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蒋介石：请朱、毛出洋； 周恩来：要你出洋如何

4 月 26 日，顾祝同派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周恩来见到顾祝同、张冲后，

把准备和蒋介石会谈的内容同他们先交换意见，并和顾祝同商议发放本月经费与寒衣问题、河西问题以及派人到鄂豫皖等苏区去等问题。

6 月 4 日，周恩来到达庐山。此时的庐山，风景如画，环境宜人，在一

片绿树掩映之中，坐落着蒋介石夫妇居住的别墅。周恩来到后，从 5 日至 15 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妻舅宋子文以及张冲参加。周恩来首先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细则共 52 条。他又向蒋介石申述来之前所准备的各项意见。在这些意见中，没有包括蒋介石提出的同他个人合作的问题。

对于周恩来的到来，蒋介石表现了热诚的欢迎，并盛情款待，为之接凤。然而在此背后的真实目的，则是要软化周恩来的立场，以让周接受他的主张。

蒋介石在这次会谈中的态度，同在杭州时相比，起了很大变化，给谈判设下许多新的障碍。本来，是他提出要中国共产党先商量提出一个合作的纲领来。这次，他却完全撇开周恩来带来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来，他提出了具体办法：

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组之，由我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也由同盟会加以讨论。

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

党。

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的关系，并由此

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的联合。蒋介石说完，看着周恩来说：

“恩来，怎么样，我对于你们够宽大的吧！只要你们真心实意与我合作， 我是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周恩来一眼就看出，这个办法的实质，显然是要在“国民革命同盟会” 的名义下，从组织上把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内。

蒋介石不等周恩来答话，又一气说下去，谈一些具体问题。对国共合作中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他也态度大变，推倒在杭州时做过的许多承诺。他虽表示：在共产党根据以前声明发表宣言后，政府就发表 3 个师的番号，人数为 4．5 万人；但在杭州时他曾答应红军改编后可在 3 个师以上设立的总司令部，这次却只答应“3 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

说到这里，蒋介石话锋一转，说： “国共合作，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毛先生、朱先生要出洋， 各边区

的武装也要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国民党政府派正的官长，当然可由共产党方面推择中央方面的人，边区自己推举副的，可由林伯渠担任，事情可由边区政府自己办。”

对于过去曾承诺过的允许共产党适时公开的问题，蒋介石不再提起，反而规定：

“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以共党名义出席，对其他各党派不必谈合作，由中央尽量收容。”

周恩来对蒋介石态度的变化，早有思想准备。他静静地听着， 待蒋介石说完，他已思谋好对策，当即表示：

“有关国民革命同盟会的组织，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后定；有关红军指挥机关和边区人事安排等问题，不能同意。”

接着，周恩来严词驳斥蒋介石的要朱、毛“出洋”的要求： “你这是要我们共产党群龙无首嘛！假如我们共产党提出要你出洋，你

将如何想！”

接下来，周恩来与蒋介石唇枪舌剑，反复争执，双方各不相让。周恩来看蒋介石要价太高，已不可能降低其要求，愤怒而退。

以后，宋子文、宋美龄、张治中往返周、蒋之间反复磋商，问题仍难以解决。

因此，这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6 月 18 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为顾全大局，又准备作出重大让步。在提出的新方案中，“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国共产党准备在 7 月中发表宣言，其内容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及上交蒋的方案为根据。“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 8 月 1 日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三个正规师，共四万五千人。”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在 7 月内自动实行，并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任副长官。

这个新方案，为了能够达成联蒋抗日的目的，尽可能地照顾蒋介石所提

的要求，做了重大让步，表现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博大胸怀。当然， 该方案也拒绝或限制了蒋介石一些极端无理的要求，为以后的谈判打开道路。

为使谈判能达成协议，周恩来在 6 月 22 日就红军指挥机关问题致电蒋介石，指出“唯三师以上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党中同志皆认非此实无法进行改编，尤以朱同志去留影响极大，务请鉴察此间实情，改变处置。”

但挟武力以自重的蒋介石仍然坚持原议。鉴于抗日形势日趋严重，为了尽快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准备再作出让步，同意改编后的红军以政治机关名义指挥，力争以朱德为政治部主任。这已是中国共产党所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做好准备，万一上述要求仍不能争得，只得在 8 月 1 日自行宣布改编。

1. 月 26 日，南京方面电邀周恩来再赴庐山，继续谈判。7 月初，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草案。7 月 4 日，他偕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为了部署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周恩来于 7 日到达上海。

就在他们到达上海的当天晚间，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何基沣指挥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神圣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第二天，即 7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中华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上海期间，周恩来同博古、林伯渠甩掉国民党的特工人员，秘密会见了为中共中央担任联络工作的地下党员潘汉年和准备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周恩来对他们说：

“要注意局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我国的全面抗战势在必行，不可避免。日本帝国主义想占领上海。用不了多久，上海和北平都会发生意外事件，形势会急剧变化。对此，我们思想上必须有足够的准备。我们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等都可以围绕坚持抗战这个总任务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同时，要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要充分利用上层的合法关系，联系广泛的群众，建立群众组织。我们主要要扩大党的政策和影响，团结积极分子，团结广大群众，开展既是合法也是群众性的抗日活动。放手搞群众工作，不能离开隐蔽的原则，要注意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抗战的斗争是长期、艰苦的，不要因一时顺利而忽视了积蓄力量。要注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既反对关门主义， 也反对冒险主义，不要大面积地搞群众运动，把力量一下子都暴露了。”

周恩来再三强调： “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

要隐蔽。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

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吸取了“四一二”政变时共产党人被蒋介石屠杀的教训，对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工作和群众运动的恢复与发展，如何既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又防备有朝一日蒋介石有可能的屠杀，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第二天，他以看戏的名义，来到黄金大戏院，实际上利用那里的一问办公室与上层民主人士、统战工作干部会面，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