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宗教侵略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首先，它们趁清政府无力筹付对日战争赔款之机，三次强迫清政府以高折扣、重利息向外国银行借了约三亿一千万两白银的外债①，加上其它各项债款，共约五亿两白银。当

① [苏]鲍·亚·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1955 年俄文版第 34 页。

①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214 页。

②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77 页。

① 据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载，三 次外债是：1895 年 7 月向俄、法借款四亿法郎，折白银九千八百九十六 万八千三百六十九点八二两；1896 年 3 月向英、德借一千六百万英镑， 折白银九千七百六十二万二千四百两；1898 年 2 月向英、德借一千六百 万英镑，折白银一亿一千二百七十七万六千七百七十九点七八两。

时，清政府每年的收入约八千万两白银，支出约九千余万两，根本无法从国家的财政收入中逐次偿还外债和利息，只得以关税、厘金、盐课作抵押，同时用增加苛捐杂税和发行内债等办法，把财政赤字转嫁给农民、手工业者及中小厂商、中小地主。其次，各国还从攫取的铁路修筑权中获取高额利润。据不完全统计，自 1895 年至 1898 年，被它们攫取的铁路修筑权竟达一万零二百公里之多。同时，各国还通过在华开矿设厂及大量输出商品等渠道，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此外，帝国主义在华设立的银行，也从为其对华商品输出服务，变为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经济侵略中心。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垄断了中国市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受到压抑和摧残，广大农民、中小商人、运输业和手工业工人大批破产和失业。

在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帝国主义还利用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各国传教士即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窜遍我国的通都大邑和僻野乡村。到 1900 年，西方的天主教、耶稣教、东正教等， 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约四十个教区，六十多个教会，有外籍传教士三千余人， 中国教徒八十余万。在帝国主义各国的胁迫下，清政府给予传教士以各种政治特权。他们所到之处，拆庙毁寺，霸田抢房，敲诈勒索，包揽词讼，私设牢狱，无故殴毙贫民。他们还收买地主恶霸、地痞流氓入教，纵使这些人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地欺凌百姓。还有不少传教士，实际上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无孔不入地刺探中国的各种情报，有的还直接参与策划侵华活动。

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①供认，他对中国内地消息的探知，主要是由于天主教牧师的帮助②。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许多教堂都拥有武装，有的教堂内甚至藏有数门大炮和几百支枪。对于这些无恶不作的传教士，中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不断掀起反洋教的斗争，并逐步汇集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自戊戌变法③ 失败后，中国的朝政大权再次被泥古守旧的慈禧集团所控制，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不可能指望这样的政府抵御帝国主义的瓜分和侵略，只有自己起来进行殊死的斗争，以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生存。波澜壮阔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① 瓦德西（1832—1904），普鲁士波茨坦人。1866 年为陆军少校。 1870 年普法战争时为上校参谋长。1880 年升少将。1882 年升中将，任德 国副总参谋长。1888 年继毛奇（1800—1891）为总参谋长。1900 年升陆军 元帅。同年 8 月启程来华，后任八国联军统帅。1904 年 3 月死于汉诺威。

② 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 简称《义和团》——第三册，第 45 页。

③ 戊戌变法，亦称戊戌维新，系 1898 年（农历戊戌年）中国资产阶 级发动和领导的政治改革运动。1895 年清政府被日本战败后，中国民族 危机空前严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政治要求的康有为等，在北京发动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余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签订《马 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其后，康有为、梁启 超、谭嗣同等在各地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和报馆，大造变法图强舆论， 影响遍于全国。1898 年，光绪帝接受变法主张，起用维新人士，从 6 月 到 9 月陆续颁发维新法令，推行新政。9 月 21 日，握有军政实权的守旧 派头目慈禧发动政变（史称“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等 六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变法运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