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共建动委会

10 月 12 日，周恩来向阎锡山提出：我军游击战的目标在保卫

山西，这对支持华北抗战有重要作用，请阎司令长官放手武装民众，布置全省的持久战局。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山西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协助北方局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发动民众，进行地方政权的建设。这当然也必须征得阎锡山的同意，同其达成某些协议。

此时山西有一个重要的抗日团体叫“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它以统一战线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组建并领导指挥下的革命组织。它成立于 1936 年 9 月 18 日，会长是阎锡山，总干事是阎的亲信梁化之，但在实际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一开始就是宋劭文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党员薄一波到山西后， 11 月上旬到牺盟会工

作，名义上担任牺盟会秘书，实际上负责该会的工作。 1937 年 2 月间，牺盟会改选，7 个常委中除梁化之外，其他六人（包括薄一波）全都是共产党员。这就为我党进一步掌握这一组织奠定了基础。

当八路军开入山西时，晋北沦陷区的旧政权由于战事动乱已经瓦解。这时，遍布山西各地的牺盟会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八路军、牺盟会出面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主持各地区的工作。它吸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参加，起了临时政权的作用。

9 月初，周恩来在太和岭口第一次会见阎锡山时，即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经过商谈，阎锡山同意在晋北和绥远、察哈尔沦陷区成立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以实行战争的充分动员和游击战争的组织工作，八路军派代表参加。这时，阎锡山的心情是有矛盾的：随着日本侵略军深入山西，他觉得需要发动民众来进行抗战，但又不愿给群众以实际利益，更担心这样搞下去，山西沦陷的地方今后就难以由他把持了。

周恩来可谓洞若观火，明察秋毫，早已估计到了阎锡山的这种矛盾心理，事先即找薄一波做了研究，让薄一波去说服他。薄一波此时尚未暴露中共党员身分，只是以进步青年的面目出现，就向阎锡山解释说：

“现在把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很大的人情，同时还可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反而连个人情也落不到。”

薄一波精明干练，年轻有为，颇得阎锡山的好感，这一番话处处为阎锡山着想，阎锡山权衡半天，认为也只得如此。几天以后，周恩来派共产党员南汉宸带着草拟的“战区动委会”工作纲领，到太和岭口见阎锡山。阎锡山仅仅做了几处修改后，就批准了这个纲领。9 月 20 日，他正式公布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由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八路军代表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部长。

可以说，战地动员委员会是抗战实践中，在周恩来的提议和推动下，与阎锡山一起，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形式。

对于怎样开展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党内最初有过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认为如果不执行洛川会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而执行错误方针的就是汉奸；如果不执行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方针，参加工作的干部就要辞职或不去工作；应该用共产党的名义参加山西政权，如果阎锡山不接受，就公开批评。

对于这种不分时间、地点，不分析具体情况，机械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做法，周恩来在中共北方局会议上进行了批评，他说：

“能否在晋绥以共产党名义参加政权，这必须取决于南京；现在八路军在第二战区即将成为政权的重要力量，以八路军代表参加和领导战区动员委员会最为适宜，便于使新的政权组织逐渐取替旧的政权机关；党员个人参加这个工作的，在抗战中须力争我们主张的实现，而不是辞职；如果当局违背抗战方针当然应该坚决反对，否则就应该协商进行；许多事要积极地推动阎锡山去做，争取他所许诺的事能够兑现；对事可以公开评论，但暂时不要点名批评人。”

周恩来的这一番讲话，可谓达到了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和谐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9 月 14 日和 25 日，周恩来曾两次向中共中央报告自己的意见。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北方局内部统一了认识。中共中央也肯定了周恩来的这些意见，在《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认为战地动员委员会这样的统一战线组织可以使共产党“经过国民党的这种共同行动，以达到国共两党的合作。”这无疑是对周恩来创造性地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种充分肯定。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各级组织在山西普遍建立起来。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党组织的急躁情绪仍没有完全克服，由于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理解得还不透彻，有些人只愿单干，不愿同党外的左派和中间派合作；在组织上，不善于运用战委会的名义，不愿参加牺盟会，处处想以八路军的面目出现；在工作方式上，形成包办代替，开群众会时不加区分地笼统地骂晋军，引起了晋军的反感；对于友军、同盟者的真正错误，又不懂得批评和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

阎锡山对共产党八路军本来就有戒备，害怕左派同共产党接近，担心群众倾向共产党，而中央军又有倒阎的动作，因此，他对战委会逐渐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在 10 月 14 日致电洛甫、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他认为：从大局看，要推动阎锡山前进。在共产党方面，要以团结反对分裂，以信任反对挑拨，以争取合法反对取消。策略是：巩固左派，联合右派。具体办法是：凡是可为阎接受者，尽量向他建议，由他出头去办，影响他周围

的人，以改变其内部成分；战委会的活动范围可暂限于指定县份，不必再求扩大；对民众的动员名义一律通过战委会、密切同牺盟会、教导团等的合作。他还表示：要同阎锡山、梁化之作进一步的恳切谈话，提出双方的共同前途，祛除他们的怀疑与恐惧，改变他们的一些不正确的观念，以取得彼此信任，推诚相见。

19 日，洛甫、毛泽东复电：山西须坚持与阎合作，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按照一定政治原则与阎及其部下合作，对原则决不让步，对执行此原则的方法必须十分讲究，不可锋芒太露，引起晋军分裂。

在山西，除统一战线组织牺盟会外，还有以牺盟会为核心组织起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实际上是一支由我党掌握的武装，牺盟会、决死队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薄一波等共产党员手中，周恩来十分关心它们的发展。在牺盟会召开的全省代表大会上，他做报告，勉励他们做好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保卫山西，保卫华北。10 月 18 日，周恩来、杨尚昆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要求凡在八路军驻地及其附近，如有决死队、教导团驻扎，不管他们有没有党的关系，都应该以积极精神争取和影响他们，同他们密切合作。即使下层有些摩擦，也应力求协调。电文最后说：

我们必须组织和发展这一左派力量，方能推动阎之进步。并请检查上述工作，是否有过左和关门的错误。

这时，中共中央已连电催促周恩来回延安开会。毛泽东在 11 月 5 日的

电报中说：“周须速回延安开会，以便在月底赴长江流域活动。”周恩来在分别同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和朱德、任弼时等晤商后，离开工作了近 3

个月的山西，于 25 日和彭德怀回到延安。

周恩来在山西的三个月，也是公开与阎锡山谈判的三个月。在这些商谈中，周恩来与阎锡山有斗争有合作，以斗争推动合作，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和谈判技巧。通过这些商谈，周恩来正确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了阎锡山在山西的抗战，在山西初步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局面，为其后抗日战争在山西的进一步开展，发展壮大抗日力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