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战争的爆发和双方战略方针一、战争的导火线

1894 年春，朝鲜全罗道爆发农民起义。在东学党的领导下，起义者举起“尽灭权贵”、“逐灭洋倭”的革命旗帜，反对国内封建剥削，反对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6 月 1 日，起义军占领全罗道首府——全州，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势力逐渐波及全国，朝鲜封建王朝惊恐万状。

东学党起义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借口侵朝的良机已到，不可失之交臂。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也向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建议：“东学党势甚猖獗，韩兵不能镇压，目下趋势必向清国请求援兵，清国政府必容纳此种请求。我国如欲保护在韩臣民，维持帝国均势，殊有出兵之必要。”①

中国方面，李鸿章开始并不主张出兵朝鲜，但当时清朝政府派驻朝鲜的商务大臣袁世凯积极主张派兵“助剿”，并援引日本驻朝使馆译员郑永邦所说“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②等语，鼓动李鸿章派兵赴朝。这样做正好上了日本侵略者的圈套，因为中国一旦出兵，日本便有了出兵的借口，进而把清朝政府拖入预设的战争陷阱中去。

6 月 4 日，李鸿章接到朝鲜政府关于“酌遣数队，速来代剿”①的正式请求，随即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连同已在仁川的“平远”号共计三舰），并命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二千余人，由海道赴朝。6 月 6 日，聂士成所率前锋九百人搭乘招商局轮船“图南”号自大沽出发，8 日抵牙山口后，换乘驳船，9 日于白石浦登陆，进驻牙山。叶志超自率后队一千五百余人，搭乘“海晏”、“海定”号，6 月 8 日自山海关出发，于 11 日抵达朝鲜，登陆后，与聂部合屯牙山县。在派兵赴朝的同时，按照中日天津条约的规定，由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将出兵情况通知日本外务部，并表明一旦完成镇压东学党起义后，随即班师回国。

在中国派兵赴朝之前，日本内阁会议已于 6 月 2 日作出决定，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名义出兵朝鲜，并立即下达秘密动员令。日本侵略者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政策，命正在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回朝鲜，由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以“护送”公使为名，直入汉城。接着，又悍然派出一个混成旅团（以驻广岛的第五师团第九旅团为基础，计有第十一和第二十一两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野战炮兵大队、一个工兵中队，以及辎重队、卫生队和两个野战医院，共八千余人），由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赴朝，占据汉城至仁川一带战略要地。海军则派出“松岛”（常备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的旗舰）、“千代田”、“高雄”、“赤城”、“筑紫”、“大和”、“八重山”和“吉野”等军舰，控制海港釜山和仁川，监视海面，并布设水雷障碍等。

在清军既已前去朝鲜，日军剑拔弩张，战争迫在眉睫之际，李鸿章并未采取紧急措施，做好应战部署，仍然寄希望于“以敌制敌”，徒劳地奔波于

① 日本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日文版第一卷，第 95 页。

② 《北洋大臣来电一》，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

—第二册，第 546 页。

① 《北洋大臣来电》，《中日战争》（二），第 547 页。

俄、英等国驻华公使之间，乞求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出面“调停”，结果四处碰壁。他明知“日兵分驻汉、仁，已占先著”①，非但不与抗争，反而于 7 月初将在朝军舰全部调回。这一行动，在战略上是一大失策。因为放弃仁川， 无异于给日军提供了由海道进犯中国的前进基地，并使牙山清军处于孤立无援的严重地位。

日本方面，挑起战争是其既定方针。当清朝政府以“韩乱”已息，要求根据中日天津条约同时撤兵时，日本政府不仅不同意，反而无理提出于涉朝鲜内政的所谓“改革方案”，故意制造纠纷。同时，日本政府又以默许英、俄等国的在华利益为条件，换取了列强在中日两国冲突中采取有利于日本的“中立”立场。7 月 14 日，日本政府见其阴谋外交得逞，而且军事上已占先着，便照会请政府，断然拒绝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兵的建议，反诬中国政府“有意滋事”，声言“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②，企图把中日开战的责任归咎于清政府。实际上，陆奥宗光早在 7 月 12 日即已电告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③随后，日本海军主力舰艇于佐世保军港集结， 成立联合舰队（由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合编而成，伊东祐亨任司令官），下分本队和第一、第二游击队。7 月 23 日，日军闯入朝鲜王宫，非法囚禁朝鲜国王李熙及闵妃，诱胁大院君李昰应主持国事，并强迫朝鲜宣布废除过去同中国所签订的一切条约。25 日，日军在丰岛附近偷袭中国舰船，并进犯牙山清军，正式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