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事思想落后，组织指挥笨拙，远不能适应近代作战的需要

随着新的作战工具的出现，“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①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对军事制度逐步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使之与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相适应。而经过了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清朝政府，虽然也通过购买和仿制近代武器而改善了军队装备，并多少进行了一些军制方面的改革；但由于社会制度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军事制度也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步。由于同样的原因，清军军事思想因循守旧， 墨守成规，因而组织指挥笨拙，远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形势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挥不统一，不能协调陆海军之间的动作，发挥整体力量。在海陆军联合作战条件下，只有实施正确的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才能在统一的战略意图下协调前敌各军的作战行动，发挥整体威力。日本军国主义一贯重视军队的建设和集中统一指挥，甲午战争前夕，又成立了直隶于天皇的战时大本营，作为海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统筹和协调与战争有关的重要事宜。为了集中使用海军力量，它建立了联合舰队，并调整了海军头目，以积极主张侵华的桦山资纪为海军军令部长，接替主张舰队取“守势运动”的原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在战争过程中，其大本营能及时了解和分析前线军情， 基本做到了从双方实际出发，实施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清军则不然。由于帝后党争不已，清廷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战争的组织指挥大权基本上操于李鸿章一人之手。他在慈禧的支持和庇护下，对主战派的意见和光绪帝的作战谕旨或者阳奉阴违，或者置若罔闻，迁延不办。因此，非但最高当局始终不能协调一致地统筹战争全局，制定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实施集中统一指挥，前敌各军也大多由于李鸿章的“因循怠弛”， 漫无布置，而互不统属，往往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综观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清朝海军与陆军之间、陆军各部之间，都不能进行密切配合。如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两次抗登陆作战中，北洋海军既未进行认真的海上侦察和巡逻，没有扰敌于上船、航渡、登陆等任何一个阶段，又未能向自己军队的濒海翼侧进行策应，配合陆军实施反登陆作战，因而迭遭失败。陆路各军的隶属关系更是紊乱。金州、旅大唇齿相依，但金州方面归奉天指挥，旅大方面由天津指挥。山东方面，全省防务由李秉衡负责，不受李鸿章的节制，而北洋所属各军又不归李秉衡指挥。前敌清军这种隶属关系上的错综复杂，势必

①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第 363 页。

造成作战指挥上的混乱，严重影响海陆协同和陆军各部之间的密切配合，以致为敌所乘，各个击破。

第二，缺乏抗登陆作战的起码知识。抗登陆作战，特别是半岛抗登陆作战，应考虑到敌人可能从正面强行登陆，更可能从侧后远方登陆，对主要攻击目标实行海陆夹攻。这是常识问题。然而，清朝最高军事当局对此却无明确认识，更无有效措施。在两次大的抗登陆作战中，都没有事先在敌人可能登陆的地段布置防御，也没有在旅大和威海军港的侧后实行坚守防御的得力措施。日军由花园口登陆时，由于地形不利，遇到不少困难，行动相当缓慢， 是清军实施反击，迫敌背水作战的有利时机。可是，无论陆军和海军，都没有及时发现，更未能半渡而击，或机动兵力，在滩头挫败登陆日军。当敌人由侧后抄袭金州时，守军除部分部队依托山地紧急修筑临时工事阻敌进攻外，仍未主动出击。金州南部地势狭窄，形似蜂腰，是旅大的陆路咽喉。清军未能及时调动部队坚守金州，扭转败局，以致旅大后方裸露，咽喉被扼， 建设多年的海军基地很快沦入敌手。事后，清军最高当局仍未汲取教训，在山东半岛的作战中重蹈覆辙，使日军得以沿袭进犯旅大的故伎，一举攻占威海，全歼北洋海军。

第三，不懂得正确使用海军。清朝海军军舰大多购自外洋，全部是新式装备，但是，组织编制和作战思想并无多大变化。北洋海军是整个海军的精华，其主要指挥官海军提督丁汝昌却不是海军出身，不熟悉近代海战原则。权力很大的外国雇员汉纳根等也是滥竽充数，并非真有本事。海军作为一个军种，本应有自己的作战计划，并应考虑如何实施海陆协同作战问题。日军渡海作战，夺取制海权是实现其战略方针的关键一着。中国海军为粉碎敌人的战略意图，则必须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必要的海上较量。从当时双方海军力量的对比来看，互有短长。中国四支海军如能在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 密切协同，不分畛域，集中力量对敌，与日本联合舰队争夺黄海制海权或局部制海权，特别是牢固控制渤海海峡，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使在黄海海战之后，中国海军仍可实行近海积极防御的方针，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为依托， 以旅大、威海各炮台的岸炮火力为后盾，采取陆海协同、岸炮与舰炮相配合的战法，在一定海域内游弋，监视和牵制日本联合舰队的行动，并寻找有利条件下的攻击机会。这样，便可发挥清军兵力优势和本土作战的长处，减煞敌海陆军队的进攻势头，甚至粉碎其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登陆的企图。可是，中国四支海军非但未能联成一气，而且唯一参战的北洋舰队也被李鸿章视为私产，借口“保船制敌”，实行避战自保的消极方针，放弃争夺制海权。而在日本联合舰队已经驻泊朝鲜西海岸港口，并急于寻求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之际，李鸿章等又令北洋舰队在思想和物资准备都不充分的情况下执行护送陆军赴大东沟的任务，结果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的袭击，造成了黄海海战的失利。之后，李鸿章故意夸大北洋舰队的损失，进一步压抑爱国官兵巡海迎敌的要求。旅大失守之后，北洋舰队株守威海，作茧自缚，偶尔出口巡弋， 西不过登州，东不过成山而已。这种避战自保，坐以待毙的消极方针，终于招致了北洋舰队的全军覆灭。

第四，忽视战略战役侦察。利用各种手段，诸如海上侦察、战场侦察、敌后侦察等等，及时准确地获取战前定下决心和战斗进程中实施正确指挥所必需的有关敌人的兵力配备、作战意图、主攻方向、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情报， 是保障作战胜利的首要环节。日军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战前对朝鲜全境

和中国东北等预定作战地域的地形、天候、海岸设防、军队编制、驻防情况等无不一一探明，了如指掌，并进行了充分的有针对性的战争准备。战争进程中，同样十分重视战略战役侦察，连续获取可靠情报，据以定下决心。清军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战争准备不足，对敌人的情况、战略意图等事先缺乏了解，战争过程中又忽视战略战役侦察，往往主观臆断，或被敌人的佯动所迷惑，以致对敌人主攻方向一再判断错误，造成极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