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你们何不通过在苏的蒋经国做蒋介石的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个新的历史使命又在等待着周恩来。同国民党开始正式谈判。

本来，在“西安事变”过程中，蒋介石已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但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以后，周恩来如果再去南京，蒋介石能否恪守信义，已使人感到难以放心，非常关心周恩来安全的毛泽东于 1937 年 1 月 5 日和 6 日连电在西安的周恩来，指出： “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

2 月 8 日，南京政府的军队和平进驻西安。第二天，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到达西安。蒋介石委派他为国民党方面在两党谈判中的代表，以后又增派张冲、贺衷寒参加。中国共产党方面，以留在西安的周恩来为谈判代表，后来叶剑英也参加。

西安谈判由此开始了。

在两党敌对已持续 10 年、互相成见很深的状况下，谈判中应该采取什么方针？这是周恩来首先要考虑的问题。2 月 24 日，他在经过深恩熟虑以后，致电洛甫、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五项原则：

关于谈判方针，我意：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唯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 4 个师，每师 3 个旅 6 个团，约 1．5 万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四、红军改编后，共党组织饰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五、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

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天即复电同意，并且补充说：“关于阶级斗争，本

党当然遵守抗日救国之共同纲领，以抗日救国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天职，引导中国人民为此抗日救国的神圣任务共同奋斗，但国民党在改善民众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方面亦需有切实之努力，因民众由于政治经济生活之不堪痛苦而

起的斗争，本党实无力禁止。”

2 月 26 日，张冲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张冲最初是陈果夫、陈立夫的部属，后来成为陈立夫办理对苏外交及与中共谈判的副手，最后脱离“调查统计”工作，直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张冲由于才华出众、精明强干为蒋介石所器重，同时张冲又积极主张联苏联共共同抗日。临行时，他去向蒋介石请示机宜。蒋介石对于和共产党的谈判十分重视，似乎已胸有成竹，对张冲交待了谈判的底数：

“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公开；特别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容；红军可以改编为 3 个师 9 个团，不可再加。”

张冲一到西安，周恩来即约他谈话，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的某些用词表示遗憾，保留将来声明的权利；并就红军改编的具体问题继续同他商谈。

月 27 日，周恩来与张冲继续会谈。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了对双方来说都是最为关键的问题：红军的人数问题。周说：

“红军改编后的人数，至少要有六七万，以 6 个师计，每师 3 个团，总指挥部在外。”

张冲虽然是蒋介石所倚重的干将，并派其作为与中共谈判的代表，但张冲具有浓厚的爱国思想，真心希望国共能再度合作，携起手来共同对日。在谈判中，他也向周恩来交了蒋介石的底：

“蒋介石、顾祝同并非轻视红军，而是恐其壮大，所以，红军改编后只能编四万人。”

周恩来回答不能接受，并请张冲从速解决接济红军给养和停止进攻西路军的问题。

月 1 日、2 日，周恩来与张冲继续商谈。张冲对红军持同情态度，提

出红军主力可以编 4 个师 16 个团，另编两个徒手工兵师 8 个团，共 6 万人。这时，张冲向周恩来建议：

“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此时正在苏联学习，听说还参加了共产党。你们何不通过在苏的蒋经国做蒋介石的工作。若是他肯帮着你们说话。或许会有希望。”

周恩来对张冲连声道谢后，当即返回住处，将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建议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商量。

由于张冲提案与红军实力较为接近，3 日，洛甫、毛泽东即复电周恩来：同意张冲对红军改编问题的意见。

但是，南京政府对此寸步不让。4 日，张冲不得不告诉与他会谈的周恩

来：

“南京政府来电只允许中共部队改编为 3 个师 9 个团。”

周恩来对此坚决反对，张冲不得不作出让步，双方达成了红军改编为 3

个步兵师、2 个工兵师共 6 万人的协议。虽然这一协议由于南京政府从中作梗最后未能实行，但张冲对中共的同情已可见一斑，因此赢得了周恩来的好感，奠定了俩人日后友谊的基础。

经过反复磋商，双方意见逐渐接近。3 月 8 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会谈。彼此认为许多意见大体已趋一致，决定将 1 个月来的谈判做一个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当晚电告蒋介石做最后决定，以便执行。这便是“三八协议”。

事情在最初似乎进行得还顺利，但波折很快就到来了。

当周恩来把他起草的“三八协议”草案提交顾祝同后，两天没有消息。3 月 10 日，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一起修改这些条文，11 日，突然由贺衷寒另行提出一个修改案，对原已达成的协议作了重大改动。其中提出：

红军改编为 3 个师，每个师的人数只能有 1 万人，共 3 万人，要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政府逐渐派人充当；“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各省，并取消“民选制度”一语，改“民选推荐”为“地方推荐”。一句话，就是要把红军和苏区完全置干南京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在善后事宜中，也将停止进攻河西红军（注：指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西渡黄河而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一部分红四方面军和红五军共两万余人）一条删去。

对于贺衷寒的这一节外生枝，周恩来马上看出了其葫芦里在卖什么药，当即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贺衷寒的这一方案，“意在利用这一机会，束缚我们愈紧，即愈难在蒋面前讨价，特别是以河西问题胁迫我们。”他着重点明：“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

中央书记处在 12 日复电指出：“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电报最后说：“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只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根本破裂。”

在周恩来和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都未提到张冲，可见张冲是没有参与贺案的。

周恩来知道张冲对联苏联共持积极态度，也为了分化顾、张、贺，便甩开顾、贺，于当晚单独约见张冲，指出由于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的可能。要他以原提条文电蒋介石，否则只有请张冲回南京见蒋。同时，为了不把话说死，也表示：

“我党只是不承认贺案，对于两党团结救国和拥护蒋委员长的根本方针，并不因贺案而动摇。”

事情至此已很清楚：这些问题不是西安的国民党谈判人员所能解决得了的，需要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由他向国民党方面“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

这样，历时一个多月的西安谈判告一段落。

但是这一段的谈判并没有白费。它毕竟使国共两党开始了初步的接触。双方也达成了一些协议，如红军改编成 3 个师，在西安设立中共办事处等。

从 3 月份起，国民党开始接济红军的军饷。周恩来在 3 月 14 日还同国民党将领、原黄埔军校学生李默庵、关麟征等会晤，他们都向周恩来表示不愿内战。3 月下旬，周恩来亲抵杭州，与蒋介石直接谈判。

在这一阶段谈判时期，有一件事对张冲的思想影响很大。那就是 1937

年 5 月，张冲随国民党组织的考察团访问延安。延安军民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所表现的朝气蓬勃的精神耐貌，满腔热忱的抗日主张，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都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久居都市、沉浮宦海的张冲为之耳目一新。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与他的几次长谈，气氛友好，关系融洽。中共领袖一切从抗日大局出发，一切从民族利益出发的伟大胸怀，以及光明磊落的态度使张冲深受教益，切身体验到中共为国为民的殷

殷诚意；而周恩来豁达大度，不咎既往，不记个人怨仇的高尚品格，更使张冲十分感佩。事后，他悄悄告诉好友：“中国不会亡，民族大有希望，人民大有希望，这是我去陕北后亲自领略到的。”这说明，他的思想、感情与国民党里的亲日派、顽固派已有了明显差异。

张冲此次延安之行，做了一件少为外人所知的事情，那就是与中共建立了秘密的电台联系。此前西湖会谈时，蒋介石就已将一部密码交与周恩来带回陕北，以供两党联络之需。

电台既已建立，张冲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后，就亲自布置中统香铺营电台与延安定时联络，沟通信息。凡有陕北来电，张冲必守着译电员译好，随即拿去面交蒋介石。蒋介石有什么答复，口授要点后，他当即拟成电文，待蒋点头认可后，立刻赶到香铺营电台，守着译电员译码，等到报务员发完后才放心离开。

一天夜里，张冲拿来蒋介石给毛泽东、周恩来的回电交给译电员潘眠石后，因身体不适离去。谁知电报只发了一半，译电员就去睡觉了。次日清晨，张冲到电台一看，大惊失色，狠狠地训斥：

“你们知不知道这电报关系着抗日救国的大事？关系着民族存亡的大事！并且，这是蒋委员长亲自字斟句酌修改的要电，如果不给我即刻发出去，我要找你们算账！”

电讯人员看到平时和颜悦色的张冲如此声色俱厉，感到问题严重，马上用多部发报机一齐呼叫陕北，叫不应也把电文发了出去。一小时、两小时、半天、一天⋯⋯直到第三天早晨，延安才突然答应呼叫：

“你们发的‘盲电’都收到了，当即送给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昨天因为我们的发报机发生故障，只能收报不能发报，所以无法答应你们的呼叫。”至此，张冲才如释重负，向电讯人员拱手道：“你们辛苦了！” 带着

笑意离开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