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周恩来愤怒赋诗巧揭事变真相， 蒋介召气急败坏大骂戴笠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没几天，大约是 7 月 10 日，便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情：右臂因坠马而受重伤，为粉碎性骨折。于 8 月 27 日离延安赴苏联治伤，

1940 年 3 月 25 日回到延安。周恩来这次回到国内，在延安停留了一个半月， 便又踏上征途，前往重庆，继续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并开展了新一轮与蒋介石的谈判斗争。

为什么周恩来要这样匆忙地赶往重庆？原因是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正在日趋险恶。1939 年底，当周恩来在苏联疗养的时候，国

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进攻在华北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这次进攻被击退后。他们紧接着又酝酿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

到重庆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正式谈判。 6 月初，周恩来会见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说： “中共诚意抗战并拥护蒋先生，而国民党却在抗战中实行反共溶共剿共

政策，这只能帮助敌伪。所谓中共要举行暴动推翻国民党，完全是造谣。中共是要发展的，但主要是在敌占区同敌伪争取群众。中共诚意希望合作到底， 而有人却想分裂，准备投降，请蒋先生明察。”

蒋 介 石 听 后 ， 干 咳 两 声 ， 说 ： “对于抗战团结都是有决心的，任何困难决不畏惧，国共间的一切总是

都可以解决，但军事上必须服从命令。”

蒋介石表述了自己始终如一的信念，就是都要听他的。

周恩来针锋相对，说： “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服从，另一方面不应拿命令来胁迫。” 蒋介石看周恩来硬起来，就推托说：

“这已是过去的事了。”

这次谈判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做了报告。他认为，蒋介石对国共破裂尚未下最后决心，但投降的危险日益严重。

接着，周恩来同国民党当局的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进行了多次商谈。当然何、白都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进行。主要谈三个问题：一是陕甘宁边区问题。中共主张按现状划界。国民党却只承认边区包括 18 个县。二是

军队的编制问题，中共要求八路军编为 3 个军 9 个师，新四军编为 3 个师；

国民党只准八路军编为 3 个军 6 个师加 9 个团，新四军编为 2 个师。三是划分作战区域问题。这是这次谈判的中心问题。国民党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都开往旧黄河北岸。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企图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发展，并使日本军队有可能在狭小的圈子里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当局十分狡猾， 声称“划界”是为了避免摩擦，想用这种说法博得中间派的同情。

周恩来一眼就看穿了其中暗藏的恶意，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于是他表示，原则上同意划界，但必须实现六个条件：一、各党派在全国的合法权；二、人民在全部敌占区的游击权；三、八路军、新四军有正规军的足够战区（华北五省）；四、八路军、新四军有足够的补给；五、中共有冀、察两省的行政领导权和其他游击区的政权；六、八路军、新四军有发展的保证

（扩充补给）。

所有以上这些，当然都是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的。7 月 16 日，国民党方面提出一个“提示案”，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八路军和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

蒋介石由于本无诚意，在周恩来将球踢给他之后，其嘴脸就一下暴露无遗。他事实上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要求。中间派的同情又倒向共产党一边。双方的谈判陷入僵持状态。

7 月 27 日，周恩来飞返延安，就出现的新情况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进行研究。这次回延安，毛泽东提出：国民党区域的党，均由恩来全责管理， 以统一党的领导。在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磋商后，8 月 25 日，周恩来经兰州回到重庆。 28 日，他同蒋介石、白崇禧进行会谈。虽然周恩来表示愿作让步，蒋、白却寸步不让，仍坚持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一律开到旧黄河以北，游击队留在当地交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周恩来只得加以拒绝。

不久，周恩来又同何应钦进行一次会谈，仍然没有取得进展。

为打破僵局，9 月间，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对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

这些提议，也被蒋介石搁置起来。

会谈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尽管共产党方面有着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国民党方面抱着僵硬的态度，国共两党的关系一时难以取得改善。

“皖南事变”前夕，周恩来继续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谈判新四军北移问题，只要事件还没有发生，他仍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他和叶剑英同刘斐、张冲举行多次会谈。主要内容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在陕北、皖北和苏北的军事行动；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警告国民党如不停止进攻应负国共破裂的责任；要求推迟新四军北移的限期。

就在这时，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来电，谈及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包围情况。接到项英来电后，周恩来马上写信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列举国民党在各地的反共事实，特别提出新四军皖南部队已整装上道，但一切补给无着，而国民党的军队却步步进逼，造成对新四军的半包围形势，使它失去渡江北移的可能，要张冲急报蒋介石予以制止。

12 月 25 日，周恩来应邀去见蒋介石。这一天正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 中获释的四周年。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蒋以极感激的神情谈话。”

蒋介石一开始便对周恩来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 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接着，他又假惺惺地说：“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 16 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

来罢软的，蒋介石又来硬的，他以威胁的口吻说： “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

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 1 月底，绝不进兵。至于政治问题，都好解决。” 周恩来静静地看着蒋介石的表演，待蒋介石说完，当场予以驳斥。

周恩来在第二夭向中共中央报告时说：“我对蒋的挑拨及攻击我们的话，均当场答复了。”他冷静地指出：蒋的许多承诺是“靠不住”的，“其实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

在电报里，周恩来一针见血地写道：

张冲回去，认为出乎意外的满意。我倒认为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

周恩来确实把蒋介石给看透了，其估计十分准确。事实上，蒋介石要用武力把八路军、新四军驱赶到黄河以北决心已定。尽管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大努力，局势仍在迅速恶化。12 月底，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国民党准备围攻新四军的部队已分别开到指定地点，构筑碉堡工事，基本完成对新四军的合围态势。但项英仍动摇迟疑，没有坚决行动，以至贻误了突围北上的时机。就在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时说了那么多“好话”之后不到十天，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1941 年 1 月 4 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调。6 日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 8 万人的袭击。经七昼夜激战，除 20DQ 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项英遇难。

周恩来获悉新四军陷入重围时，立刻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接着，又直接质问蒋介石：向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在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上，《新华日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华日报》在从汉口迁到重庆后，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 经常在周恩来指导下工作。1 月 11 日，《新华日报》社举行创刊三周年庆祝活动，周恩来到会讲话。正当他讲话的时候，南方局机要员送来中共中央的急电。周恩来看完，立刻用沉痛的语调宣布新四军局势严重。这时，饭厅里

灯突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才亮起来。周恩来借以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

“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 他接着说：

“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到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

当晚，周恩来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的方针。决定组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以及社会各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接着，周恩来写信给蒋介石，义正同严地要蒋介石命令国民党部队立即撤围，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他在信中说：否则新四军渡江无路，后退无援，只有突围四周，散于民间，战于敌后，以求生存。

但是，蒋介石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仍然一意孤行。

1. 月 17 日晚，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把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得知后，立刻义愤填膺地打电话给何应钦，厉声痛斥：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接着，同他驱车来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再返回红岩。

当晚，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会议，仔细估计国民党命令公布后的局势，研究如何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这一破坏团结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为“皖南事变”所写的题词。

其时，国民党有着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报纸稿件都需事先经过审查， 有关“皖南事变”的记载全部被扣。他们还不放心，那天晚上 10 点多钟，新闻检查所来到《新华日报》社，，坐等审查第二天《新华日报》的大样。为了对付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报社准备了两种不同版面：一种是给新闻检查所派来的人看，上面没有周恩来的题词；另一种是刊登有周恩来的题词手迹。周恩来在红岩办事处把题词写好后，派副官立刻送往报社，并且指示： 要报社加强编排和制版力量，组织好发行力量，务必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以前，将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周恩来的题词共两条。第二版占六栏版面的是：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在第三版占五栏地位的是一首诗：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血泪相和、满含悲愤的 25 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就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抗议。报社将题词刻成木版后，立即拼版，加速印刷。黎明前就把印好的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红岩山偷运进城，送到读者手中，当国民党顽固派

发现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来题词手迹的报纸时，大批报纸早已冲破山城的浓雾传遍了全城，轰动了整个重庆。这天的报纸，上午就在市内销完，每份后来增卖到五角，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

据说，蒋介石收到报纸后，气得不住地“娘希匹、娘希匹”的破口大骂， 并把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叫去厉声训斥一顿。

1. 月 2 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

   “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王。”

为了彻底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在外交方面，周恩来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英美政府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本来是赞同的，但又害怕由此引起中国的大规模内战，不利于他们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利用英美政府的这一心态，周恩来进行外交斡旋，让其对蒋介石施压，因为蒋介石是亲英美的，靠英美支持的。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请周恩来到自己家里面谈后，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处理问题不要操之过急，以免迫成事变。英国政府收到卡尔报告后，也告诉蒋介石说：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2 月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来华访问。他提出要见周恩来。14 日，同周恩来会见。周恩来针对美国因担心日本南进而急盼中国内部团结抗日、以便牵制日本兵力的心理，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而便于日军南进。

居里向周恩来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他也承认：要是没有内外压力，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如果内战扩大，抗战将更不可能。随后，居里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居里在离渝前的一次公开讲演里，又对国民党提出批评，他说：“中国应有自下而上的彻底的民主，必须改变腐败的政治机构。”

美国在援助国民党问题上的态度发生这样骤然的变化，对国

民党是很大的压力，使宋子文“甚以此为虑”。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认为。目前剿共不是“最良时机”，主张严令国军不妄发一弹以防引起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蒋介石也一时慌了神，他在 2 月 1 日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 “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产党蛊惑，援华政策， 几乎动

摇。”

这从反面说明，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外交施压，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周恩来还动员国际舆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斯特朗（美国记

者）回到美国后不久，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并附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斯特朗立刻通过纽约一些报纸和

《美亚》杂志，披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苏联政府也明确表示了态度。国民党驻苏大使邵力子原定于 1 月 17 日晚举行宴会，莫洛托夫已答应出席。“皖南事变”的消息传来，苏联外交部建议宴会改期。邵力子到苏联外交部去解释。洛佐夫斯基副部长批评说：

“苏联人决不做可使敌人快心的事。请问大使阁下，日本人对此事高兴

否？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敌人快心之事。”

在重庆，周恩来同苏联驻华使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他们向蒋介石施压。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先后向何应钦、白崇禧等提出质问。蒋介石这时还需要取得苏联的援助，只得要张冲和王世杰分别宴请潘友新和崔可夫进行解释。

1 月 25 日，潘友新会见蒋介石，向他指出： “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他要蒋介石注意： “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效果。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国内外舆论一片责难，英、美、苏三国政府不断施加外交压力。此时的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在 3 月 14 日约见周恩来。为了制造一种暖色调的气氛，蒋介石特意安排宋美龄坐在一旁。蒋介石这次谈话的目的在于和缓对立空气，他不再有前一时期那咄咄逼人的气势，一开始就向周恩来表示：

“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开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 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

周恩来将新四军事件和近来各地政治压迫的状况说了一遍。蒋介石对新四军事件有意置而不答，对各地的政治压迫则推说：

“这都是底下做的，不明白我的意旨。”

对周恩来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新华日报》问题、释放李涛等人、发护照等等，蒋介石表示都可以做到。周恩来又提到防地、扩军问题。蒋介石对防地问题没有回答、但也没有再讲开往黄河北岸的事，而是含糊其辞他说：

“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

为进一步表示缓和， 25 日，宋美龄又出面宴请周恩来和邓颖超，蒋介石、贺耀组，张冲也在座。周恩来再一次谈了停止军事进攻和制止政治压迫等问题。当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

今天见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

在这以后，国共关系趋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这一次国共斗争，是两党力量的一次大检阅，中间波涛汹涌， 高峰迭起，引起全国及全世界的注目。在斗争中，周恩来始终处于第一线，折冲樽俎，纵横捭阖，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斗智斗勇的较量。