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以致与敌接战，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统筹天津战事的裕禄，不但不能与天津城共存亡，反而在城破之前率先逃跑。宋庆受命后迟不赴津，到津后不仅不与联军作战，反而枪口对内，残杀义和团，天津失守后便一路狂逃至京。马玉昆由北仓败经河西务时，遇敌不战，径逃南苑。李秉衡曾上奏清廷，请求严明赏罚，惩办溃逃之将。清廷虽命李秉衡对败逃清军执行军纪，但又包庇宋庆、马玉昆等人，说他们“忠勇可靠”，并将马提升为直隶提督。相反， 清延对抗战比较坚决的聂士成却屡加贬斥；说董福祥“骄难用”；对李秉衡也多方掣肘。这种包庇重用败军之将，排斥打击抗敌将领的做法，自然也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十二章 抗击沙俄入侵东北的战争（1900 年 7 月—11 月）

1900 年夏，派兵参加八国联军侵华和最野蛮地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沙皇俄国，趁清廷京畿危急之际，又单独大量出兵侵入我国东北黑龙江、吉林、盛京（今辽宁）三省，以推行其罪恶的“黄俄罗斯”计划。侵略者铁蹄所至， 烧杀掳掠，罪行累累。为了抗击沙俄侵略军的疯狂入侵，东北军民和义和团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